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宜諾斯艾利斯的失蹤少年：當國家成為兇手，《文明的見證》的母親控訴

「聽聽母親說的話！」布宜諾斯艾利斯是拉丁美洲第二大都會區（僅次於巴西的大聖保羅地區），這裡的人流車流熙來攘往，幾乎所有想追求機會、追求更好生活的阿根廷人都會湧向布宜諾斯艾利斯，讓這裡熱鬧非凡、城市區域不斷擴大。可是，就在一片城市的繁榮熱鬧裡，一位母親娓娓道來，她如何從警察手中，失去了深愛的兒子。

由阿根廷導演塔蒂亞娜．馬蘇．岡薩雷斯（Tatiana Mazú González）執導的《文明的見證》（Every Document of Civilization）訴說的就是這樣一個故事。影片畫面始於大道交會的十字路口，該地是布宜諾斯艾利斯市區與其郊區的分界，每晚有成千上萬的人途經此地，下班回家。畫面閃過公車、紅綠燈、瀝青路、水泥路、鏽跡斑斑的路牌，路人行色匆匆，賣花小販穿梭在車流裡，街邊閃爍著路燈、競選宣傳，還有漢堡、手機等商品的廣告。

盧西亞諾．阿魯加之死

在這片彷彿在世界上任何一個角落都能找到相似景象的平凡日常之中，也包括一個告示牌的畫面，告示牌上寫著一個名叫盧西亞諾．阿魯加（Luciano Arruga）的人於2009年1月31日，死在了這裡。而後，盧西亞諾的母親開始在漆黑中，回憶著那永願停留在16歲的兒子。

盧西亞諾居住在布宜諾斯艾利斯自治市西南方的拉馬坦薩區（Partido de La Matanza），這是巨大首都的衛星城鎮。2009年1月31日凌晨他被警察帶走後，家人從此再也沒有見過他。

母親的聲音似乎在顫抖，壓抑著哽咽，對著導演、也對著所有的觀眾，說兒子在失蹤之前幾個月，曾被警察拘留。當時盧西亞諾遭到警察虐打，母親懊悔地回想與兒子的對話，與兒子身上的瘀傷。然後，盧西亞諾失蹤的那一天他再次被捕，警方聲稱的理由是竊盜。而他的母親則說，警察要盧西亞諾為他們偷東西，盧西亞諾拒絕，於是招來辱罵、被長期騷擾、還有最後「被失蹤」等等禍事。

而就在盧西亞諾失蹤的數小時之後，一名十幾歲的男孩試圖穿越距離盧西亞諾家數個街區之遙的帕茲將軍大道（Avenida General Paz）時被車撞倒，送醫急救。盧西亞諾的家人趕到醫院後，認為那名傷者就是盧西亞諾，但醫院方無法確認他的身份。隔天傷者去世，被以無名氏的身份，下葬在布宜諾斯艾利斯的公墓。直到2016年，這具無名屍才被確認是盧西亞諾。

少年死在了國家手上

他的案件引起阿根廷廣大關注，數十萬人上街遊行，抗議奪去少年性命的警察暴力。影片中大量畫面是沒有對白的街景，隨著盧西亞諾的母親一段又一段的回憶敘述，鏡頭推進到滿是塗鴉的人行道、不時參雜貼在牆頭的候選人廣告。對比悲傷的母親再三控訴國家殺死了她的兒子，廣告上對國家團結的呼籲何其諷刺。還有調查之後認定抓捕了盧西亞諾的當地第八警局，也被貼滿示威文字，指控警方理應是人民的保護者，此刻卻成了兇手。

《文明的見證》片名引自德國哲學家班雅明（Walter Benjamin）名句「文化的見證無一不是野蠻的見證」，影片中要說的故事，也是在民主又繁榮的布宜諾斯艾利斯，少年卻死在了國家手上。

多年來，盧西亞諾的母親一直努力對外訴說兒子的失蹤，引起阿根廷各界更多的關注，《文明的見證》更呼喚著來自國際社會的關注。既關注盧西亞諾的悲劇，也對阿根廷警察暴力和國家體制的無動於衷深感不平。盧西亞諾的母親是單身母親，一人拉拔兩個孩子（盧西亞諾和他的姊妹）長大，經濟並不寬裕。國家非但沒有接住他們，反而讓他們家破人亡。

一再重臨的國家暴力

阿根廷從建國以來，曾經有過數段軍事獨裁歷史，國家在獨裁與民主之間來回擺盪，彷彿情感濃烈而又悲傷的探戈一般，一步踏過、又一步踏回。從1930年，阿根廷受全球經濟大蕭條衝擊，軍人烏里布魯（José Félix Uriburu）發動政變奪權，推翻對經濟困境束手無策的民主政府，自此開啟了阿根廷近代軍事政變頻繁的序幕。

後來在1946年，與阿根廷近代歷史緊密相連、著名的裴隆總統（Juan Domingo Perón）在工人族群中坐擁極高的聲望，在1945年組建工黨後，隔年在軍政府無法撼動的人民擁戴狂潮下當選總統，結束軍事獨裁政府。但到了1955年，裴隆卻也遭遇軍事政變，被迫下台，流亡西班牙。

由阿蘭布魯將軍（Pedro Eugenio Aramburu）建立的反裴隆主義政府，又在3年後的1968年被當選總統的弗朗迪西（Arturo Frondizi Ércoli）激進政府替代，但之後在1966年遭同屬激進公民聯盟的伊利亞總統（Arturo Umberto Illia）再次重演軍事政變被推翻下台的命運。

這場稱為「阿根廷革命」的政變是由陸軍中將翁加尼亞（Juan Carlos Onganía Carballo）領導。新的軍政府又在不到10年後的1973年，被裴隆心腹坎波拉（Héctor José Cámpora）總統取而代之，裴隆旋即在短短數月之後返國，並於同年（1973）再次當選總統。

然而，阿根廷政治的動盪遠未結束，隔年的1974年裴隆病逝，他的第三位夫人伊莎貝爾（Isabel Martínez de Perón）接替其職務（伊莎貝爾是裴隆的副總統），次年遭到魏德拉（Jorge Rafael Videla）將軍罷黜。魏德拉於1976年成為阿根廷總統之後，阿根廷又落入6年的軍事統治，這段期間就是阿根廷惡名昭彰的「骯髒戰爭」：魏德拉採取高壓統治，秘密逮捕、酷刑殺戮的國家恐怖主義籠罩著這個擁有獨天獨厚天然資源，卻一再落入痛苦深淵的白銀之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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骯髒戰爭結束之後，軍政府高層接受審判，然而阿根廷卻仍未擺脫國家暴力的陰影。盧西亞諾一案之所以引起廣大關注與公憤，也因為他並不是個案——與盧西亞諾的母親一起奔走抗議、在街頭發聲的，是其他無數「被失蹤」青年和少年的父親、母親和遺孀。

《文明的見證》片中也拍攝了在孩子死於警察之手、死於國家暴力之後，悲痛而勇敢的母親在街頭宣講著孩子的悲劇，對國家發出怒吼，喊著孩子的名字希望眾人記住這一個又一個受害者，並要國家「聽聽母親說的話！」

悲痛的母親

甚至這樣的吶喊，在阿根廷也宛如是命運的輪迴，令人想起骯髒戰爭期間的「五月廣場母親」（Mothers of the Plaza de Mayo），這群母親無懼軍政府暴力而站上布宜諾斯艾利斯市中心集會、示威、公開紀念自己「被失蹤」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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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根廷脫離獨裁之後又回到獨裁，即使國家體制重歸民主，卻又發生強迫失蹤、真相至今未卜的悲劇，阿根廷人總在受苦——這句阿根廷人自嘲的老話，似乎不斷被印證。從經濟、從足球、從國家政府，苦難陰影從未真的遠去，難道阿根廷人只能再三重複：「阿根廷別為我哭泣」？

《文明的見證》接近尾聲時，盧西亞諾的母親說，在兒子失蹤前曾毆打、折磨他的警官，因對盧西亞諾施加酷刑而被判10年監禁。然而這對痛苦的母親來說並無寬慰，只是更加痛心。折磨盧西亞諾的警官要關10年，可是盧西亞諾死了。幾年之後，這名警官就會出獄，可是盧西亞諾再也不會回來了。況且，真正奪去盧西亞諾的兇手，到底是誰？是哪一個、或是哪一群警察？真相未明，可能永遠未明，世人就仍然在繁盛的國家文明下，見證著野蠻。

責任編輯／張郁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