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克爾說「北約再見」,但歐洲有本事為自己而戰嗎?
美國總統川普在5月19-27日期間,進行上任以來首次出訪行程,前往中東與歐洲六國,並出席在義大利陶爾米納舉行的G7領袖峰會。採取親俄、敵歐、拉英路線的川普,在出訪過程中與歐洲盟邦的互動極為尷尬。雖然他不再宣稱北約「過時」,卻始終不肯鬆口承諾支持北約的共同防衛條款,成為北約自1949年創立以來,第一位作出這種表態的美國總統。為此,德國總理梅克爾說出重話,宣稱歐洲不能再指望美國與已經脫歐的英國,必須為自己而戰。
就在梅克爾撂下這句話後,印度總理莫迪與中國總理李克強接連訪問德國,尤其是後者的訪問似乎讓德國產生應該增進德中關係,作為與美國漸行漸遠的「補償」的觀點。特別是在川普正式宣布出《巴黎協議》後,德國與中國在全球化、氣候變遷等議題的共通點,比起與美國的更多。
當然,中國與德國、歐盟針對貿易壁壘的談判很艱難,這一點並沒有完全被德國忽略,只是在當下,川普的震撼似乎讓部分德國人士認為,中國未來在德國外交上的地位,很可能大幅提升。而從梅克爾沒有在與李克強的記者會上,提出過去對中國在人權、貿易摩擦等方面的要求,只談自由貿易,也可以發現這種「德國向中國轉向」的端倪。
然而,因北約而起的美歐裂痕,是川普造成的嗎?北約是否會因此分崩離析?中國如果要取代美國,又能滿足德國與歐洲的需求到何種程度?
以「新現實主義」聞名的已故重量級國際關係學者——華爾茨(Kenneth Waltz),在生前就不斷堅持,北約既是因蘇聯而生,那蘇聯解體與冷戰結束,自然也會讓北約消亡於無形,只是難以肯定時間點在何時。類似的預測在冷戰結束後並不少見,目前則轉向另一種說法——基於俄羅斯的衰退,美國應將歐洲的防衛責任,轉移回歐洲本身。這類的主張,在川普去年當選後不久,美國重量級學者米爾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即曾提出,而在梅克爾這次發言後,另一學者沃爾特(Stephen Walt)也立即表示類似意見。
華爾茨逝世於2013年,那時俄羅斯還未併吞克里米亞、捲入烏克蘭內戰。主要的歐洲國家與1980年代相比,軍事力量的削減非常驚人,特別是德國:以地面部隊而言,西德在1981年擁有各式主力戰車超過2600輛,但2013年只剩322輛豹II戰車。而且根據2011年的裁軍計劃,豹II戰車還會進一步縮減到225輛。
歐洲國家大幅削減國防力量,必然的結果就是美國的壓力加重,而這早已引起後者的不滿。
2011年6月,時任歐巴馬政府國防部長的蓋茨(Robert Gates),就已經針對歐洲的「和平病」發出抨擊,指北約28個成員國中,只有5個的國防預算達到GDP2%的標準。因此,川普的指責並非首創,只是他忽略北約稍後在2014年,曾針對國防預算進行集體協商,訂出為期10年的緩衝,遭到反擊也是理所當然。儘管如此,在俄羅斯的威脅不斷加深的情況下,歐洲國家無法迴避美國國防部長馬蒂斯,他在2月中的「威脅」——美國很難再於北約內,負擔不成比例的防衛責任。更關鍵的是他的下一句話:
只有歐洲人才能對自己的下一代的未來負責。
言下之意,就是抨擊歐洲對自己在俄羅斯陰影下的安全威脅,漠不關心,只希望美國大兵替他們戰死沙場。
以德國現在的軍事情況來看,有可能不指望英美嗎?按國際關係理論,如果梅克爾想要歐洲替自己的未來而戰,德國有兩條傳統路線可走:
第一,大規模擴軍。2015年4月,德國政府迫於俄國的威脅,決定買回封存的豹II戰車,讓總數回升到328輛,是這種作法的一種表現,但這規模顯然不夠。美國軍情分析智庫蘭德公司(RAND)在2016年一份報告中指出,基於兵力數量與裝備質量的差異,俄軍只要60小時,就能佔領波羅的海三國。因此德國買回的戰車,最多是增加自保的能力,遠不夠對俄國產生嚇阻。如果要避免蘭德的悲觀預測,擴軍規模就必須加大,因為必須往波羅的海三國,派遣當地最缺乏的裝甲部隊。
第二種選擇,是在歐盟框架下與其他歐陸大國加強合作。這其實就是北約的初衷,由北約代表的「大西洋主義」(Atlanticism),進一步轉向歐盟代表的「歐洲主義」(Europeanism)。法國總統馬克宏近來強勢表態與梅克爾站在一起,就是這樣的宣示。
然而,姑且不說法國的軍事能力也在吃緊,這條路線有著兩個關鍵的問題:國民是否願意為其他歐洲國家的軍事威脅,上戰場犧牲生命?是否願意拋開近代歷史的包袱,讓曾經侵略過自家本土的其他歐洲國家軍隊,進駐本國,而且一起並肩作戰,打造真正的「歐洲軍」來對抗威脅?
殘酷的現實是,只有在答案都是肯定的情況下,歐洲才能真正擺脫美國,為自己而戰;否則梅克爾的宣言,就會像部分觀察家所指出的,其實與川普同樣不負責任,只有加深美歐的分裂,以及引發俄羅斯更進一步野心的效果。
但是從德國外長嘉布瑞爾(Sigmar Gabriel),在3月19日對川普要求增加國防開支的反擊來看,德國似乎正在尋求其他路線。嘉布瑞爾當時表示:
安全政策的意義不是由戰車數量、提高軍事開支到瘋狂程度,以及進行軍備競賽來決定。有意義的安全政策代表預防危機、穩定弱國、經濟發展,以及妥善處理飢餓、氣候變遷,和水資源的競爭。
嘉布瑞爾顯然把「國防」政策與「安全」政策混在一起。但眼前,包括德國在內的多數歐洲國家,都認為俄羅斯的潛在軍事威脅是可信的,後者在這兩年「告以理則不可,說以義則不聽」,那麼「非戰國守圉之具,其將何以當之?」沒有堅實力量作後盾,其他安全發展只是空言。
如果德國決策高層仍秉持嘉布瑞爾的觀點,德國會出現「聯中制美俄」的想法,也就不意外了。歷史上,德國除了在1897年強佔膠州灣,並將山東省畫為勢力範圍,至1921年與中國簽訂新條約,放棄一切在華權益的這段短暫時間外,與中國的關係大多僅限於貿易,整體來說還算不錯。如果未來雙方決定加深關係,也不是難以想像。
但關鍵就在於,中國是否足以取代美國的地位,提供德國與歐盟在面對俄國的潛在威脅時,最需要的安全保證?若答案是否定的,雙方關係的提升終究有限。
中國固然在經濟上需要歐洲,但在戰略的天秤上,歐洲對中國的價值難以與俄羅斯等量齊觀:面對難以預測的川普,中國更需要俄羅斯作為可靠的「戰略大後方」,否則在美國與俄羅斯交好的同時,又與中國翻臉,中國就難以抵擋美俄聯手的壓力。這樣的存在關係,注定德國與歐洲很難依靠中國,來遏制俄國的威脅,最多只能構成一種牽制。
梅克爾能否真正實現其宣言,最終還是得回到上述的兩條傳統路線,以及強化歐洲國家為彼此而戰的認同與意志,否則無論怎麼樣的合縱連橫,最終還是會遭到威脅者的識破,而使嚇阻失效。屆時,德國與其他歐洲國家不管多麼不願意,都必須與川普和解,忍受美歐關係的低潮,直到川普離開白宮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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