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話語權之爭，從「鄭和下西洋」說起...

2017/04/05 王俊評

王毅宣稱鄭和下西洋是秉持「海洋合作」的精神，然而稍具常識者都知道，天朝思維怎麼可... — 王毅宣稱鄭和下西洋是秉持「海洋合作」的精神，然而稍具常識者都知道，天朝思維怎麼可能允許「國際合作」？圖／Shutterstock

中國人的海洋觀推崇鄭和，看重海洋合作，而世界上有些人信奉馬漢，熱衷控制海權。

今年3月，中共全國「兩會」期間，中國外交部長王毅在記者會上，針對南海是否會導致中美開戰的提問，這樣回應，接著順勢表示，「即使中美之間，只要轉變觀念，浩瀚的海洋也完全可以成為兩國合作的廣闊天地。」

王毅的說法似乎有意與美國國防部長馬蒂斯，在2月初訪問日本時宣稱「中國試圖重建明朝的朝貢體系」，互別苗頭。這種爭論，當然不是始於今日。過去對中國來說，這涉及鄭和下西洋的性質是否與「帝國主義擴張」相似；今日還增加了中國崛起，是否會在東亞重建朝貢體系的疑慮。

王毅親上火線回應，顯示學術辯論正式升高至官方爭奪話語權，透過建構本身需要的事實來操作。而王毅短短的回應，透露出至少三個明顯的建構——海權不可被「控制」、天朝不可能讓鄭和進行「國際」海洋合作、中美海洋合作實為勢力範圍劃分。

王毅在重要公開場合關於鄭和的發言只是開場，未來中國必然會繼續建立鄭和下西洋的相關... — 王毅在重要公開場合關於鄭和的發言只是開場，未來中國必然會繼續建立鄭和下西洋的相關話語權。圖／路透社

▌謬誤：海權的迷思

當代的中國，近代史的屈辱記憶與跨海而來的威脅有密切關係，包括學者在內的許多人提到海洋時，常見的一種現象，是把「海權」與「制海權」混淆。比如上海政法學院教授倪樂雄就曾說：

海權和陸權都屬於國內外學界約定俗成的專業術語，海權一般指國家運用軍事力量對海洋的控制。

這種概念顯然是制海權而非海權。中國以外的學界，對於「海權」最簡單的字面意義，就是國家在海上的權力與能力，包括軍事與非軍事。英國學者Geoffrey Till就指出，貿易（過去為殖民地）、航運、海軍，是構成海權的三大支柱。蘇聯海軍元帥高希科夫對當代海權的定義講得更精闢：對海洋相關資源的利用（包括資源開發與科學研究）、能夠配合國家需求的商漁船隊的發展、保衛海上利益與國家安全的海軍。

既然連學有專精的學者都會發生明顯的混淆，包括王毅在內的其他人，不自覺說出「控制海權」之類的話也不足為奇。「海權」是每個濱海國家本來就擁有的，作為國家力量組成之一的海上力量，兼具軍民成分。如果沒有意識到海權的非軍事成份，很容易就會放大軍事性質，把大海軍作為國家威望的最重要組成之一。

其實不管從西方或高希科夫的定義來看，各種海權要素都是相互影響，加強彼此的存在。但海權要能強大與持久發展，最重要必須先有高度的海洋運用需求，然後才有海軍保護海上利益。如果反其道而行，海上利益不大卻追求建設大海軍，通常很快就會衰敗。

這正是鄭和下西洋在整個中國歷史曇花一現的首要原因。

如果沒有意識到海權的非軍事成份，很容易就會放大軍事性質，把大海軍作為國家威望的最... — 如果沒有意識到海權的非軍事成份，很容易就會放大軍事性質，把大海軍作為國家威望的最重要組成之一。圖／路透社

▌刻意建構的「和平」下西洋

「三保太監」鄭和從明成祖永樂三年（西元1405年）起，到明宣宗宣德五年（西元1430年）為止，總共七次下西洋。隨行除外交使節、工匠、商人等非軍事人員之外，也帶了據稱總數兩萬的軍隊一起出海。由此可以想見，其性質絕對不是純粹的和平外交，是很明顯的「砲艦外交」。

但鄭和也的確沒有把所到之處變為殖民地。越南在這期間被明朝征服，並不是因為鄭和發動了什麼軍事行動的直接結果。可以說，明朝用恩威并施的方式，讓諸多東南亞與印度洋地區的國家接受其宗主國地位，擴大了朝貢體系的範圍。

這就是關於鄭和下西洋的性質，究竟是擴張還是和平外交的無窮爭論的源頭。王毅的發言，意味著中國官方開始將鄭和下西洋，正式建構為和平與合作的外交，不過本文認為，應當關注的問題本質是，明朝沒有透過鄭和下西洋征服東南亞或印度洋諸國，而後下西洋被迅速地、草草地結束，究竟是真的刻意「不為也」，還是有苦衷的「不能也」。兩者之間的差異，就是被王毅談話刻意隱藏在細節裡的魔鬼：如果是前者，代表中國崛起的思維可能真的與西方國家不一樣，對周邊國家的威脅確實不高，因此也存在合作的可能；但若是後者，周邊國家就不能等閒視之，因為造成「不能」的「苦衷」一旦消失，中國或許就很有可能會把矛頭轉向其地緣戰略重心的國家。

鄭和下西洋為什麼沒有征服其他國家，常常被拿來作為原因之一的，是明太祖朱元璋在他編撰的《皇明祖訓》列出明朝周邊十五個「不征之國」。《皇明祖訓》對於所謂「不征」的理由首先是這樣說的：

四方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給，得其民不足以使令。

「三保太監」七次下西洋，帶了據稱總數兩萬的軍隊一起出海，其性質絕對不是純粹的和平... — 「三保太監」七次下西洋，帶了據稱總數兩萬的軍隊一起出海，其性質絕對不是純粹的和平外交，是很明顯的「砲艦外交」。圖／路透社

意思就是，蠻族都居住在跟中國隔著高山大海的遙遠偏僻異域，他們的土地對增加中國的財富沒有幫助，他們的人民也沒辦法供中國皇帝驅使辦事。這是一種把其他民族、國家視為可以被華夏民族作為財物的功利觀點，可以往上一直追溯到至少春秋時代，最終讓「中國」擴張為涵蓋大部分東亞的龐大帝國。千年積澱的戰略文化，讓朱元璋不敢單靠功利觀點去約束他的子孫，何況他本人對所謂的「不征」原則，也不是那麼誠心誠意，接著立刻表示：

但胡戎與西北邊境，互相密邇，累世戰爭，必選將練兵，時謹備之。

無法征服的游牧民族的威脅，才是朱元璋要他的後代子孫不要去併吞周邊國家的真正原因。不僅因為在他的時代，歷代中華帝國已經跟游牧民族打了快一千五百年的戰爭，更在於明朝的合法性主要來自於驅逐蒙古帝國的元朝。但退回蒙古的元朝並沒有被朱元璋消滅，即使派遣鄭和下西洋的明成祖，對蒙古也發動了五次親征；而且由於他把首都遷往「三面近塞」的北京，明朝往後的邊防壓力越來越大。

所以，明朝先天上不可能認真發展海外事業，也從來不曾自命為「海洋國家」，反而從朱元璋開始就經常實施「海禁」，搞得東南沿海人民迫於生計，自己扮起「倭寇」。明朝對於海上發展，既有困於北方外患的「不能」，也有地緣政治認同上的「不為」，不可能留下什麼值得後世遵循的遺產，也絕非受到什麼「和平外交」、「海洋合作」思維的影響。

換言之，如果明朝不願朝東南亞與印度洋發展海上擴張，是基於上述的功利考量、威脅來源認知，以及缺乏海洋國家的地緣政治認同，那麼當這三者皆出現變化時，情況或許就會反過來，「鄭和下西洋」的經驗在新環境中就不足以被外界參考適用。

中國當前的情況，或許就是這樣：中國在歐亞大陸已經沒有值得一提的入侵威脅；印度洋－南海海上交通線對中國經濟的重要性，遠超過鄭和當時缺乏經濟需求支持；中共在2012年的十八大政府工作報告，首度宣布要建設「海洋強國」。如果多數中國菁英對海權的理解又是以軍事面為主、懷念歷史的光榮，自然很容易引起他人的懷疑。

「但胡戎與西北邊境，互相密邇，累世戰爭，必選將練兵，時謹備之。」無法征服的游牧民... — 「但胡戎與西北邊境，互相密邇，累世戰爭，必選將練兵，時謹備之。」無法征服的游牧民族的威脅，才是朱元璋要他的後代子孫不要去併吞周邊國家的真正原因。圖／美聯社

▌海洋合作（X）勢力範圍劃分（O）

王毅宣稱鄭和下西洋是秉持「海洋合作」的精神，然而稍具常識者都知道，天朝思維怎麼可能允許「國際合作」？中國天子是「君」，其他國家都是「臣」，君臣之間沒有當今的平等國際合作，只有上下之別的發令與服從。所以宣稱鄭和下西洋秉持海洋合作精神，完全是背離事實的話術。

王毅的真意藏在他後面提到的：

即使中美之間，只要轉變觀念，浩瀚的海洋也完全可以成為兩國合作的廣闊天地。

問題在於，誰需要「轉變觀念」？

除了在東非索馬利亞海域之外的國際聯合反海盜行動，以及《海上意外相遇規則》（CUES），美中兩國沒有在相關海洋安全議題上有重大合作。此前另一個原先能引起兩國合作的海洋安全合作機遇，是前美國海軍軍令部長穆倫上將（Adm. Michael Mullen）在2005年8月倡議，後來得到小布希總統支持的「千艦海軍」。

穆倫當時認為，有鑑於21世紀的恐怖主義威脅是全球性的，美國已經無法獨力保證全球海洋的自由使用，應該要讓志同道合的伙伴國家，一起維護海洋安全，拒絕讓威脅海洋安全的行為者使用海洋。千艦海軍的主要目標是非傳統安全威脅，包括反海盜、天災人禍引發的人道救援需求、反恐、非常規戰爭等，希望參與倡議的伙伴國家能夠開放港口，讓包括美國海軍在內的各國海軍使用，以便達成作戰目標。

這種倡議的出發點當然非常好，但是敏感程度也是前所未見——開放港口必然涉及主權，對美國沒有好感，甚至反美傾向濃厚的國家，堅決反對是可以預見的。「千艦海軍」以及後來進一步發展的「全球海上伙伴倡議」，因此曲高和寡，遭到許多反對聲浪，中國自然也名列其中，認為美國是「打著反恐旗號搞擴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