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智利原住民族馬普切的土地成為鎮壓的試驗場，超過4年的「緊急狀態」何時告終？

今（2026）年7月，我跟著一群原住民族研究者去到智利南部的一個馬普切族（Mapuche）部落Temulemu。接待我們的部落青年在談起馬普切族人與智利政治的關係時，說了這句讓我印象很深的話。

在他講出這句話的當下，智利才剛經歷1990年代民主化以來最明顯的政治右轉。極右翼政治人物卡斯特（José Antonio Kast）​​在同年3月就任總統，卡斯特不僅對同為右派的前總統皮諾契（Augusto Pinochet）​​於1970至1980年代的軍事獨裁抱持相對友善的態度，同時也將控制移民、打擊犯罪與恢復秩序放在政治議程的核心。如果右派政治正在崛起，為什麼這名部落青年特別想要向我們強調的是「我們兩邊都不相信」呢？

那天下午，我們跟著這位部落青年走進Temulemu的墓園。他想帶我們拜訪的，是一位早在十多年前離世的部落領袖（lonko）帕斯夸爾・皮瓊・派拉勞（Pascual Pichún Paillalao）。在這個寂靜無聲的墓園裡，只見墓碑上一面藍底白色八角星旗仍在風中飄揚。而旗幟上那一顆被稱為Wünelfe​​的八角星，在馬普切的宇宙觀中指向晨星，也長期與祖先抵抗西班牙殖民者的歷史相連。

馬普切族人的抵抗

智利在脫離西班牙建立共和國之初，也曾借用Wünelfe這個象徵來想像自己反殖民的身份，早期國旗甚至將八角星嵌入今日仍可見的白色星星之中。然而，弔詭的是，將馬普切族的抵抗寫進自己建國神話的智利共和國，最後卻在數十年後揮軍南下，以武力平定原先並未被西班牙殖民統治的馬普切人。19世紀後半，智利政府透過所謂的「阿勞卡尼亞平定」（Pacificación de la Araucanía）佔領今日的智利南部，位於阿勞卡尼亞的Temulemu部落也在這個過程中失去了大部分的傳統領域。

智利政府以軍事行動占領當地後，於1884年透過土地授予制度，將當地131名馬普切族人集中在920公頃的土地上。與此同時，相鄰的兩個非馬普切家庭卻取得了近5,000公頃的土地。原本馬普切族人相連的森林、水源、墓地與生活空間，就此被大型私人莊園切割開來。

然而，這並不意味著Temulemu族人就此忘記原來的土地。到了20世紀末，部落成員開始重新詢問耆老，也翻找過去留下的土地文件，試圖確認那些存在於集體記憶中的傳統領域究竟去了哪裡。他們好奇，為什麼數百名馬普切族人被擠在如此有限的土地上，而旁邊的地主卻可以擁有數千公頃的土地？

我們眼前這座墓的主人，正是百餘年後Temulemu族人在重新追索這些土地時，最重要的領袖之一。1995年派拉勞成為部落領袖後，開始帶領族人重新整理部落的土地歷史、推動領土恢復運動，並與其他馬普切組織建立聯繫。到了1990年代末，Temulemu不再只是要求國家承認土地權利，也開始進入他們認為主權尚有爭議的土地，並透過實際的耕種與使用以伸張自己的主權。

也正是在這個過程裡，一個原本關於「土地究竟如何失去，又應該如何取回」的歷史問題，逐漸被智利政府用另一套語言重新描述。原住民族的土地恢復運動開始與「暴力」、「治安」，乃至於「恐怖主義」連結在一起。

當「土地問題」變成「恐怖主義問題」

2001年，鄰近Temulemu的一處莊園發生房屋與林地遭縱火的事件。在地主的指控之下，時任Temulemu領袖的派拉勞與鄰近Didaico部落領袖阿尼塞托・諾林（Aniceto Norín）隨後遭到起訴。更具爭議的是，案件最終動用了源自皮諾契軍事獨裁時期的《反恐怖主義法》，讓原本圍繞土地所有權與領土恢復的長期衝突，也就此被帶進「恐怖主義」與國家安全的法律框架之中。​​

案件歷經數次審判，過程可說是相當曲折。​​兩名部落領袖先後兩度獲判無罪，但在政府與私人原告提出異議後，無罪判決遭到撤銷。到了2003年的第3次審判，兩人最終因「恐怖主義威脅」相關罪名被判處5年又1天徒刑。派拉勞的兩名兒子也在這段期間陸續遭到刑事追訴。

這場司法爭議並沒有隨著兩名部落領袖入獄而結束，而是一路從智利國內法院走向國際人權法庭。2014年，美洲人權法院判決智利政府違反《美洲人權公約》保障的多項權利。事實上，早在案件審理期間，聯合國原住民族人權特別報告員也曾在2003年訪問智利後提出警告，不應將「恐怖主義威脅」等罪名用來處理原住民族爭取土地的合法社會抗爭，並特別要求重新檢視派拉勞與諾林的案件。

從這個角度來看，派拉勞的遭遇便不只是一名部落領袖的司法案件，也折射出馬普切土地衝突中一個延續至今的矛盾。​​當馬普切族人以原住民族的身分要求取回歷史上失去的土地時，這些土地與政治訴求又是在什麼過程中，被重新轉譯成需要透過警察、刑法乃至反恐制度處理的安全問題？

20多年過去了，「恐怖主義」這類的治理語言並沒有離開這片土地。2026年，當我跟著部落青年走進Temulemu時，他的父親、也就是現任部落領袖，才剛從監獄獲釋不久，兄弟卻仍身陷囹圄。與此同時，在更廣大的馬普切族人生活區域，軍人、裝甲車、道路檢查與軍事行動也不是偶爾出現的景象。以維持治安為由的緊急狀態，已經在智利南部部分地區延續超過4年。

這套軍事治理顯然並不是今年才上台的極右翼卡斯特政府所開啟的政策。2021年，時任右翼總統皮涅拉（Sebastián Piñera）以南部地區持續發生暴力衝突為由，宣布部分地區進入緊急狀態，讓軍隊介入原本主要由警察負責的國內治安工作。

隔年，政治立場明顯更加左傾的博里奇（Gabriel Boric）就任總統，一度讓人期待長期以軍事與治安手段處理馬普切問題的方式可能有所改變。然而，事情並沒有如此發展。博里奇政府雖然一度終止前任政府的緊急狀態，卻在數月後重新於南部實施，並在此後一次又一次延長。

於是，一項原本以「緊急」為名的臨時措施，逐漸跨越左右政黨輪替，成為當地延續多年的治理日常。

到了2026年極右翼的卡斯特上台後，這套以「公共安全」為名的例外治理，更出現進一步擴張的可能。

2026年8月，卡斯特政府提出憲法改革方案，試圖在現有4種緊急狀態之外，再新增一種「公共安全緊急狀態」。依照政府最初提出的版本，總統可以在面臨嚴重公共安全威脅時，宣布長達120天的緊急狀態，並自行再延長120天，最長240天內無須取得國會同意。期間不僅可以限制人民遷徙、集會與結社等權利，也允許軍方協助警察執行安全任務。

值得注意的是，這項改革並不限於馬普切地區，而是可能適用於智利其他被認定面臨嚴重安全威脅的地方。也因此，不少人擔心，當一套原本以「緊急」為名的軍事治理機制，在馬普切地區持續實施超過4年之後，這片原住民族的土地，是否正在成為智利以「公共安全」之名，擴張例外權力的試驗場？​​

「不相信左右」之後呢？

如果只從緊急狀態、反恐法律與軍事部署理解今日的馬普切政治，我們看到的仍只是故事的一半。畢竟，當智利政府不斷地試圖回答，該如何治理這片在智利政府眼中具有安全威脅的土地時，許多馬普切族人所追問的，卻是這片土地為什麼必須由智利政府決定該如何治理？

想到這裡，我也才比較理解那位Temulemu青年為什麼會告訴我們：「我們不相信右派，也不相信左派。」這句話未必只是對政黨政治的失望。至少在Temulemu漫長的土地恢復經驗裡，族人所追求的，從來不只是等待某一個比較友善的政府上台，再由國家決定哪些土地可以歸還給他們。土地所有權固然重要，但如何實際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由誰決定土地如何使用，同樣構成領土恢復的核心。

Temulemu的行動並不是孤立發生的。1990年代末期，同樣把領土恢復與自治放在政治議程核心的阿勞科—馬耶科協調組織（Coordinadora Arauco-Malleco, CAM）逐漸形成，Temulemu也曾與這股新興的馬普切自治運動有所互動。

CAM將問題推向了既有制度之外。簡言之，該組織認為，與其將政治目標集中在原住民族福利或制度內的政治代表，它更強調重新取得對傳統領域的實際控制。也因此，土地占領、重新耕作與使用，成為自治政治的一環。

然而，即使都以領土與自治為訴求，馬普切運動內部也從來沒有一條共同的政治路線。CAM以及後來出現的Weichan Auka Mapu（WAM）等組織，都曾採取更具對抗性的直接行動；但對政治暴力可以指向誰、破壞行動的界線在哪裡，以及最終希望建立什麼樣的自治，不同組織與社群之間始終存在爭論，這一點對理解Temulemu尤其重要。當國家的安全論述容易把土地占領、激進組織與不同馬普切社群放進同一個「暴力」乃至「恐怖主義」的框架裡，實際走進一個社群後看到的政治生活，卻遠比這些分類複雜。

我想起那天族人帶著我們去到Temulemu自己的醫療站。除了西方醫療，他們也試著保留馬普切自身理解身體、土地與療癒的方式，甚至希望以此為基礎，照護因政治暴力而造成身心受傷的倖存者。

我們也參觀了幼兒教育空間。族人告訴我們，孩子必須先在生命早期認識自己的語言、文化、土地與歷史，之後才能走向外面的世界，學習那些對村落有用的知識。​​村落裡的青年有人學醫療，有人學教育、法律、新聞與影像製作。他們談起這些專業時，並不只是把教育理解成離開村落、向上流動的方法。相反地，​​出去學習，是為了有一天能把知識帶回來。​​當國家透過法律、警察、軍隊與媒體定義這片土地上發生了什麼，擁有自己的醫療工作者、教師、律師與影像紀錄者，本身也成為保護部落的方法。​​

也是在這個意義上，我開始理解為什麼馬普切自治運動長期以來會與智利部分無政府主義與反威權運動產生交會。兩者當然不能畫上等號，也未必共享相同的歷史與政治目標。但這些相遇提醒我們，政治未必只能被理解成取得國家權力，或等待一個更友善的政府上台。在Temulemu，自治同樣發生在由誰來照顧族人的身體、孩子學習什麼歷史、青年把什麼知識帶回村落，以及誰有能力替自己的土地發聲上。

或許這也是為什麼，「我們不相信右派，也不相信左派」這句話一直留在我的腦海裡。它未必是在說左、右翼毫無差別，更不是說政治已經沒有意義。真正被質疑的，或許是為什麼馬普切族人的未來，總是只能等待智利下一個政府來決定？

離開Temulemu以後，我仍不時想起墓園裡那面隨風飄動的八角星旗。幾百年前，它曾象徵馬普切祖先抵抗殖民者的歷史；到了今天，抵抗或許有了更多不同的模樣。

當一個又一個外來政權試圖決定這片土地該如何被治理，馬普切人所爭取的，或許正是繼續生活在自己的土地上，並成為決定自己未來的人。​​

——▌接著閱讀：那些沒有走完的路：智利政治右轉時刻的回望

責任編輯／張郁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