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讓中產不開心：你知道你喊的民粹到底是什麼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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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美民主國家正遭遇一場「政治不正確」的全面逆襲，規模史無前例。愛國主義、種族歧視、階級偏見、性別成見，紛紛從政治語言的冷凍庫裡被取出解凍，肥美地端上桌面，讓長年厭倦政治正確減肥素食餐的群眾，打破厭食的冷感，狼吞虎嚥各種被禁欲已久的話術美饌。

簡單為上述四類主題的話術各舉幾個例子：

愛國主義 ／民族主義

種族歧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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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級偏見

性別成見

在當前動盪的政治局勢中，運用這些「政治不正確」的話術來獲得群眾支持的政治勢力，被學界和主流輿論概括標誌為「右翼民粹」（right-wing popu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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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右翼」，其所標誌的是：一、這些政治勢力面對經濟，傾向讓市場機制自由運作、減少政府干預，例如反對基本工資；二、面對社會，鼓吹單一同質的民族想像，反對多元並排外（這使他們往往對內主張自由經濟，對外卻主張保護主義、反對全球化）；三、面對文化，傾向維護傳統規範，例如特定宗教世界觀、既有的家庭倫理、性別想像、階級秩序等。

比較有問題的會是「民粹」這個標誌。人們會質疑：主張愛國、標舉民族理念、照顧自己國民、恢復社會秩序，這和「民粹」有什麼直接關連？再者，鼓吹種族和性別偏見，應該被稱為「種族主義」和「性別主義」，似乎不該又用「民粹」來混淆稱呼？況且，難道不支持多元社會、族群平等、同性婚姻，就得被貼上「民粹」的標籤嗎？把政治人物叫做「民粹主義者」（populist），難道不是站在政治正確的潮流上對不同意見者的污名化嗎？

人們還可以更尖銳地抗議：在面臨經濟危機、難民潮、恐攻威脅已成為日常的社會裡，大膽說出民眾的恐懼和心聲，為民眾代言而獲得支持，如果這就叫「民粹」，那麼民粹有什麼不好？難道這不也是反映民意嗎？

台灣讀者對此也許會更感到疑惑。因為在台灣社會的語境裡，「民粹」這個外來語往往沒有經過充分釐清，就直接被用來負面評價政治事件或政治人物言行。「民粹」一詞在台灣因而單純被理解為一種「政治修辭風格」——政治人物透過違反政治共識或遊走法律邊緣的話術運用，來迎合喜好、煽動反感、激發恐懼，藉以獲得群眾支持，意圖取得或鞏固自身的政治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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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則顯得「民粹」這個詞語幾乎沒有客觀實質內涵，純粹被當作可以任憑主觀使用的政治標籤。如此便助長了以下幾種混淆的情況：

的確，「民粹」包含上述「政治修辭風格」的意涵。即使在西方，這個詞也常被用來污名化對手、引發口水戰。但這並不表示，它缺乏客觀內涵而可以任意當作貶義詞來使用。也不表示，它只得益於中下階層或年輕族群。更不表示，它可以和「民主」相混淆，並被當作劣化版的民主。如果使用「民粹」一詞來描述現象，只能引發人們的憤怒、訕笑與忽視（例如美國人剛開始面對川普時），這樣就表示，我們的民主社會仍然欠缺理解與克服這種現象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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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們要從背景開始瞭解：當前西方民主國家所遭遇的民粹現象是如何發生的？哈佛大學著名歷史學家弗格森（Niall Ferguson）列出五個要素：（一）外來移民遽增、（二）發生經濟危機、（三）經濟不平等日趨嚴重、（四）民眾認為現有體制是「腐敗的」而不再信任、（五）政治煽動家利用民眾的不滿，掀起政治風潮。

據此，人們可能會認為：「受到民粹煽動的，主要是經濟弱勢、受教程度低、被社會歧視的邊緣族群。民粹危機要歸咎於既得利益者對弱勢的壓迫，因此某種程度上，支持民粹的群眾也情有可原。」

但事實卻不這麼理所當然。晚近民主社會中民粹勢力的支持者，除了社會底層群眾，更有相當多經濟條件不錯、受過良好教育的中產階級，例如中小企業主、商店經營者、專業技師、優渥的退休人員......等。也正因為能受到中產階級的認同，各國的民粹勢力才能分別獲得10-35%的高支持率。

為了方便，在此參照上述弗格森的解釋框架，並以德國為案例，來說明中產階級之所以支持民粹勢力的背景脈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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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來移民：全球化危機的代罪羔羊

2008年金融危機發生後，湧入德國尋找工作機會的外來人口逐年劇增，多數來自南歐與東歐。其中不乏各領域的專業人才，以2014年為例，146萬的外來移民中，有超過80萬是來自歐盟其他國家的專業人才。無論在工作、居住與社會資源的分配上，德國本地的中產階級已感受到時局的變化與壓力。

中產階級的莫名不安，很快在2010年找到了詮釋代言。前政治家Thilo Sarrazin的論著《德國自我毀滅中》（Deutschland schafft sich ab）出版，書中露骨地主張：

這本書作為德國二戰後首度公然打破種族主義禁忌的暢銷書，引發大量批判的同時，卻也激起大量的共鳴，讓長久以來圍堵種族主義與法西斯思想的「政治正確」開始潰堤。2012年，諷刺小說《希特勒回來了》（Er ist wieder da）的出版造成轟動，精準地掌握到德國社會氛圍的驟然轉變。

儘管外來移民多數來自波蘭、羅馬尼亞、保加利亞、義大利等歐洲國家，中產階級對移民潮的憂慮與反感，卻透過種族成見的折射，被具體地稼接到針對伊斯蘭族群。隨後在2015年夏天爆發的敘利亞難民潮、以及梅克爾引發爭議的難民政策，並不是我們當前所看到之德國社會不安的源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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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場難民危機只是提供了一連串的契機，讓原先累積的社會壓力，找到表面上理直氣壯的宣洩口。事實上，難民對中產階級所帶來的衝擊，主要也是心理層面的：

首先，在社會治安方面，儘管2015跨年夜的科隆性侵案（嫌犯多為北非難民）造成大規模恐慌，今年7月又接連發生3起難民攻擊造成死傷（Würzburg案：阿富汗難民／恐攻、Reutlingen案：敘利亞難民／個人糾紛、Ansbacher案：敘利亞難民／恐攻），但根據德國聯邦犯罪局（BKA）今年6月發表的統計，難民的犯罪率並沒有比德國本地人更高。

儘管刑事案件的總數隨著近百萬難民的移入而增加，但用種族或文化因素來指控難民傾向犯罪，卻無事實根據。與此形成強烈對比的是——2015年德國右翼份子的暴力事件較前一年暴增44%，創史上新高，其中多數針對難民。^註1

其次，難民衝擊就業市場的效應，至今仍不明顯。到今年7月為止，德國前30大企業總共只雇用了54位難民，並不如原先預期。根據目前趨勢，多數難民的就業機會還是會來自餐飲服務業，特別是小吃店和連鎖速食餐廳如麥當勞、漢堡王。此一領域的從業人員原本即以移工為大宗，例如連鎖速食餐廳所雇用的員工有80%都是外來移民。要承受就業排擠效應的，主要會是德國社會的底層。儘管如此，卻仍有70%的民眾——其中多數是中產階級——都擔憂難民會對他們造成就業競爭。

總體而言，中產階級在此所面對的，是全球化脈絡下的競爭危機。但問題的癥結，卻被投射到伊斯蘭背景的移民／難民身上。畢竟，以族群文化與道德倫理的答案來回應經濟的結構性問題，是最省力的、其吸引力也最令人難以自拔。

7月發表的調查研究顯示：中產階級有50%認為伊斯蘭是危險的，40%拒絕伊斯蘭移民。34%認為德國會被外國人淹沒。30%認為難民並非被迫離開家園，而是為了享受福利才來到德國。認為不應該實施寬容難民政策的則高達80%——這在5年前還只有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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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產階級的恐懼：「經濟不平等」

2008年金融危機後，德國經濟一枝獨秀地迅速復甦。相對於其他歐盟國家的高失業率，德國創造了就業率增加超過4%的「奇蹟」，2015年的消費力指數也出現了20年來的亮點。表面看起來，德國已擺脫危機的陰影，然而中產階級卻對此無感。癥結在於，金融危機後，正式開啟低經濟成長、低利率的大環境，讓中產階級失去了對未來的樂觀。

低利率的政策雖然讓金融市場從危機中快速恢復，並激勵股市與房市投資，這卻違反了德國中產階級的利益。他們的理財手段向來以儲蓄為主，只有15%的德國人投資股票。低利率政策不但沒有為他們帶來好處，反而使利息收入減少，並間接影響了退休規劃。

此外，房地產的炒作也開始活絡。儘管總體而言，德國人所得增加的幅度略高於房價上漲，但某些大城市的房價漲幅卻明顯超過薪資所得的增加，成為租屋市場上令人矚目的現象。經濟活動的復甦，在佔全國人口60%的租屋族眼裡，反而突顯的是節節上漲的房租。

德國中產階級經歷了消費力成長停滯的20年，而如今的「經濟復甦」與「就業奇蹟」，卻弔詭地加深了未來的不確定感。更諷刺的是，隨著這場復甦奇蹟，德國的貧富差距卻擴大到30年來的新高點。社會上最富有的前10%，分有了國民總資產的60%，這已超過了工業國家平均值（50%）——對中產階級而言，景氣已不再能與穩定的生活劃上等號，景氣所穩定的毋寧是富豪們的資產累積。

即使德國是歐盟和全球化的贏家，但正如德國輿論所嘲諷的那些「就算違反自身利益也要投下脫歐票的英國民眾」，德國自家裡的失落中產階級也同樣反對歐盟與全球化。例如，近來中國美的集團（Midea）對德國頂尖機器人製造商庫卡（Kuka）的併購案，引發群眾疑慮，即是出於這個脈絡（在此之前，德國社會一般對中資持歡迎態度）。此外，同樣的態度也表現在對TTIP、CETA這類貿易協定的普遍反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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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敗體制，獨厚清高假掰的「政治正確」

根據前述因素，儘管中產階級的生活依然不虞匱乏，他們仍自覺失去了發展的前景。儘管沒有接受社會照顧的迫切需求，他們仍感受到被這個「社會福利國+全球化經濟」體制所遺棄和背叛的憤怒：

對體制的不信任，進一步反映為「代議危機」，亦即，失落的中產階級認為，現有體制內的所有政黨都無法為自己代言，甚至連媒體也都在避重就輕說假話。越來越多人認為「所有政黨都沒有差別」（或更親切地翻譯成「兩黨一樣爛」），對政治冷感而不再投票。

根據7月出爐的中產階級研究，有46%的受訪者認為德國民主政治失能，73%認為自己無法影響政府決策，60%認為參與政治活動毫無意義。而這種現象在發展停滯的德東地區尤甚。再從近期選舉結果來看，投給民粹政黨AfD的選民，很大一部分就是原先放棄投票的族群。

儘管失落的中產階級在經濟／社會上仍處於中堅地位，他們卻感到在政治文化上被邊緣化，並自認是「主流價值」的長期受害者。這意味著，現有體制長久以來所建立的政治語言，對他們而言幾乎都失去了理所當然的合法性。人權、環保、動物權、多元文化、性別主流化，這些概念往往被斥責為清高假掰的「政治正確」。而自由、平等、民主、憲政、法治等原則，雖然仍受到認同，但其內涵或者被曲解、或者被淘空，甚至被威權思想所取代。至於左派或右派、社會主義或自由主義的路線，則不再被認真看待。

一旦拒斥、曲解了上述的各項價值與原則，也就等於否定了現代政治的公共文化。這促使他們回歸私領域的思考方式，訴諸日常直覺以及約定俗成的道德倫理觀，來理解並評價公共事務。在他們看來，這才是「戳破謊言，說出真相」果斷又暢快的方式。然而，這種方式卻常導致利己和保守的傾向。「利己」被包裹成「務實」的想像——各人顧好自己是本分，國家照顧好自己國內的「好百姓」才是首務。「保守」則是凡事訴諸直覺和通俗道德的副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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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體療傷取暖的煽動者與被煽動者

至此，我們追蹤了德國中產階級的憂慮、並由此描繪出其政治態度與傾向。那麼，政治人物將如何迎合「中產階級的感情傷害」來量身訂做，為之代言，並且贏得他們的支持？

接下來我們要參照《修辭學歷史辭典》（Historisches Wörterbuch der Rhetorik）^註2，整理出幾項民粹的特徵：訴諸個人常識、煽動情緒、刻意訴諸謬誤、利用簡便政治譬喻以主張簡化且基進的解決方式，最後，助長具有領袖魅力的威權。

第一，民粹主義者的言論，是訴諸個人常識的。其所奉行的原則是：「適用於個人生活的，也完全適用於公共領域。」或說得更簡潔一點，叫「用膝蓋想也知道的應然原則」。這是民粹最核心的特徵、也是其政治動能的根源。例如：「父母優先照顧自家孩子是本分，政府優先照顧好自家百姓也是本分」。奧地利自由黨總統候選人霍弗便理所當然地說：「我要優先照顧的是我們的國民，最好是說著我們語言的。」

此外，民粹的言論也常過份強調個人的性格特質，作為面對公共事務的態度。例如德國AfD政治人物霍克：「我們必須重新找回男性氣概。因為只有找回男性氣概，我們才像個男人。鄉親朋友啊！唯有變得像個男人，我們才有能力捍衛（這個國家）。」

政治領域中的互動，也常被類比為私人間的往來，例如川普的名言：「我會蓋一道大牆。沒人比我更會蓋牆。我會很省錢。我會蓋一道很大很大的牆在我們國土南界，然後讓墨西哥來付錢。」彷彿這是厝邊隔壁之間，為了後院花圃而起的爭執。透過這樣，降低了政治討論的門檻，讓自認被排除在主流政治文化之外的民眾，打破政治冷感，產生能輕易主張立場並參與政治的錯覺。

第二，民粹最吸睛的拿手好戲，就是煽動情緒。民粹鼓勵群眾回到個人直覺來思考，鼓勵群眾擺脫「假掰的政治正確」、回到個人實際的感受上。煽動情緒的手法，可歸納出以下三種：

第三，民粹為了煽動民眾的情緒，特別會利用以下三種謬誤，以達到效果：

第四，民粹的修辭包含大量過度簡化而聳動的政治譬喻／類比。例如，川普說「我們不能繼續放任中國來強暴我們國家」。或是德國AfD政治人物霍克說「我們正在進口社會炸藥（指難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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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如果前述各種手段都算是暖場，那麼民粹最終會引導群眾，去認同一系列簡化而基進的政治解決方案。

除了像是「嚴厲驅逐難民」、「完全封鎖國界」、「廢除歐元」、「撤銷所有性別研究的經費」等主張之外，尤其引人注目的還例如：在查理週刊事件發生後，法國FN黨魁勒龐主張重新恢復死刑，以制裁伊斯蘭極端主義。又例如德國AfD黨魁佩特里（Frauke Petry）主張，必要時可以射殺試圖違法越境的難民。甚至在德國科隆性侵案發生後，同為AfD的政治人物Frank Scherie還主張，因為警力不足，民眾面對外來移民犯案時，可以私自執法。

若這些主張果真進入政治議程，可以想見，將遭遇體制內的強烈反彈，並且還要面對現實的窒礙難行。然而，與體制協商、乃至於妥協，將違反民粹對群眾的承諾，並淘空自身權力的基礎。因此相當諷刺地，這些宣稱能一勞永逸地解決問題的基進主張，所忌諱的就是真的被排入政治議程。其實際功能毋寧是，扮演誘人但不能拿去兌現的政治支票。

第六，民粹會刻意建立領袖魅力與個人權威。民粹主義者雖然號稱代表多數群眾意志、反抗菁英、實現更直接的民主，但弔詭的是，在這種「民主」裡，反而讓他們成為威權性格的政治明星。在川普和勒龐這兩位本身即出自體制內菁英階層的民粹領袖身上，上述不協調的對比尤其鮮明。

然而這種不協調只是表面的，因為如之前所描述的，支持民粹的群眾雖然自認追求「更民主」的政治，但其實是在表達被體制忽視的憤怒。現代體制的民主價值並非他們關注的焦點，他們作為被現代政治文化主流所邊緣化的族群，旨在對主流進行抗議。像川普這類的民粹政治人物，其菁英富豪的身份並無礙於獲得「老百姓們」的支持，因為他們都是屬於政治文化邊緣族群的一份子。

號稱追求「更民主」的結果，卻造就了威權領袖，有學者便指出，支持群眾只是在威權領袖的舞台下集體療傷取暖，並不能成就實質民主、更無法反映他們自身的利益。

不久前有一德國家庭指控德國政府一系列的「專制」，例如強制幼兒施打疫苗（「藥商集團和政客勾結的陰謀」）、開放大量難民造成社會不安等。於是他們「流亡」到「比德國更民主」的俄羅斯尋求政治庇護。普亭才是他們心目中「民主」的模範政治家——為民作主的青天大人。這場「跨國取暖」，反映出不少受德國國內民粹政治宣傳影響的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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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挽救失能民主，找回「公共人」

晚近民粹現象的背後所反映的，是全球化脈絡下，透過大規模移民和經濟變局，對現代民主社會的中產階級廣泛造成「感情傷害」，因而引發的代議危機——民粹不是「太過民主、太過自由」的結果，正好相反，它是自由民主體制失能的後果。^註3

所謂「民粹」，本質上是一種反抗現代民主文化的意識型態。現代民主文化的基礎，是對私領域與公領域的清楚劃分，區別了作為個人在私生活中的行為原則、以及作為「公共人」（public man）的行為原則，並透過後者來建立起政治活動的概念、價值與規範。

與此相對，民粹揚棄了公私的區別，利用某種類似「前現代」的思考方式來衝撞體制，訴諸個人日常的倫理直覺來反抗現代民主文化，同時也質疑一切屬於「政治正確」的概念、價值與規範。

一般人對「民粹」的印象，主要來自「煽動情緒」、「訴諸謬誤」、「過度簡化與聳動」等特徵，因而認為民粹只是一種政治修辭的風格，格調低下，不值一哂。然而我們卻必須指出，上述這些修辭特徵，都要關連到「反公共」的核心概念上，才能被理解。

民粹並不單純是失控越格秀下限的政治修辭風格，而是一套反公共的意識型態。^註4民粹表達的是「反對／抗議」，所以自然缺乏濃厚鮮明的政治教義，並且可以和不同政治立場結合，成為「右翼民粹」、或者「左翼民粹」（例如西班牙的Podemos）、甚至同時混合互相衝突的立場而成為「混搭民粹」。在歷史上，我們也看到它時而與法西斯主義結合、時而與共產主義結合、也時而與自由主義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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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儘管民粹表達「反對／抗議」，但作為一套意識型態，它仍具備核心原則，亦即「公共領域的私領域化、日常化」。因此，我們不能把所有號召群眾的政治運動都任意貼上民粹標籤，而要判斷其是否反映了「反公共」、「私領域化」、「日常化」的政治思考。

並且，我們也不能認為民粹是完全不講理性、不講規範、以及「反智的」。因為它的「理性」和「規範」是日常素樸的、個人直覺的。支持民粹的群眾，也往往能論述一套道理來，儘管其中經常混雜了情緒、成見、論證謬誤、以及心靈雞湯。如果只是把民粹斥為不理性的、「反智的」，那麼非但不能掌握其本質，也無法找到批判和溝通的立足點。

也因為民粹不完全等同於反智、非理性、粗俗、衝動，所以它不能被理所當然地關連到「沒教養的群眾」或「易受煽動蠱惑的年輕人」。本文已指出，晚近回應民粹號召的，事實上多是有教養有禮貌、安分工作又守法穩重、愛國愛家的那群「沈默大眾」。他們搖身一變，就成為站到街頭上附和「難民沒人權」、「恢復死刑」、「反對同性戀文化霸權」的善良國民。

最後，我們要知道，民粹並不專屬於哪個特定階層、族群或政治立場——只要有心，人人都可以是民粹的擁護者——因為民粹所反映的，是我們被「現代政治文化」所壓抑已久的陰影。

不要輕易嘲諷川普的支持者和投下脫歐票的「英格蘭鄉民」，因為我們每個人都不乏這樣的經驗——看到恐攻、犯罪、政治動亂、經濟剝削、以及各種社會不平等的新聞時，忍不住情緒，就在心裡想像出一些簡單、明快、帶著某種解放感的解決方案。

畢竟，「民粹是簡單的，而民主卻是複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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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