喪子母親的悲痛共感：中國天安門母親與阿根廷五月廣場母親
【2024. 6. 4 中國】
喪子母親的悲痛共感：中國天安門母親與阿根廷五月廣場母親
「媽媽我餓，但我吃不下。」35年前的今天，是六四天安門事件的永恆傷痕，中國人民解放軍隊開著坦克對八九學運強行清場，自此之後一群失去孩子親人的母親在這數十年的時光中，不斷奔走傾訴、訴求真相，她們就是「天安門母親」。
1989年的北京天安門廣場，數萬絕食抗議的學生們，揚起寫著「媽媽我餓，但我吃不下！」的布條，大力訴求著自由化，最終迎來的卻是血腥鎮壓，而那些在人世痛失愛子或是丈夫的母親，組成了維權團體「天安門母親」，一年又一年、一次又一次呼籲著中國共產黨平反六四、徹查及公布六四事件的真實死亡人數，並向死傷者家屬公開道歉。
天安門母親的主要發起人之一，是前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副教授丁子霖，她的兒子蔣捷連死於解放軍1989年深夜向天安門廣場進軍的路程中，當時軍隊開槍射擊抗議民眾以強行推進。蔣捷連時年17歲，北京早在5月中旬就已經戒嚴，但蔣捷連當晚跳窗離家要前往天安門廣場，卻遭子彈擊中喪命。
喪子之後，悲痛的丁子霖，與丈夫蔣培坤、還有其他六四死難者的家長，四處奔走要求政府還回公道，並一路蒐集、核實六四死難者名單。要求平反六四的行為，自然不能為中國共產黨當局所忍受，丁子霖和蔣培坤被監視、被秘密關押、失去職務（蔣培坤是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教授、美學研究所所長）。
直到2004年3月，丁子霖與其他天安門母親——失去19歲兒子的張先玲、失去30歲丈夫的黃金平同時遭到拘捕，中國政府最初否認，其後聲稱她們「參與了外國勢力支持的非法活動」。蔣培坤旋即展開營救活動，並與其他死難者家屬一起籌備六四事件15週年紀念活動，之後3人獲釋但仍受嚴密監視、電話被監聽、被要求不得與其他維權人士、外國傳媒和人權組織聯繫。
天安門母親的訴求為：
死難者家屬及傷殘者有權接受各界人道援助款；
停止迫害六四事件的傷殘者和死難者家屬；
釋放所有因被捕仍在押的政治犯；
公開六四真相，追究事件責任。
在中國，天安門母親被壓制，在鄰近6月4號時部分人士甚至會被帶離北京，中國政府將這群人噤聲，宛若其對1989年6月4日的血腥鎮壓扮作無事發生，但在中國之外，天安門母親的奔走與勇敢早已被看見，2006年時《時代雜誌》亞洲版選出「60年來的60名亞洲英雄」，丁子霖入列，《時代雜誌》表示丁子霖是「一位心碎的母親，為揭露天安門事件的真相而戰鬥」。
心碎的母親，甚至要到孩子死去後的18年，才能弔唁——丁子霖和蔣培坤，直到2007年，才得以與另外2位天安門母親徐鈺和馬雪芹，首次到兒子遇難地祭奠。
丁子霖現年87歲，在6月4日前後仍會被中國當局要求離開北京，而蔣培坤已於2015年離世，享壽82歲。
丁子霖與蔣培坤，是成千上萬天安門母親的縮影，這群天安門母親不只在30多年的時光始終關注追求六四事件真相和責任，也關注著世界上其他角落的暴行，例如2007年8月，丁子霖、張先玲等127人針對緬甸軍政府發表聲明，譴責其暴行、呼籲恢復翁山蘇姬的自由、啟動民主等等，天安門母親的聲明直指：
「像六四那樣的血腥屠殺再也不能在中國以及世界任何地方發生。」
世上極權獨裁者也許不盡相同，但遭受國家暴力迫害、傷害的人民，其痛苦卻是高度共感——天安門母親的悲痛，在六四事件發生的十餘年前，亦於地球遙遠的另一端上演，那便是阿根廷。1976至1983年間，阿根廷處於軍政府獨裁統治之下，在那段被後世稱為「骯髒戰爭」（Guerra Sucia）的時期，國家暴力讓3萬人就此失蹤、杳無音信，失蹤者包括學生、知識分子、記者、工人，當中許多人失蹤的真相至今懸而未明，其家屬至死不知親人去了哪裡、因何失蹤。
而1977年4月，失蹤者的母親站了出來，她們在布宜諾斯艾利斯的五月廣場聚集——五月廣場位於市中心，周圍設立許多政府重要機構，包括阿根廷總統府玫瑰宮。這群母親在白色恐怖的壓力下，登報實名連署要求政府公開「失蹤事件」的真相。她們，被稱為「五月廣場母親」（Mothers of the Plaza de Mayo）。
從1977年起，每個週四，她們在五月廣場定期集會、拉著布條圍繞五月廣場行走，也會出版刊物和小冊子表達訴求，以及與工會等群體合作爭取支持，更將訴求表達到海外引起國際社會注意。
五月廣場母親是第一個有組織反對阿根廷軍政府侵犯人權的團體，悲痛的母親堅持公開紀念、並持續尋找自己失蹤的孩子，其念茲在茲的願望，也是願國家暴力對人民的傷害不再發生。一個正常的國家，永遠不應以國家暴力傷害、威嚇人民，而銘記國家暴力的傷痕，則是對現仍存在的極權政府的長期對抗，直至有一天極權政府倒台消失，這些記憶都不應被遺忘——如此，才能設法讓這些傷害，永遠不要再次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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