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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賓「Rappler」撤照風波:杜特蒂殺向記者的復仇印記?

2022/07/04 阿潑

「一出門採訪,就可能死亡。」6月29日,菲律賓證券交易管理委員會以當地獨立媒體《...
「一出門採訪,就可能死亡。」6月29日,菲律賓證券交易管理委員會以當地獨立媒體《Rappler》有外資介入、違反憲法的理由,向該媒體發出撤銷執照的公函。圖為2019年《Rappler》創辦人Maria Ressa向媒體比出帶有「祝福」、「幸運」的crossed fingers手勢。 圖/美聯社

編按:6月29日——即總統杜特蒂卸任前、小馬可仕宣誓成為總統前夕——菲律賓證券交易管理委員會以當地獨立媒體《Rappler》有外資介入、違反憲法的理由,向該媒體發出撤銷執照的公函。在杜特蒂六年任期內,《Rappler》因揭露其反毒戰爭而不斷被對付,如今的撤照風波更像是杜特蒂下任前的挑釁宣示。本文作者將從該撤照風波一事,梳理菲律賓的新聞業歷史,尤其杜特蒂如何使用「紅色標籤」全面鎮壓新聞自由——這當中,《Rappler》僅是顯著個案,更多揭露真相的地方記者持續受到騷擾與生命威脅。而這在獨裁者之子小馬可仕上任後,又是否能有任何改變?答案不見得樂觀。


「新聞自由」對亞洲絕大多數國家而言,或許是種「奢侈」。至少,菲律賓的媒體工作者與新聞研究者,在評論自身所處環境時,從不諱言其危險性,甚至直言:就記者這行來說,菲律賓是最危險的國家之一。

一個國家民主化程度與新聞自由度幾乎成正相關。至少,新聞學告訴我們,擁有健全的媒體監督機制,政府就不會偏離民主軌跡。因此,人們很容易想像在戰火肆虐或獨裁統治的國家,新聞工作者的基本權利無法得到保障。一位阿富汗記者曾試著以雲淡風輕的語氣,描述在該國工作的處境:「一出門採訪,就可能死亡。」

這是2010年國際記者聯盟(IFJ)亞太地區大會的一個討論現場,我點點頭表示可以理解他的掙扎,但心裡又不免感覺這話說得有點誇張,不料,其他亞洲國家記者此起彼落附和,爭相分享魂斷採訪現場的故事。但這一年,除了中東戰地,沒有那個國家案例能超越菲律賓──因為,馬京達瑙省大屠殺(Maguindanao Massacre)才發生半年,在這個慘案中有58人死亡,其中32人是記者。他們並非奔赴槍林彈雨之地,僅僅是出門採訪一場競選活動,生命就此終結。

在菲律賓,媒體的興盛與政治始終密不可分。菲律賓調查新聞中心的創始人之一的希拉·科羅內爾(Sheila S. Coronel)便曾指出,

菲律賓媒體是在動盪不安歷史中產生(products of a turbulent history),故其新聞業本身即是「政治」。

圖為《Rappler》辦公室。 圖/歐新社
圖為《Rappler》辦公室。 圖/歐新社

5月25日,示威者在馬尼拉焚燒小馬可仕和薩拉的肖像,抗議他們當選菲律賓新一任正副...
5月25日,示威者在馬尼拉焚燒小馬可仕和薩拉的肖像,抗議他們當選菲律賓新一任正副總統。 圖/路透社

這個概念或許也可與台灣新聞業發展來理解──殖民時期知識份子辦報爭取人民自主,到白色恐怖時期記者的夾縫發聲──菲律賓媒體的進程亦與台灣類似:殖民時期,黎剎等革命家們透過辦報來發動獨立運動,戰後雖是媒體蓬勃發展的黃金時代,但在馬可仕(Ferdinand Marcos)的獨裁壓制,並施行全國戒嚴的情況下,首先受到侵害的即是新聞自由媒體報導受到嚴密審查與管控,許多新聞記者或被監控、或被逮捕刑求,受到軍事審判,甚至死亡。

直至1986人民革命後,大眾媒體顯得多樣化,但其功能未必稱得上健全,有些媒體成為政權的看門狗,有些則注重娛樂。而「真正的記者」,則時常處於高度風險之中。馬京達瑙省大屠殺發生時,距離菲律賓人民革命已近25年,意味著這個國家擺脫戒嚴、實施民主制度達四分之一世紀,但仍無法保證新聞工作者擁有安心工作的環境。

依據記者保護協會(Committee to Protect Journalists,CPJ)的資料庫數據:自1992年開始統計至今,菲律賓共有152位記者遇害,若從杜特蒂執政的2016年算起,可查知的記者死亡數字為20人,確認死因為遭謀殺者,多達11人。而這些記者,若非是在日間的大街上 直接被槍殺,便是兇手直接在電台外或闖進私人住家開槍射殺;遭謀殺的原因多與他們正進行的報導有關,除了地方貪污弊案外,也有記者因反毒戰爭相關報導而遇難。

但這些刑案,幾乎沒有得到公平的調查,兇手不明,遑論接受法律制裁。CPJ甚至直言,以新聞工作的風險而言,菲律賓的危險度,長期以來都是最高,而在杜特蒂治下,對於媒體的攻擊更為升級──可不要忘了,杜特蒂在2016年當選後,就公開表示:

「僅僅因為你是記者,並不會讓你免於被暗殺,如果你是個婊子的話。當你做錯事時,言論自由是無法幫助你的。」

菲律賓媒體管理制度,在前總統馬可仕於1972年宣布戒嚴之後有了變化。圖左、右分別...
菲律賓媒體管理制度,在前總統馬可仕於1972年宣布戒嚴之後有了變化。圖左、右分別為菲律賓戒嚴的導火線「一季風暴 」(First Quarter Storm)反政府抗爭,圖右則為1972年菲律賓報紙報導,馬可仕宣布戒嚴。 圖/FQS Library、維基共享

因此,當小馬可仕(Ferdinand "Bongbong" Marcos Jr)在今年總統大選,以壓倒性票數獲勝前後,眾多評論者爭相討論「威權的幽靈是否會隨獨裁者之子回歸」時,總讓我感覺不太對勁,畢竟這個討論方向,必須建立在一個前提上,即:在小馬可仕當選前,菲律賓確實是個民主國家,擁有可以被監督、糾正、問責的政治運作體制,這個國家的公民的基本權益,應能受憲法保障,媒體也能夠發揮第四權的功能,擁有自由監督政府的空間。但真的是如此嗎?

答案恐怕為否。若菲律賓真是個民主自由之地,2021年挪威諾貝爾委員會就不會以「言論自由為民主制度與永久和平的先決要件」為由,把和平獎頒給為菲律賓獨立媒體Rappler的共同創辦人瑞薩(Maria Ressa)。

而瑞薩之所以得獎,最重要的原因,來自其所屬的Rappler一直以來致力於杜特蒂執行的「反毒戰爭」與「法外處決」的報導,其對杜特蒂政權的監督與批評,也毫不手軟,故屢屢被杜特蒂公開羞辱,視為敵人,甚至透過司法與行政手段對付瑞薩與Rappler。

「我靠我自己的力量贏得選舉,(略)你是菲律賓人,卻污衊國家,你們這是反動行為,假借新聞自由的崇高名義,這就是事實。」

如同紀錄片《菲律賓的殺人執照》中所揭示的,面對獨立媒體Rappler記者提問,杜特蒂的態度極為惡劣,即便主持人試圖打斷他,轉移話題,仍沒有停止放砲:「你們惹到我了,寫這種報導就是朝政府丟糞。我都跟我的敵人說,出現在我面前,就等著被我呼巴掌。要不然就是吃我子彈,臭婊子。」

圖為獨立新聞攝影師 Daniel Berehulak 鏡頭下,菲律賓「掃毒戰爭」...
圖為獨立新聞攝影師 Daniel Berehulak 鏡頭下,菲律賓「掃毒戰爭」以來,人如螻蟻般被暴力掃除,其一系列照片也讓Berehulak拿下了2017年普立茲獎的肯定。但除了人權問題,鏡頭外折射的另一個問題則是:媒體針對反毒戰爭的批評,卻也牽扯了杜特蒂政府對於言論與新聞自由打壓的質疑。 圖/普立茲基金會,2017年得獎攝影記者Daniel Berehulak

對於杜特蒂的「狂言」,別說被當面羞辱的記者臉色難看,其他媒體記者或也感到不可置信,紛紛向杜特蒂確認:這個訊息是否也是針對其他媒體,若他們批評政府,也會有一樣的遭遇嗎?杜特蒂喝叱:「聽著,幹嘛說我批評媒體,你們還不是也批評我?我不能接受你們這些豬頭,混蛋。」「我可以讓你們這些混蛋倒閉。」

從他卸任前,菲律賓媒體狀態的「動亂」看來,杜特蒂確實算是「貫徹始終」、「言出必行」的領導者。2022年6月,他執政的最後一個月,有28個媒體網站──或許就列在他那名為「混蛋」或「豬頭」或「敵人」的筆記清單裡──在菲律賓電信管理局要求下,遭到封鎖。理由是:與左翼反叛團體互通、宣揚不實訊息。

而6月29日,即小馬可仕正式宣誓成為菲律賓第17任總統前夕,證券交易管理委員會(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以Rappler有外資介入、違反憲法的理由,向該媒體發出撤銷執照的公函。這無疑是杜特蒂走出馬拉坎南宮前最強烈的動作宣示──至少在我看來,這個時刻這個動作,充滿了挑釁意味──西方世界竟為他的敵人戴上正義的桂冠,這讓他必須善用自己在馬拉坎南宮的最後一天,以及最後的執政權力。

Rappler被撤照一事,不僅激起國內民間團體與進步派政治人物的憤怒,就連美國前國務卿希拉蕊及參議員艾德·馬基(Edward Markey)等政治人物都表達不安抗議。而菲律賓前參議員亦是前司法部長的萊拉·德利馬(Leila de Lima)言詞更為犀利,宣稱杜特蒂政權此舉是計畫好的,實為其「復仇印記」(vengeful imprint),而這是他朝新聞自由發射的最後一顆「殺、殺、殺」的子彈。

菲律賓前司法部長的萊拉·德利馬宣稱杜特蒂政權撤銷Rappler執照是計畫好的,實...
菲律賓前司法部長的萊拉·德利馬宣稱杜特蒂政權撤銷Rappler執照是計畫好的,實為其「復仇印記」,而這是他朝新聞自由發射的最後一顆「殺、殺、殺」的子彈。 圖/美聯社

Rappler一直以來致力於杜特蒂執行的「反毒戰爭」與「法外處決」的報導,其對杜...
Rappler一直以來致力於杜特蒂執行的「反毒戰爭」與「法外處決」的報導,其對杜特蒂政權的監督與批評,也毫不手軟,故屢屢被杜特蒂公開羞辱,視為敵人,甚至透過司法與行政手段對付瑞薩與Rappler。 圖/美聯社

儘管菲律賓的新聞工作者承受高度風險,但杜特蒂執政這六年,新聞自由的排行與侵害紀錄更是難看。儘管各地區記者遭到暗殺的案例並不能都算在他頭上,但他的態度仍說明了一切──更不用說,其控制新聞媒體的手段明顯。

CPJ東南亞資深代表尚恩‧克里斯賓(Shawn Crispin)於今年5月針對菲律賓新聞媒體處境的分析中,依據該國媒體工作者與倡議者的意見,指出杜特蒂政權以三管齊下的方式來威嚇媒體:言語辱罵、攻擊社群媒體,及以撤照或商業利益的影響作為威脅。這些手段將使得他們在報導反毒戰爭或法外處決等敏感性議題時,進行自我審查。

而菲律賓全國記者聯盟(下稱:NUJP)秘書長強納森‧德桑多斯(Jonathan de Santos)則進一步強調「紅色標籤」(Red-tagging)是杜特蒂政權對付倡議者與媒體工作者的手段。2019年,與政府勾連的小報,也曾對NUJP貼上紅色標籤,稱他們與新人民軍等共產組織有關係。即便前總統艾若育也曾對NUJP與諸多新聞記者貼上紅色標籤,不過,杜特蒂執政時期因社群網站發展活躍,此舉更顯得明顯與氾濫。

紅色標籤,又被稱為紅色誘餌(red-baiting),長期以來就被菲律賓執政當局作為對抗新人民軍(New People’s Army,NPA)的工具。其作法是公開指控社運工作者、記者、政治人物其他人,是叛軍或恐怖主義者的一員。人權觀察(Human Rights Watch)亦發現,多年來,菲律賓軍方甚至透過法外處決或問刑的方式,解決那些涉嫌參與左翼活動者。

「紅色標籤」長期以來就被菲律賓執政當局作為對抗新人民軍(New People’s...
「紅色標籤」長期以來就被菲律賓執政當局作為對抗新人民軍(New People’s Army,NPA)的工具。其作法是公開指控社運工作者、記者、政治人物其他人,是叛軍或恐怖主義者的一員。 圖/路透社

5月25日,在一場抗議小馬可仕和薩拉成為正副總統的集會裡,警方驅逐示威者。 圖/...
5月25日,在一場抗議小馬可仕和薩拉成為正副總統的集會裡,警方驅逐示威者。 圖/美聯社

而當局又是如何進行「紅色標籤」?杜特蒂的作法是:成立「終結地方共黨武裝衝突國家任務小組」(NTF-ELCAC),國會給予該任務小組每年 170 億比索(325,000 美元)的預算,以支持執政當局的「紅色標籤」政策。而這個任務小組的主要領導者為軍事將領,他們負責的工作即是在社群媒體或官方聲明中,進行「紅色標籤」。

從NUJP的角度可知:「紅色標籤」對新聞自由的侵害,在於執政當局藉由將他們劃為「共產主義」、「恐怖主義」那方,暗示其報導與說法是「危險的」,這將意味著有影響力的觀點或議題會被排除,不被編輯台所採納,不會被播報或刊載──因為這些報導會被詮釋為「共產主義陣線」的行動。除此之外,這些記者將會遭到線上或線下的騷擾或攻擊,就算不是如此,他們報導的信度跟效度也會受到影響。

尤有甚者,被貼上紅色標籤的記者,還有可能被逮捕或遭到起訴。位在雷泰伊島的地方記者Frenchie Mae Cumpio,因為特別關注人權侵害與社會議題,在飽受到國安情治人員的監控騷擾後,終在2020年2月遭警察以「持有非法槍械」為由逮捕──與她一起被逮捕的還有四名當地的倡議者。被捕時才21歲的她,被認定為共產主義反叛軍的一員,至今非但未被釋放,還遭以「資助恐怖主義」的罪名起訴。若這罪名成立,Cumpio將可能被判40年的有期徒刑。

杜特蒂執政六年來,時常利用「紅色標籤」來威脅、騷擾媒體工作者,或是像對付Cumpio一樣,透過拘囚記者,使其「消音」。Rappler自也是「紅色標籤」的受害者,總統通信和運營辦公室(PCOO)的副部長巴多伊(Lorraine Badoy)──本身即是「終結地方共黨武裝衝突國家任務小組」的一員──時常在社群媒體上指控Rappler是新人民軍與菲共的盟友與「喉舌」,並稱瑞薩為「國家的敵人」。而瑞薩並不打算容忍這種指控,積極反擊,像是向菲律賓監察系統(the Office of the Ombudsman)提出陳情,認為巴多伊的行為違反公務人員守則,要求政府能對其做出懲戒。

杜特蒂執政六年來,時常利用「紅色標籤」來威脅、騷擾媒體工作者,或是透過拘囚記者,...
杜特蒂執政六年來,時常利用「紅色標籤」來威脅、騷擾媒體工作者,或是透過拘囚記者,使其「消音」。 圖/路透社

相較於菲律賓執政當局慣常使用的「紅色標籤」,杜特蒂任內通過實施的《反恐怖主義法 》(The Anti-Terrorism Act of 2020)對新聞自由將造成何等造成侵害,則是下一階段觀察重點。

菲律賓大學大眾傳播學院新聞系的副教授瑪麗亞‧拉比斯特(Maria Diosa Labiste)曾針對杜特蒂執政期間,如何透過關閉ABS-CBN、駭客攻擊與紅色標籤等手段控制媒體寫下分析,並對《反恐怖主義法》的通過感到憂心:在此法的脈絡之下,執政者將可以依據自己對內容的喜好,去推定媒體是否「帶紅」,而預先對這些媒體做出限制。

對言論自由造成直接影響的,為該法第9條。依此條文規定,凡透過演講、公告、著作、標誌、招牌或同一目的之其他表現形式煽動以實施恐怖主義者,即會被認定為刑事犯罪。

該法對於恐怖主義以及「煽動」的定義不明,軍警恐怕會透過這種模糊的構成要件,去壓制新聞與言論自由,故NUJP 便提出批評,表示該法第 9 條違反 1987年憲法第3條與第 4 條規定:「不得以訂定法律來剝奪言論、意見表達或新聞自由,或人民和平集會和請願的權利。」

《反恐怖主義法》條文過於嚴苛,又給予當權者相當大的恣意空間,菲律賓最高法院收到質疑該法的合憲性的請願書高達37份,似乎成為菲律賓歷史上最受爭議、最被挑戰的法案。儘管反對聲浪強烈,最高法院仍於2021年12月裁定:除兩個部分違憲外,其餘部分皆屬合憲。今年4月,最高法院又駁回了推翻其裁決的上訴(MRs),此即為最終決定。

換句話說,儘管這部法案在杜特蒂任內通過,但能實際施行的,是新任的執政者,亦即1957年發佈全國戒嚴令、扼住新聞自由咽喉的獨裁者馬可仕之子──小馬可仕。

在這個情況下,現在我們可以來談談,威權的幽靈是否有可能重返了。

《反恐怖主義法》在杜特蒂任內通過,但能實際施行的,是新任的執政者,亦即1957年...
《反恐怖主義法》在杜特蒂任內通過,但能實際施行的,是新任的執政者,亦即1957年發佈全國戒嚴令、扼住新聞自由咽喉的獨裁者馬可仕之子──小馬可仕。圖為6月30日,正式宣誓成為總統的小馬可仕與家人。 圖/美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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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潑

一日文字工,終生工文字。時常離開台灣,就是離不開地球。著有《憂鬱的邊界》《介入的旁觀者》《日常的中斷》,合著有《咆哮誌》《看不見的北京:不同世界 不同夢想》等。 ▎FB:島嶼無風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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