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學術寒冬：難以走完的高教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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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校超過百年，曾出過諾貝爾化學獎得主鈴木章教授的北海道大學，在不敵連年高校經費削減下，去年曾一度宣布預備大幅裁員，在當時為日本高教界投下一枚震撼彈。

北海道大學裁員的理由很單純：即便北海道大學每年都充分達成了日本政府各項教學研究指標，但國家在未來持續削減高教經費的方向不變，因此需在六年內再壓低14.4%的人事成本，相當於205名專任教授的薪資。

兩百名教授，雖然在各系所強烈反彈下，暫時保住了飯碗，但日本國立大學在少子化的蕭條環境下，深陷缺乏學術新血注入、教學行政負擔加重，以及經費持續緊縮的泥沼，至今未能脫離這樣的惡性循環。這一切，都要從十多年前，日本國立大學的「法人化」說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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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教改革，國立大學法人化

日本的大學，向來以諾貝爾獎得主輩出、具有深厚的研究傳統著稱；但另一方面，也令人聯想到僵固封閉、與社會疏離的象牙塔，學閥壟斷資源的陋習更令人詬病。為此，日本政府在2004年決議推動國立大學法人化，希望增進國立大學的活力與特色化，踏出了大學改革的第一步。

爾後，日本政府開始逐年刪減提供給國立大學的預算，在法人化後的11年間，相關預算總額總共減少了12%，約1472億日圓。另一方面，政府要求各大學應積極從產學合作與專利授權當中，提高自籌經費的能力。

根據文科省的數據，2011年國立大學產學合作與專利收入的總額，確實成長至2004年的一倍。而外部經費占國立大學整體研究經費的比例，也從法人化前的不足兩成，在2011年突破三成，並持續成長。

在法人化的基礎下，日本政府又次於2013年推出了「國立大學改革計畫」，針對少子化、全球化與國際競爭等問題，提出了強化產學合作競爭力、招募優秀人才、並在十年內達成十校世界百大、留學生倍增、與二十校新創產業等政策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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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量的減少之外，經費的分配方式也有所改變。文科省要求各國立大學，必須提高「競爭性經費」的比例，透過預算分配的彈性，鼓勵競爭，令優秀的學者與研究能夠拿到更多資源，並爭取外國優秀人才來日。

至於什麼樣才是「優秀」呢？計畫中要求國立大學應該重新定義自己的「任務」，追求「實踐性的職業教育」，以回應社會與產業的要求。為配合此一政策目標，從2015年開始，有八成以上的國立大學著手進行系所的整併或重組，大多是以人文社會科系為主。

而為了貫徹前述的政策目標，計畫中也涉及了國立大學的組織重整。在大學自治的傳統下，至今國立大學大多是以教授會議為實質決策主體，由教授治校。但政府認為，鑑於法人化後國立大學已充分自主，已不需要大學自治來防衛國家對學術自由的侵害，有權無責又代表既得利益的教授會議，反而會阻礙改革。因此修法限制教授會議權限，以強化校長校務領導權力，提升國立大學治理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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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人化的悖論：越自由，越不自由

財務自主、鼓勵競爭、國際化、回應社會、提高效率……對於被批判為封閉象牙塔的國立大學而言，這些目標理應是切中要害的良藥；而國立大學法人化之後，不再屬於公務體系，理論上應當有利於大學的自治與學術自由發展才對。然而，在法人化以降的一連串改革下，卻也衍生出了許多新的問題。

以法人化為由，政府開始要求大學放棄教授治校傳統，改為由校長主動體察國際趨勢、產業需求與社會期待，運用充分的預算與人事權限，來領導大學邁向卓越。

但國際、產業、社會的趨勢與需求，說來有理，實踐起來卻相當抽象，也未必能直接轉換為收入。在大學自籌經費能力追不上預算刪減幅度之下，各校校長實際上大力配合的，仍是國家所訂下的各項政策指標，以爭取越來越小塊的預算大餅，政府對大學的控制反而加強了。

另一方面，對基礎研究的忽視、教師員額大減、非典型雇用增加、在職者教學行政負擔加重等等，都是影響深遠的重大問題。長此下去，日本的學術研究，恐將出現嚴重的人才斷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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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科學正在空洞化」

去年獲頒諾貝爾生醫學獎的日本東京工業大學名譽教授大隅良典，在得獎之後，其長期以來對於「日本的科學正在空洞化」的警告，也開始成為媒體焦點。

在頒獎典禮後，於斯德哥爾摩所舉行的記者會上，大隅表示：「在年輕世代中，被要求在極短期間就交出研究成果的情況，越來越嚴重。我希望能創造出一個各人能盡情探究其志趣的科學世界。」

大隅所批判的，正是前述大學改革所造成的影響。由於以短期計畫與業績以爭取經費的需求，以及要求「實踐性」、「職業教育」的方向，這使得需要長時間投入，就業或產業導向又不明確的基礎研究，陷入資源不足的窘境。

在資源不足下，受到最大衝擊的就是尚未有實績的年輕世代。過往日本的博士生畢業後，大多會一面進行博士後研究，或擔任專任職的助教、講師，一面累積研究成果，找正式教職。但在預算刪減下，博士後、助教與講師的職缺均大幅減少。

減少的不僅是過渡性的職缺，也影響到專任教師的新聘，在一份2015年的調查中，有38%的國立大學採取資深教授退休後，遇缺不補的政策。而根據統計，35歲以下的年輕教師，在2004年佔全體國立大學的13.4%，當中短期約聘比例，在2007年為52.9%；到2013年，年輕教師比例下降為9.8%，但短期約聘比例則上升為73.5%。教師的平均年齡，則從2004年的46.4歲，上升到2013年的47.4歲。

從數據上來看，相關改革政策確實提高了競爭強度，但其負面效果則是讓年輕研究者越來越難以就職，就職後也不安定，反而使得日本學術界缺乏新血，更加高齡化。大隅的警告，顯然並非空穴來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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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北海道大學，強大的一擊

就在大隅的得獎消息發布，前述的批判言論開始受到矚目後不久，猶如要幫大隅的批判背書一般，北海道大學提出了「六年內，裁員兩百名教授」的人事案。

事實上，在高教經費連年削減之下，有許多原本經費較少的大學，早已陷入窘境。例如新潟大學推出了遇缺不補、凍結升等與五十歲以上教師優退的政策。雖然降低了人事支出，但不僅導致許多領域師資不全，在職教師的負擔也節節升高。

筆者就曾遇見一位從新潟大學轉任更後段學校的教授，其表示「再待下去，就算不被裁，也一定會過勞死」。而新潟大學並非個案，另一位任職於某公立二線大學的教授也對我說，學校早已幾乎沒有助教跟職員，不僅是研究事務，從文書工作到訂便當搬桌椅等庶務，都得自己一手包辦。

即便如此，許多人仍認為，這僅是少子化下，後段大學生源與經費不足的自然現象。然而，當歷史與實績兼具的北海道大學，也宣布了裁員案時，顯然經費問題已非大學排名所能解釋，而是所有大學都面對了同樣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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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海道校方並未明言要開除教授，若是原本有較多兼任或約聘講師、助教的系所，若全數不續聘，仍能壓低足夠的人事成本。但姑且不論人力缺口的問題，有許多系所原本就沒有這麼多兼任與約聘可以裁。對於這些系所，校方表示，若無法達成目標，則該系所的新聘與升等全數凍結，直到因教授退休或離職而減少的人事經費，達到削減目標為止。這實際上無異於逼系所自行逼退教授，以換取人事上的解凍。

由於衝擊實在太大，在各系所主管與教授會議的反彈下，提出裁員案的校長在校長選舉中連任失敗，新校長則承諾重新評估開源的可能，暫緩了裁員的步調。

然而，問題並未就此解決。政府刪減高教經費的政策未變，而且以教授治校的機制，來反對校長的領導，正是被計畫點名，阻礙改革的一大障礙。當下一波人事海嘯捲來，持續弱化的教授治校傳統，能有多少抵抗力，殊難逆料。

進一步言，接下來為了開源，調漲學雜費與否遲早浮上檯面。實際上，年初北海道大學就以經費不足為由，將各宿舍的住宿費調漲了70%-100%。裁員尚有教授會議阻擋，但若拿學生開刀，以日本目前貧弱的學生自治力量而言，恐怕當今日本大學生們背負的沈重學貸壓力，又將雪上加霜。

讓國立大學從高度依賴國家預算的公務體系，走向法人化與自由競爭，是否就能夠帶給我們一個更好的高等教育環境？若否，又該如何面對少子化、國際化下的諸多挑戰？日本經驗，值得我們細細推敲，深刻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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