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角月影花怪談／從日治台灣的「百物語」，看靈異怪談如何成為地方認同的文化象徵

1917年7月14日的《臺灣日日新報》刊出了一首筆名「狆糞漢」的詩人所寫的漢詩〈怪談會〉：

這一讀便可了解，是一個招攬怪談會參與者的公告。這個怪談會由《台灣日日新報》主辦，相關宣傳的新聞談到，由於該報過去曾經廣泛採訪各種詭奇事件，與接受怪談投稿，因此選擇在這溽暑的炎炎夏日，舉行這符合時節情趣的納涼怪談會。

最後這個怪談會於榮町（大約是現今臺北市中正區衡陽路、寶慶路一帶）的「大同會事務所」的樓上舉行，共有12名怪談愛好者報名參與。根據事後的報導指出，會場佈置了畫家久保田米僊的《幽鬼圖》一卷與另一幅年輕畫家西鄉孤月的《幽靈之圖》。

《幽靈之圖》是妖怪學大師井上円了訪台時，當時下榻地點的日之丸旅館老闆邀請當時也入住於此的西鄉作畫，讓井上在畫上題字，使其成為兩位日本傳奇人物在台灣相會的見證，但可惜的是此畫目前已佚失，畫作影像存檔見於文末。不過，當時西鄉與井上並非只有合作《幽靈之圖》，之後井上另以個人名義，再向西鄉委託繪製一幅《男子幽靈圖》，目前存於東洋大學井上円了紀念博物館。

怪談會現場除了擺設幽靈畫之外，會場還刻意遮掩電燈，使其只能照亮部分地板，配合燈籠的光影落差營造出彷彿人臉的詭譎氣氛。參與者的故事從狐狸作祟到生靈、死靈的出沒，應有盡有。特別的是，當天在台北榮座（現今為喜滿客絕色影城）進行巡演的日本劇團「熱海一座」亦有4名演員在沒有報名的情況下，意外加入這場怪談會，而且唱作俱佳，讓整體氣氛達到最高點，最後怪談會圓滿於半夜3點落幕。

百物語怪談的文化軌跡

熟悉日本文化的台灣讀者，聽到這場辦在台灣的怪談會，應該很容易想到所謂的「百物語」傳統。「百物語」是一種流傳已久的怪談會形式，參與者們會準備百支蠟燭，每講完一則怪談便熄滅一支，在逐漸逼近黑暗的空間裡享受恐怖的氣氛。

不過該活動也有潛規則，就是不能講滿100個故事或把所有蠟燭都吹熄，否則會有不祥之事發生。「百物語」活動的確切起源雖然不明，但從鎌倉至江戶時代，已可見「百物語」與「武家試膽大會」互相混雜出現的情形。

到了1677年，收錄江戶時代日本各地奇談的《諸國百物語》正式出版，百物語因此從高階群體的生活雅興與試膽活動，透過大眾出版文化和娛樂活動，進入一般平民生活。因此怪談很早便具有雙重特質：百物語怪談聚會，一方面是有如試膽大會或特設的鬼屋般，發生於特定場所，依靠黑暗、聲音與集體氣氛構成的身體經驗；另一方面則可以被記錄出版，成為跨越地域流通的故事。

然而日本明治維新之後，由於追求理性的觀念普及，使妖怪與鬼話逐漸被放進新的知識框架中檢驗。但現代化並沒有因此讓怪談消失，反而讓它取得了新的存在理由。例如：1894年在《大和新聞》連載的〈百物語〉集結成書時，序文一方面斷言，世間並不存在真正的妖怪，這些非理性的事物只是人類怯懦的神經作用所製造出來的幻覺；另一方面也強調，怪談具有勸善懲惡、識世成人的教育效果。也就是說，即使現代在理性上否定「妖怪」的存在，但「怪談」仍可藉由道德與教育功能獲得正當性。靈異現象可以是假的，故事卻仍然可以是有用的。

怪談成為地方文化的重要象徵

到了1897年之後（即明治30年代後半），報紙上刊登的怪談又出現另一個值得注意的轉變：相較於文明開化早期急於判斷怪異究竟是真是假，此時的地方報紙開始有意擱置內容真偽的問題，轉而強調故事本身的趣味及其地域性。

因此，地方報紙陸續出現蒐集怪談的企劃。編輯者經常事先發聲明指出，他們並非主張妖怪真實存在，只是介紹「地方上還流傳著這樣的故事」。這種前提其實非常重要：當怪異故事被重新定義為「文化與民俗產物」，它便不必再接受科學上的真偽判定。所以問題意識就會從「妖怪究竟存不存在」，轉變成「人們如何談論妖怪」以及「妖怪與人們生活的關係」。

這個轉換同時與日本近代民俗學及「鄉土」意識的形成產生關聯。1906年刊登在《神戶新聞》的評論〈昔日的妖怪故事〉曾指出，妖怪故事即使看似荒誕無稽，仍然可以從中窺見特定地方與時代的風俗、人情以及人們的知識水準，甚至可以透過故事的變化觀察人文發展的軌跡。

怪談於是不再只是應當破除的迷信，而成為理解地方社會的資料。這種態度也與同時期水野葉舟、佐佐木喜善、柳田國男等人對怪談與地方傳承的興趣相互呼應。尤其日本在甲午戰爭與日俄戰爭之後，地方報紙蓬勃發展，各地對「故鄉」與「鄉土認同」的意識日益高漲。原本在地方聚落流傳的怪談，也逐漸被理解為當地記憶的一部分。

事實上「故鄉」概念並非自然存在，而是在現代化、都市化、人口移動與文明化過程中不斷被想像的空間，地方怪談正好提供了一種召喚故鄉記憶的方法，一個知名的妖怪、女鬼、又或者哪個有靈異事件發生的特定地點等等，都能將故事與特定土地連結起來。

由此可以看見一個重要的媒介轉換。江戶時代的百物語原本強調講述者、聽眾、黑暗、燭火與聲音共同構成的現場經驗；當怪談進入近代報紙之後，這些原本散布於地方社會的口述故事，則透過投稿、採訪，再經過記者與編輯篩選成為適合閱讀與消費的「怪談」。地方報紙並非單純保存傳統，而是在蒐集的過程中，重新塑造了何謂「地方怪談」。怪談因此經歷了從集體講述、口頭傳承到印刷媒體的轉換，而「傳統」本身也在這個過程中歷經再生產，有了新的意涵。

從這個意義而言，怪談甚至逐漸具有一種「文化象徵」的功能。例如講到日本平安時代的武士平將門，一定會想到東京那怪事頻傳的將門塚；在台灣，講到台南，大家一定想起〈林投姐〉跟〈陳守娘〉；台北的話便會想起〈周成過台灣〉故事中的糟糠妻月里。

怪談的殖民地凝視與當代反思

然而，當同樣的採集行為與凝視被投向殖民地時，怪談又獲得另一種政治意義，本專欄已經介紹了多篇典型故事，在此不再贅述。值得注意的是，這裡當然也產生了不對稱關係。

在日本地方，怪談可以被重新發現為鄉土文化、故鄉記憶乃至值得保存的地域遺產；然而到了殖民地，同樣的怪談卻可能成為殖民者的統治行為中，用於理解當地人風俗的材料。透過蒐集怪談，帝國實際上也在蒐集關於被統治社會的知識，藉此理解殖民地的死亡空間與超自然現象，妖怪於是成為帝國進入地方社會的一個研究入口。

當然，今日重新閱讀日治台灣的怪談，並不意味著接受殖民者觀看台灣的視角。相反地，我們可以重新閱讀與反思帝國留下的檔案：怪談記錄的不只是鬼怪與地方風俗，也留下殖民統治之下人口跨域移動、女性處境、以及那些未必能進入正史的日常生命痕跡。一個在異鄉出現的幽靈、被視為獵奇的殉情或死亡，都可能讓我們重新看見帝國疆域中人民的情感與困境。

殖民者曾經透過怪談分類地方、理解被統治者，但這並不代表我們只能沿用同一套觀看方式。當我們不再執著於妖怪是否真實存在，而是重新追問故事中的人如何生存、相愛甚至死亡，怪談便可能脫離原本的帝國凝視，成為今日重新理解那些被歷史遮蔽的生命，以及重新想像台灣與東亞之間複雜連結的另一個入口。

參考資料：一柳廣孝. (2020). 怪異の表象空間：メディア・オカルト・サブカルチャー. 国書刊行会.

責任編輯／張郁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