烏俄戰爭的勞工困境：被市場經濟出賣的烏克蘭勞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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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在戰火中的烏克蘭，政府以扶持受戰爭重創的經濟為由，通過了將對勞動階層產生巨大影響的「編號5371法律」。未來大量勞動人口須在無勞權保障的狀態下，靠自己與雇主談判所有勞動條件。事實上在俄烏開打前，烏克蘭因欲靠攏西方而簽訂的歐盟聯絡國協定即「預言」了經濟結構轉型後，勞工勢必將受到壓迫。政府為何更進一步棄守勞工保障的底線？向來標榜人權價值的歐盟，此刻又為何靜默不語？戰爭與否，勞工是否永遠是被犧牲的群體？）

今年八月，正當烏克蘭戰爭仍然佔據全球關注焦點的同時，一條對於烏克蘭境內經濟與社會體質具有重大影響的法律，在該國總統澤倫斯基簽署後生效，全球各大主流媒體卻很有默契地無視這項議題。這條「編號5371」的法律免除所有僱用人數少於250人的中小型企業適用勞動法的義務。從今以後，高達七成的烏克蘭勞動人口必須在毫無最低基本勞權保障的情況底下，自行與雇主談判個人勞動契約裡的一切內容，包含工資、工時、及資遣條件等。

此一改革不僅大幅度地免除國家的社會中介義務，也直接架空了工會的角色，使其不能再針對各種勞動條件進行集體談判，也無法再為職場解僱的合法性把關。也就是說：法律不再承認勞工有作為一個整體的階級利益，勞資之間事實上不對等的權力關係不再被法律看見，取而代之的是個人自由主義的預設與幻想。

在當前烏克蘭失業率受戰爭影響攀升到史無前例的35%的情況下，新法律的施行使得求職者的處境更加雪上加霜。5371號法律不僅意味著烏克蘭政府揮別蘇聯時代勞動法規的決心，更展現其轉型為市場經濟體制的強烈企圖。但是此一手段是否太過極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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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各界對於該法的批評，由「人民公僕黨」主政的烏克蘭政府主張，這是為了扶持受戰爭重創的企業與經濟的必要措施。也因此，該法的施行期限僅至國家解除戰時例外法制為止。然而實情是，此一施行期間的規定是在工會施加的強大壓力下，於審議前最後一刻才加上，主政黨原本的版本根本無此意圖。而且早在2021年，也就是戰爭尚未爆發之前，政府就嘗試推出該法案——可見5371號法並非因應戰時需求而生，而是國家近幾年來推動經濟結構轉型的一環。

事實上，過去幾年政府推出的各種與勞動及社會福利相關的改革法案，都在工會及人民的強烈反對之下無疾而終，反而在戰時體制禁止集會遊行的情況下才有機會趁勢通過；另一個將「零時合約」（無最低工時保證的契約）合法化的法案，也是在同樣的背景下通過。

或許由於事關烏克蘭的內政、而無涉與俄羅斯之間的戰事發展，此一消息在國際間似乎僅在與國際工聯有關的平台、及小眾非主流的左派媒體或非政府組織之間流傳。另一方面，又或許在所謂的「全球自由民主陣營」新自由主義的意識型態早已普及化，許多人會認為經濟要發展，勞動力市場的管制鬆綁有其必要，因此這項消息並不具有什麼新聞的價值。

然而，假若我們真的關心這場戰爭及它將帶來的影響發展，或許也應該要關心正發生在烏克蘭社會內部的事，不只是因為這關係到烏克蘭境內人民的生存境況，也因為這事實上只是整個歐洲經濟秩序的規劃的冰山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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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備受爭議的「5371號法律」是烏克蘭國內自行通過的法律，但背後是為合乎與歐盟簽訂的國際條約「聯絡國協定」規範（European Union–Ukraine Association Agreement）。然而在這個義務之下，5371號法律鬆綁勞動法規的程度，已遠超過協定的要求。若歐盟在協定上已對烏克蘭要求過度，為什麼澤倫斯基政府選擇「追加討好」？

事情要回到2013年11月，時任總統亞努科維奇（Viktor Yanukovych）在最後關頭放棄與歐盟之間的聯絡國協定，親歐民眾為此發起示威，最終釀成「廣場革命」，並於隔年2月成功扳倒其政權。繼任的波洛申科（Petro Poroshenko）政府重新啟動與歐盟的談判，同年陸續簽署協定各部分、並在2017年正式生效。廣場革命所代表的政治動盪，意味著烏克蘭內部的歐俄矛盾來到了最高點，無論是在社會共識層次或是國際關係層次，親歐與親俄的選項之間似乎容不下任何平衡點。面臨社會撕裂之際，烏克蘭於是斷然地往西邊傾倒。

面對莫斯科的強烈反彈與軍事威脅，參與革命與親歐的烏克蘭人或許認為他們追求的是自由、民主、反貪腐等價值。但是他們或許不知道，他們當初上街所積極爭取的，正是他們後來再次上街反抗的原因：烏克蘭轉向市場經濟體制而大舉改革勞動法規，某程度正是為了達成聯絡國協定當中對於自由貿易與穩定投資市場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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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千多頁的聯絡國協定說了什麼、該如何解讀？

從協定誕生的背景下手，可以獲得一些端倪。與歐盟其他的聯絡國協定不同，烏克蘭的協定其實是歐洲「東部夥伴關係」（Eastern Partnership）架構的一環。用很現實、淺白的話語來講，這個東部夥伴關係主要有兩個目的：一是箝制俄羅斯對前蘇聯成員國的影響，確保該地區的穩定；二是擴大歐洲經濟體的領域，也就是將更多的資源和市場整併到歐盟式的貿易規範體制裡面。

第一個目的雖然有其獨立的戰略意義，但更多的是為了幫第二個目的鋪路。眾所皆知的是，歐盟經濟體制基本上實現的是德國的範式與視野，得利最多的是跨國大企業。近年來主要成員國、甚至連法國都紛紛因為歐盟體制限制各國主權有所反彈，這正是因為歐盟這個經濟體為了自我擴展，開始威脅以國家為單位的、各國內部政治與社會秩序規劃。

倘若連西歐都感受到如此隱憂，可以想像對於喬治亞、摩爾多瓦、烏克蘭等經濟發展水平遠遠落後的國家，要攀附歐盟經濟體將會帶來多大的政治社會動盪。偏偏從東邊來的、毫不退讓的勢力又是一個與西邊格格不入的體制。

於是，這些前蘇聯國家就像處在布魯塞爾與莫斯科之間的深谷，被兩種不同的惡夾在中間：一邊是專制的國家資本主義，以政治主導經濟，透過擴大經濟實力來鞏固其對外的政治勢力；另一邊則是邏輯完全相反的市場經濟體制，無限擴大的經濟理性將逐步架空廣義的政治空間，也就是人民或團體能夠透過論辯、思考、妥協，共同主導國內或國際事務的空間。

這些處在中間的國家所面臨的二選一的政治選擇，不管哪一種，都將在相當程度上犧牲自己的主權，只是方式不同而已。我們很難預測每一個選項所將引發的未來發展，更難的是將兩種不同的腳本放在同一個評價尺規上看待。或許大多數人會認為沒有比自由民主更高的價值；但是失去社會正義的國家、極端階級不平等的社會，難道不會使得所謂的自由體制僅剩空殼？是否最終，人民所能仰賴的只是某種可悲的自我催眠：「至少，我們還有自由的空殼…」？

當然，這樣的難題在現在的時空背景下暫時失去意義，因為俄羅斯的侵略已經代替烏克蘭終結了它的選擇性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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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與他的「東部夥伴」

同樣身為全球自由民主陣營的台灣，我們可能會對於秉持同樣價值的、我們所自認的歐洲盟友多一點期待，那麼來看看歐盟如何對待他們的東部夥伴。

事實上，自從2009年的談判啟動以來，推動此一夥伴關係最有力的並非德法兩個歐盟核心國，而是波蘭。這點從地緣政治來看非常合理：對於德國與法國而言，涉足俄羅斯的勢力範圍有太多不穩定的因素，反而是位處西歐與東部夥伴之間的波蘭，更需要確保其東邊接壤的不是莫斯科主導的勢力，而這點向來也主導著波蘭的外交政策。因此可以想像，要接納這些東部夥伴，歐盟勢必會提高各項政治議題的門檻、更加介入影響這些國家的基礎建設與戰略政策，以確保他們的投資者進入的是一個穩定且具有一定報酬率的環境。

這就像銀行的思考邏輯：對象的經濟實力越低，貸款要求的擔保就會越多、越高。歐盟縱然標榜著各種人權價值且有相關法規保障加以落實，然而當事涉歐盟自身的經濟利益與既有實力時，這些價值只是空泛的宣言。

如果用一個簡單的畫面來描繪此一關係：歐盟雖然對東部夥伴感興趣，但是程度遠不及對方對自己的需要，那麼何不趁著不對等的態勢、提高要求？而可想而知在戰火下的烏克蘭，不平衡的槓桿更是加速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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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階層如何受聯絡國協定影響？

法國《外交世界月刊》（Le monde diplomatique）的記者與社會學者Pierre Rimbert就用「自願被兼併」來形容歐盟與烏克蘭之間、帶有殖民主義色彩的聯絡國協定。跳過前言象徵性的各種宣示（和平、永續政府、公開透明、夥伴關係、跨文化對話等），Rimbert摘要出了幾個能代表東部夥伴計畫視野的條文。其中移除關稅保護只是最基本的，真正值得注意的是以下項目。

首先，烏克蘭必須執行行政與立法的一切相關改革，使得小至起司的商標、大至企業的立法遊說等都具有法律基礎（第56, 77b條）。與地緣政治有關的戰略性領域也必須與歐盟利益接合—這是外交、國家安全、共同防禦相關的漸進改革（第7條）；能源領域（包含核能）與自然資源的供給與運送必須多元化，以分散風險（第337條）。當然，各項工業與產品準則必須以歐盟規範取代所有承襲自蘇聯時代的國家標準（第56-8條）。

而最直接衝擊勞動階層的不外乎是產業轉型的要求。Rimbert綜觀相關條文指出，烏克蘭等於必須在短時間內，消化歐洲在1980到90年代所經歷的、整個去工業化及國營企業私有化的辛苦歷程。各項產業，尤其是煤炭和運輸業都必須進行「現代化」的改革，也就是說必須取消國家的扶持，以保證外資進場的「公平競爭」；各項與自由競爭原則相扞格的補助機制都必須取消，甚至，國家必須對於外資提供充足有效的保障（第379, 339, 368, 262條）。

更全面的影響是服務業市場的雙邊開放（第六章）——可以預期不久的將來，將有大批的烏克蘭廉價勞動力進入中歐與西歐地區；反之後者將挾帶大筆資本和技術進入瓜分烏克蘭的郵務、電信、金融、保險等市場。

一般而言，不同國家之間簽署自由貿易協定，是因為參與的雙方或多方都從各自的角度看到了新的可能性——新的市場、商機、人力、技術合作等等誘因——但也擔心產生新的風險，因此基於對等的關係共同訂定相關規範，以降低風險並確保競爭的公平性。然而即便在經濟實力相當的國家之間，自由貿易的結果往往是資本越龐大、產業化程度越高的企業主會獲得最多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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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公平的「公平競爭」

相對地，勞工及受薪階層是最吃虧的一方：倘若企業不敵競爭而倒閉，勞工便會失業；而就算企業挺得住競爭，假若是以降低成本為策略，勞工仍然會面臨裁員危機，或者薪水凍漲，特別是技術性程度較低、人力市場飽和的職務。可想而知在經濟實力極端不對等的國家之間開放自由貿易，勞工的處境會更加不穩定、貧富差距會更加劇烈。

而今天在歐盟及烏克蘭之間，便是如此極端不對等的情況。烏克蘭目前失業率超過三成、最低基本月薪不到台幣六千元......即便是自由主義經濟下最忠誠的信徒，都不能否認所謂的「公平競爭」一點也不公平。

而如果這個時候，國家又再退一步，取消勞權的相關法制保障呢？自由貿易的「自由」，對於勞工而言，將完全只是「叢林法則」的代名詞。聯絡國協定並沒有明確指示烏克蘭必須採取像5371號法律如此強硬的措施。然而協定第291條確實如此模糊地規定者：「任何勞動法規都不能用於貿易保護主義。」

面對這樣的情況，烏克蘭人或許會抵抗，也或許會想：

但可以確定的是布魯塞爾對這點從未抱持任何幻想：歐盟會願意訂約，當然不是為了讓他們的東部夥伴可以成為跟西歐一樣的國家，而是為了在歐洲境內拓展新的市場、開發新的資源的同時，打造一個專屬的生產線，一個取代Made in China的另類選項…

綜合以上各類規範，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這個協定企圖深入掌握烏克蘭國內全面性的發展，其要求遠遠超過一般的自由貿易協定，然而烏克蘭甚至還不是歐盟成員。無怪乎Rimbert用「烏克蘭的假朋友」來形容這群在媒體形象上大方挺烏，實際上卻對烏克蘭人民的真實利益毫不在乎的虛偽西方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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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角放回烏克蘭，現在我們對於其勞動法規改革的背景有了一個相對縱深的觀點。經濟結構轉型陣痛的背後，其實隱藏著更大的跨國結構在靜靜地轉動著，它的力量超越一國所能掌握。除了與歐盟的協定，西方勢力也以其他方式影響著烏克蘭內部的社會衝撞。例如，從2020年開始，當人民公僕黨政權推行的改革飽受烏克蘭社會抵抗之際，英國政府便通過一項資助計畫協助烏克蘭政府進行內部政治宣傳，以便推行勞動法改革。

其中一個執行單位為一間國際發展智庫Abt Associates，負責提供各種話術及公關宣傳活動建議。在他們提供的簡報裡清楚地寫著，政府應多使用煽動情緒的術語，會比技術性的資訊更能說服大眾——這很可悲，但也很真實。

戰火至今未歇，然而烏克蘭已於今年七月在瑞士盧加諾（Lugano）會議上提出一份厚重詳實的戰後重建計劃。這個計畫受到40多個與會國家與國際組織代表的認同，並共同簽署了盧加諾宣言（Lugano Declaration）。象徵性的宣示放一邊，淺白地說，此會議的政治意義就是：烏克蘭承諾透過戰後重建的機會，一併將國家整體轉型為符合歐洲價值與意識型態、且有利西方發展的政治體。而相對地，由於烏克蘭政府無法獨自籌措重建與轉型預估所需的7500億美元，當中不足的部分便由各國承諾協助。

想當然爾，此重建／轉型計劃並非烏克蘭政府單獨策劃，而是先受到西方主要國家（特別是英國）的認可之後才提出。根據此計畫，經濟轉型是僅次於打擊貪腐的重要目標。在該章節當中我們可以清楚地讀到烏克蘭政府對於工會的看法：「工會不了解當代勞力市場所需要的改變，他們策動勞工反對改革，為改革的主要障礙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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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過後不過兩週，在7月18及19日，烏克蘭國會便正式通過「零時合同法案」及惡名昭彰的5371號法案。整個審議過程當中，政府一反慣例沒有諮詢工會，或許「戰時體制」又被拿來當藉口。但是工會認為政府早有意背棄既有的社會溝通機制，這樣跳過工會的做法或許不只是單獨事件，恐怕會成為新的慣例。

令人費解的是，即便是為了達成聯絡國協定，似乎也沒有必要採取如5371號法律如此激進的做法。澤倫斯基政府正在進行的是一場求生改造、為了討好西方的自我異化、還是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全面改宗？

在法案即將通過的前夕，歐洲工會聯合會（ETUC）、國際工會聯合會（ITUC）及其附屬的泛歐洲區委員會（PERC）聽聞消息後發表緊急聲明，譴責烏克蘭政府未與工會談判是背棄社會溝通原則，並且指出其近期提出的各項勞動改革「與歐盟原則與價值相左」。最後並基於烏克蘭甫成為歐盟候選國這點，呼籲歐盟明確表態、指示烏克蘭否決5371號法。幾天後法案通過，歐盟靜靜未出聲。畢竟對方自願多做的犧牲，為何要拒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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