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人俘虜》的劫難：二戰期間被日軍關押在台灣的歐美戰俘們

編按：

日軍在1941年12月8日偷襲美國夏威夷珍珠港的那一天，同步進攻遭西方殖民的東南亞國家與太平洋島國，開啟太平洋戰爭（第二次世界大戰亞洲戰場）的序曲。日軍在太平洋戰爭初期勢如破竹，迅速攻下菲律賓、馬來半島、荷屬印尼與太平洋島國，「解放」遭西方列強殖民的亞洲同胞，以便建立「大東亞共榮圈」。當殖民統治東南亞各國的盟軍向日軍投降後，這些在東南亞殖民地的「前」殖民者們就成了日軍的「白人戰俘」。

然而，由於在東南亞各國的「白人戰俘」人數過於龐大，日本開始在日本內地、台灣或朝鮮半島等殖民地設置戰俘營，將這些原本在東南亞各國的「白人戰俘」移送到日本帝國境內，從事勞務工作。

根據台灣戰俘營紀念協會的調查，當時日本在台灣設置了16處戰俘營，總計關押超過4350名盟軍戰俘，並有超過10%的戰俘在台灣被餓死、病死、過勞死或是遭挨打致死。由張維斌撰寫的《白人俘虜：從日軍在臺戰俘營到盟軍戰犯法庭》（前衛出版，2026）一書，即為台灣少數關注在台歐美戰俘的專書。

本文為《白人俘虜》書摘，原章節標題為〈紅太陽下的紅十字〉。「紅太陽」指的是日本國旗，「紅十字」則是紅十字國際委員會：紅十字會於1941年12月10日致函給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交戰國，要求各國依據1929年的《日內瓦公約》成立交換各國戰俘資訊的中立機構；紅十字會亦在二戰期間提供戰俘各式人道救援。

人道救恤引發敵意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除了在前線作戰失利而被俘的軍人之外，許多原本旅居海外的外交官、商人、留學生及一般民眾，也因為開戰而瞬間變成身處「敵國」境內的外國人。他們的行動因此遭到限制，甚至被送入集中營拘留。這種情況不僅發生於日本國內與佔領區內的歐美人士，美國及大英國協境內的日本人（包括臺灣人與朝鮮人）也面臨類似處境。

透過中立國的斡旋，日本與英國、美國於1942年5月達成協議，由雙方各自派遣所謂的「交換船」，將滯留於本國境內的敵對國人士，載運至中立國葡萄牙在東非的殖民地羅倫索馬可斯（Lourenço Marques，今莫三比克首都馬布多〔Maputo〕），再於當地進行交換。

之前由於日軍反對，日本政府一直不允許紅十字國際委員會或各國紅十字會以專用貨輪直接運送救恤品至日本本土，發放給日本境內及佔領區裡的同盟國戰俘與滯留人士。在達成互派交換船的協議後，日本才同意利用交換船在羅倫索馬可斯停靠之便，裝載由同盟國紅十字會提供的救恤品。不過交換船都是越洋客輪，所能裝運的救恤品噸位就不如專用貨輪。

這些救恤物資，包括被服、鞋襪、煙草、麵粉、罐頭、果醬、日用品與藥品，另有數量可觀的個人小包。小包的內容物，視提供的國家而定，大致包括奶粉、果醬、巧克力、牛肉罐頭、咖啡、餅乾及個人衛生用品等。提供這些救恤品的各國，同意由所有戰俘共同分享，不分國籍統一發放。

當時美軍潛艦已經擊沉許多日本船隻，為避免交換船遭誤擊，日本派出的交換船，在船身兩側漆上大型白色十字標誌，夜間航行時也全程亮燈。除此之外，航線亦事先通報美國政府，以便通令美軍潛艦注意識別，確保交換船安全通行。

1942年夏，日本與美英兩國陸續進行滯留人士交換行動。日、美間的首次交換於7月下旬進行，雙方完成人員交換後，日本派出的交換船在返國途中停靠新加坡，卸下部分救恤品，提供東南亞地區戰俘使用。日本與英國的交換則分成兩個梯次，分別在8月下旬與9月上旬進行，返航途中也先後停靠新加坡或香港，卸載部分救恤品。

《臺灣日日新報》於1942年10月間，連續多日報導這些交換船上「引揚邦人」（即被遣返的日人）在座談會中講述自身遭遇與所見所聞。相隔數月後，報紙又從1943年1月下旬起，多次刊登他們在「抑留」期間所受苦難的報導。這些內容激起了部分日本人對同盟國的反感，無形之中投射到在臺戰俘的身上。

當時花蓮港第四分所的衛兵勤務，由臺灣第三部隊負責派兵支援，衛兵指揮官每兩個月輪調一次。1943年1月，門根彪中尉（同年3月晉升大尉）接任第三任衛兵指揮官。他認為分所內高階戰俘的待遇，遠優於報紙所述被抑留日人的慘況，於是暗示手下衛兵，在戰俘不聽從指示時，可採取強硬手段。第四分所多名戰俘無故遭衛兵掌摑或毆打，正是受到門根彪默許與慫恿的結果。

同樣受到相關報導影響的，還有同分所的所員中島秀演少尉。他因為心懷不滿，於2月26日召集溫萊特中將、白思華中將等最高階戰俘，要求他們寫信請求本國政府善待被拘留的日本人。最終溫萊特勉強同意照辦，而一向態度強硬的白思華則拒絕了這項不合理的要求。

由日、英第二梯次交換船鎌倉丸載回日本的紅十字會救恤品中，臺灣俘虜收容所共分配到3,278包。日本內地的收容所早在1942年10月便已收到這批物資，相較之下，同批物資卻直到1943年3月中旬才運抵臺灣，整整晚了半年。花蓮港第四分所的戰俘連續兩天目睹大批糧食、日用品與個人小包送進倉庫，無不引頸期盼，希望早日發放。

不過臺灣俘虜收容所統整各分所回報後，發現僅有臺中第二、屏東第三與花蓮港第四分所收到救恤品，於是立即向東京的俘虜情報局請示，並命令這幾個分所暫緩發放。待俘虜情報局確認，這三個分所接收的救恤品，即為臺灣地區所有戰俘應得的總量後，臺灣俘虜收容所指示三個分所繳回部分救恤品，以便轉送到其他尚未收到物資的分所。等到各分所開始發放救恤品給戰俘，已是1943年4月中旬。

拿到個人小包的戰俘無不歡天喜地，然而部分分所的日軍卻趁機侵佔原本專屬於戰俘的救恤品。此外，在金瓜石第一分所與屏東第三分所，救恤品中的罐頭被日軍逐一打開，再將內容物倒出，由監視員直接以手指伸入罐中「檢查」是否藏有違禁品。

訪視下的表象與真實

1943年3月間，臺灣軍將原為玉里分屯中隊的營區，改裝為臺灣俘虜收容所第五分所，作為收容花蓮港第四分所高階文武戰俘的專用設施。原第四分所長今村八代八於3月下旬調任為首任第五分所長，原屏東第三分所長小島俊雄則調往花蓮港接掌第四分所，其遺缺由平野義治中尉補上。

1943年4月2日，第四分所的高階文武戰俘及勤務兵共117人，搭乘火車抵達玉里，再徒步前往新設的第五分所。遷至第五分所的高階戰俘不須從事任何勞動，而且食物供應充足。除了每逢星期日可舉行禮拜，復活節與天皇生日也特別加菜。戰俘在平日可從事休閒活動，彼此間也可以用個人小包裡的物資進行交換，甚至可私下慶生。

日軍如此禮遇第五分所的高階戰俘，實際上是為了營造良好形象，以展現給即將來臺訪視的紅十字國際委員會駐日代表帕拉維奇尼醫師（Dr. Fritz Paravicini）。帕拉維奇尼早於1942年11月即致函陸軍大臣東條英機，表明希望前往日本內地、朝鮮與臺灣的俘虜收容所探視戰俘，視察的地點與時間則完全由日軍安排。雖然日軍於同年12月初即同意他前往東京及朝鮮的收容所，但對於是否允許來臺卻未明確表態，直到1943年5月才正式通知同意訪臺。

日方對帕拉維奇尼極為禮遇，他在臺北停留期間，被安排入住當時首屈一指的臺灣鐵道飯店。在長達兩週以上的行程中，除了前往各分所探視戰俘（但金瓜石第一分所未被准許視察），還特意安排到太魯閣、知本、四重溪、阿里山、角板山等風景名勝遊覽，並參觀更生院、熱帶醫學研究所、農業試驗所等機構。

1943年5月28日傍晚，年逾69歲的帕拉維奇尼在日本赤十字社外事部人員陪同下，飛抵臺北飛行場，當晚由臺灣軍司令部設宴款待。翌日（29日）展開訪視收容所的行程，以大直本所為第一站，其後從東部環島一周，依序前往花蓮港、玉里、屏東、臺中等分所訪視。

帕拉維奇尼在各分所與戰俘代表會面時，收容所方面皆依據日軍《俘虜取扱細則》的規定，全程派員監視，儘管此舉已違反《日內瓦公約》的相關保障。帕拉維奇尼詢問的內容，僅限於食、衣、住與醫療等基本問題，並未深入追問其他議題。而戰俘代表提出的訴求，多集中在希望改善伙食、提供娛樂器材，以及最常被提及的與家人通信的需求。至於毆打、體罰、過度勞動等不當虐待，卻無人主動提及。事實上，在帕拉維奇尼到訪前，收容所已事先對戰俘明確指示可談與不可談的範圍，戰俘代表也就只能報喜不報憂。

編按：本書在首章即提到，書中所指的《日內瓦公約》若無特別說明，皆指1929年的《關於戰俘待遇之日內瓦公約》（Geneva Convention relative to the Treatment of Prisoners of War）。

帕拉維奇尼僅在大直本所依原定計畫停留兩小時，在其他分所的停留時間皆有縮短，到屏東第三與臺中第二分所時都只停留1小時左右，形同走馬看花。加上他年事已高、旅途勞頓，不僅臨時缺席臺南州知事安排的宴會，原定前往阿里山的行程也取消，改到關子嶺溫泉休養數日。6月15日，帕拉維奇尼前往4月中才竣工、尚未啟用的木柵分所視察後，隨即搭機返日本內地。

在提交給紅十字國際委員會的訪視報告中，帕拉維奇尼將收容所長中野準一描繪成一位紀律嚴明、能將收容所管理得井然有序的人，而各分所長也被形容為胸懷抱負、致力改善收容環境。至於收容所的客觀狀況，他僅指出受訪的戰俘代表都認為情況確實有逐步改善。

帕拉維奇尼筆下的描述，看來多半直接引用日方提供的資料，所以負面的批評甚少。例如談及瘧疾問題時，雖然報告指出屏東第三分所疫情嚴重，但篇幅多半著重於日軍採取的對應措施，如提供藥物、清理環境、使用蚊帳與蚊香等，甚至還提及臺北的熱帶醫學研究所也能協助。

從結果來看，此次訪視的象徵意義遠大於實質成效。真正左右戰俘待遇的，仍是宣稱「準用」《日內瓦公約》的日方當局。帕拉維奇尼心中應該明白，只要日本不願配合，在紅太陽之下的紅十字幾乎無能為力。

《白人俘虜：從日軍在臺戰俘營到盟軍戰犯法庭》

作者：張維斌

出版社：前衛出版

出版日期：2025/8/28

內容簡介：二戰期間，數千名歐美戰俘被送來臺灣。他們被關在哪裡？經歷了什麼？為何有人活著離開，有人卻再也回不了家？

本書深入解讀大量歷史檔案及文獻，完整還原二戰末期歐美人士被拘禁在臺灣戰俘營的俘虜日常，以及戰後參與戰俘營運作的日軍人員遭受戰勝國審判的具體過程，替這段在臺灣土地真實上演，卻鮮為人知的戰俘／戰犯史，留下有血有肉的文字紀錄。

透過分析日軍體系中與戰俘有關的文化背景、規章制度、命令系統，清楚呈現與歐美世界的系統性差異。帶領讀者認識「關押者」的世界觀，而更深刻地理解日軍的行為模式。

責任編輯／張郁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