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戰之名殺無赦？韓戰平民屠殺與被時代活埋的「歷史AB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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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史達林反對南侵，但在中共以「解放戰爭」誘引下，北韓人民軍仍在1950年6月25日清晨四點，朝著北緯38度線西邊的甕津半島發動攻擊——將一枚紅色的信號彈往空中發射後，砲擊韓國國防防線30分鐘，接著一個營的軍隊往前衝，展開肉搏戰。

隨著太陽升起，開城、春川等38度線附近逐一攻破，北韓人民軍勢如破竹地一路南進，韓國軍隊則潰敗如泥。開戰三個月內，除了慶尚道的釜山、大邱等地，韓國九成以上區域都被北韓人民軍佔領。纏鬥三年的韓戰——韓國稱為「6.25戰爭（動亂）」，就是這麼開始的。

根據《朝鮮戰爭全史》作者、東京大學教授和田春樹的推算，在這場戰爭中，北韓失蹤、死亡或南逃人口約272萬，韓國則有133萬；美軍死亡人數近4萬，而中共失蹤、戰死者達90萬，南北韓因戰爭而離散的家族數超過千萬。

這段敘述，讓我想起曾在兩韓邊界，甚至中韓邊界上，見到的那些望向彼岸的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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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充滿流刺網、鐵蒺藜的兩韓邊界，仍可感受到這場戰爭非但沒有遠去，且還是韓半島明白昭昭的裂痕，是無可彌平的創傷。然而，它所造成的影響，並不只是冷戰對峙、東亞局勢的變化，它留下的痛楚也不單純只有敵軍攻擊、戰爭的毀傷而已，還有許多悲劇被執政者遮掩——在西方（美國）主導的戰爭敘事下，在中國自己的歷史詮釋中，不會看到我方對己方人民的鎮壓，無法看到猛烈戰火邊的國家暴力，也不會知道那些在麥克阿瑟的筆下、西方媒體報導中被集體處決的屍體，並非共軍所殺——真相在民主化後才逐漸浮現。

韓戰發生至今，已70年，媒體討論的依然是韓美、朝美或兩韓關係，沒有探索人民的苦難與聲音。儘管熟知台灣近代史者，皆明白這場戰爭在不同面向與程度上對台灣有利，亦影響了區域關係，但同時在境內發生的「社會肅清」，同樣的也少人論及。

韓戰70年，何不來談國家如何以戰爭、克敵之名，對付自己的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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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的B面：中華民國...

韓戰發生前，中華民國政府頒佈了兩部法律來處置「國家的敵人」——分別是1949年6月頒佈的《懲治叛亂條例》，及隔年6月的《戡亂時期檢肅匪諜條例》。根據上述法律，凡「叛亂」、「預謀及陰謀」、「與叛徒通謀勾結之人」，乃至於牽連者，當局皆可逮捕、羈押與懲處，而家人賴以生存的財產遭到沒收，且受到名譽傷害。

這甚至不需要具體的犯行證據——2018年，依據《促轉條例》之職權調查而除罪的羅財寶，只因拒絕堂哥加入地下黨的邀約後，因身體不好沒有主動舉報，而被冠以「知匪不報」罪名遭到起訴。像這類政治案件，在白色恐怖時期，並不算少；儘管識者論之為威權統治時期的國家暴力，但亦有不少人以「冷戰」框架來緩解責任釐清的必要性。

冷戰，確實是個無法忽視的背景。韓戰爆發，尤其影響了兩岸關係與東亞平衡——熟悉近代史的都知道，戰爭發生前的美國政府對蔣介石不滿（甚至有替換、暗殺蔣介石的說法），非但計畫撤除對蔣氏政權的援助，且表示無意介入國共問題，直至戰爭發生，總統杜魯門方下令第七艦隊巡航，並嚴守臺灣海峽的平靜。

兩岸情勢，因韓戰而迴轉，台灣內部的狀況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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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許多政治案件當事人，如顏世鴻即認為：韓戰決定了他們那些政治犯的命運，許多案件在韓戰前早破案，卻到6月25日後案犯才陸續被槍決。不論韓戰發生與處決執行是否為直接因果，但可以清楚知道的是，當時，政治犯塞滿了全台監獄，威權統治當局不得不處理，盡快處決或是一種，另找其他場所、方法解決，亦是一種。戰爭隔年，第一批政治犯被送往位在綠島東北角的「新生訓導處」。

雖說是關押政治犯的場域，但「新生訓導處」卻非一般牢籠監獄，而是一種類似思想改造的監管之所，國民黨政府規劃讓政治犯在這裡接受「管訓」，希望他們能夠因此而改變並重新出發，以全力支持政府領導。因此，這些「新生」必須自行種菜養豬，過著勞動教育及思想教育來獲得改造。

儘管比起囚禁牢房，這些政治犯的身體相對是自由的，但終究是被隔離在外島，不少人仍渴望得到知識與新知，更希望能獲得外界消息；當時除了三民主義或是思想教育所用的書之外，沒有獲得知識的辦法，但晚點名時，會有人簡單談起現在的時局，像是板門店的進度之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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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時，正是韓戰炙熱之時，戰爭進展自然是重點。當時有外省籍政治犯對其他人說，過去國民黨要撤退時，會先把政治犯集合在一起，用機關槍掃射，把他們都殺掉。這是焦土策略。

於是這些政治犯們相當緊張，負責採買記帳的，便得到指令，要趁著外勤，偷偷拿報紙回來，讓大家分頭抄一抄，再一個一個傳下去。但什麼都沒發生，韓戰就結束了，卻不料，真正的災難出現在韓戰後。

1953年後，外界得知，許多遭美軍俘虜的中共戰俘，在策動與威脅下，於手臂刺著「反共抗俄、殺朱拔毛」等語。與此同時，蔣經國帶著中外記者前來未曾公開的新生訓導處，宣示感化教育的成功，並推動「一人一事良心救國運動」，表示這些政治犯亦會投入反共救國運動，他們也必須在身上刺青。許多政治犯不從，抵制杯葛，終令此活動告吹。但以「叛亂」為理由的殺戮，也隨之而來......（國家人權博物館正展出與其相關的《大浪襲來－綠島新生訓導處「再叛亂案」的真相與平反》特展）。

韓戰對台灣「有利」的說法外，還有那些很少被談論的影響與暗裡——這場戰爭提供了國民黨政府什麼樣的想法，又加強了哪些控制社會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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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的A面：韓國與「紅色標籤」...

韓國《韓民族日報》在韓戰70週年前夕，刊登了一則報導，描述82歲的忠清北道朴蘊燮（박온섭，音譯）議員一家，於韓戰期間，因為被貼上「紅色標籤」，死於各種暴力之下——兄長分別被關押、處決，姐姐遭美軍強暴而後自殺，父親遭到酷刑，母親精神崩潰而亡。

朴蘊燮一家的悲劇，起於韓戰前，李承晚政府對於親共份子的鎮壓：1948年，二哥因為嘗試跨越北界，被關押於西大門刑務所，隔年長兄也遭警察逮捕。姐姐則因家人與游擊隊互通之嫌，被關押拷問，幾經酷刑毆打後被釋放，隨後換父親遭清州刑務所關押半年才獲釋。

換句話說，朴家因為二哥嘗試越界而被牽連，輪番受到韓國政府關押審問，全家深受折磨。遭警方逮捕的長兄，因而加入了「保導聯盟」。

1949年成立的保導聯盟，全稱為「國民保導聯盟」。其源於1948年濟州四三事件及其後的鎮壓，讓李承晚政府決意徹底管束、監視左翼份子，因而主導成立一全國性的官方機構，好對接觸左翼思想者進行再教育，並「保護且引導」。這都是為了讓左翼勢力崩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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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讓這個政策順利進行，韓國政府透過獎勵的方式，吸引親共份子或左翼份子前來自首。在當時確實有不少傾向左翼者投網，但也有許多人僅是被懷疑左傾就被強制加入，還有大量貧民與一般人，只是為了想得到肥料米糧在無知的情況下簽了名。其家屬，亦在保導聯盟管束之列。

韓戰發生的第一週，棄國民於不顧的李承晚政權逃往釜山，並將這無法挽救、節節敗退的局面，歸於內部有人通敵，替自己的窘況辯解。此外，也因為擔心保導聯盟成為撤退與打仗的負擔，政府便命令軍警處決帶有匪諜嫌疑的民眾。於是，全國各地軍警與極右派份子，陸續對「黑名單」上的人進行集體屠殺。大田刑務所就有1,800名保導聯盟成員，遭到殺害且被集體掩埋，是李承晚這段黑歷史中最有名的案例。

加入清州保導聯盟的朴蘊燮的大哥，即朴家長子，就因此死亡。朴蘊燮日後聽說兄長是在7月10日——即韓戰發生第二週，於現在的清州市南一面高恩里的槐山沙潭里遭到處決。而槐山沙潭里正也是忠清北道最多平民遭到虐殺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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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韓國學者韓知希估計，忠清北道保導聯盟成員約萬餘人，就有3,000人死亡。全國保導聯盟登錄者有33萬人之多，但保導聯盟的受害者數字則眾說紛紜，由受害者家屬所組成的「全國血虐殺者遺族會」主張有114萬人遇害，但盧武鉉時期成立的「真相和解委員會」則提出6萬至11萬這個數字。而首屈一指的韓戰研究者、延世大學教授朴明林表示，光是1950年這一年，就有20萬人因保導聯盟而犧牲的可能。

無論如何，從歷史學者的角度看，李承晚政府此舉，無異是對人民的威嚇與警告。

就在朴家長子被殺的同時，佔據忠清北道槐山郡的北韓人民軍，在當地設置了行政組織，擔心被報復的村民，如朴蘊燮的父親與姐姐，只好分別擔任幹部，試圖保護村民。

但因為李承晚政府對保導聯盟或政治犯的虐殺，使得北韓人民軍凡攻佔一地，也會做出過激的報復恐怖行動，只要來不及逃難的政府官員或是右派份子，都會成為人民軍裁判或肅清的對象。根據韓國廣報處統計局的6.25戰爭受害者名簿的分類統計，這種被「殘忍無道的傀儡徒黨」（左翼及人民軍）殺害的「非戰鬥人員」，就將近6萬人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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朴蘊燮一家的命運，就在美軍從仁川登陸，韓國軍隊得以反攻並收復槐山郡時，出現變化。儘管，朴家父親因捐贈韓國軍隊與村民愛國米，也替自己抹除了嫌疑，事情卻不是往好處走。因為，在戰爭狀態中，暴力無所不在。

儘管美軍登陸、協助作戰，讓韓國政府與軍隊振奮，對民眾卻非福氣。例如美軍拿槍對著避難的居民掃射，造成數百名平民集體死亡之事，即多次發生。發生在忠清北道永同郡的「老斤里事件」，就是這樣的慘劇，這事件成為日後韓國政府針對韓戰進行真相調查與賠償的一個重要案件。

在朴蘊燮的家鄉，雖沒有這種事情發生，卻有另一種暴力存在——美軍登陸三個月後，一些軍人深夜造訪朴家，以調查的名義將朴家二姐帶走，施以集體輪暴。見了女兒的慘狀，朴家母親精神崩潰，父親什麼都無法做，只能嚴加看管女兒以防她自殺。

女子遭到強暴之事，在鄰里間多有所聞，許多女性因此而隱蔽自殺。最後，朴家母親也因精神疾病而亡，二姐後來雖然嫁了人，但不久還是選擇與丈夫一起自殺。朴家其他遠親、家人或被關押，或被暴力凌辱，有程度不一的死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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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戰爭時對平民的集體殘殺，並不只有發生在韓國政府或美軍身上，北韓人民軍在敗走之時，亦會沿路處決「反動份子」，計約兩萬餘人受害。而跨越邊界的韓國軍隊與美軍，亦在北韓殘殺平民——如黃海南道信川郡就有四分之一居民（約3萬5,000多人）遭美軍集體殺戮。

立命館大學政治學教授，亦是在日朝鮮人二代的文京洙，在《新韓國現代史》中提出上述數字，並也表示韓國軍人以討伐共匪的理由殺害境內無辜平民的事，更是時常發生。例如慶尚南道的居昌事件，即是韓國軍人虐殺719名居民，其中包含318名14歲以下的孩童。

因為連坐法的關係，被貼上赤色標籤的家族，在求學就業尤其從事公職方面受到限制，因此，朴蘊燮雖想從政，卻無步上仕途的可能，但在苦心經營且等待機會後，終於得以參加議員選舉。當時，是全斗煥當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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朴蘊燮個人與家族的經歷，充滿血淚傷痕，但也只是這場戰爭中的一個故事而已。如前所述，這場戰爭在韓國社會所留下的，不是國家區域勢力的競逐，不單只是一個國家對國家的爭鬥，人們應該看到的、知道的，是一般人民在戰爭中的生命經歷，是國家或權力者以各種「大義」或宏大藉口，將人民置於死地——更甚者，是自己虐殺了自己的人民，自己鎮壓了自己的國境。

韓戰過後的冷戰國際情勢下，在「面對敵人」的宣示者，獨裁者透過國安情治系統乃至軍隊與警力，剷除異己。受傷了的人民無法開口，只能說服自己憎恨彼此。在國家安全的主張下，人權或民主都得退位。

一直到1980年代中後，民主化逐漸展開，真相調查、轉型正義（韓國稱「過去史整理」）的呼聲四起，金大中、盧武鉉等總統任內，各自針對不同的國家鎮壓人民事件成立調查委員會，甚至成立真相調查與和解委員會，讓這一切被集體掩埋在大戰爭敘事下的骨骸得以出土，這些悲劇都可以被訴說、調查、賠償並且得到一個合適的處理。

而這些工作，在韓戰70年的今天，仍在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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