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不再犯：《阿根廷正義審判》究責骯髒戰爭的90天，拉美轉型正義的歷史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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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不再犯！（¡Nunca más!）」1985年的阿根廷，方脫離獨裁軍政府的統治第2年，在民選總統阿方辛（Raul Alfonsin）的推動下，從1976軍事政變至1982年馬島戰爭（英國稱為福克蘭戰爭）之間，統治阿根廷的三屆軍政府當中9名要員進行審判，當中包括發動政變的陸軍司令魏德拉將軍（Jorge Videla）。

這場軍政府大審判，在阿根廷是人人熟知的歷史事件，過往更多次有電影拍攝、講述這段往事，此次選入TIDF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國際競賽的《阿根廷正義審判》（The Trial）則更是留下極為珍貴的歷史紀錄——審判歷時90天、530個小時，《阿根廷正義審判》從中梳理、剪接成177分鐘的紀錄片，導演德拉歐丹（Ulises de la Orden）更表示，光是取得當時阿根廷公共電視台拍下的法庭審判影像，已經一波三折。

德拉歐丹說，阿根廷公共電視台因為擔心遭到政治報復，因此拒絕與他合作；收藏影帶的阿根廷國家文物典藏館同樣拒絕，還建議德拉歐丹捨近求遠，到西班牙薩拉曼卡大學去找複本，最後他才透過阿根廷人權組織「開放記憶」（Memoria Abierta）取得影像檔案。單是《阿根廷正義審判》找尋影像資料的過程，已經彰顯被稱為「骯髒戰爭」的白色恐怖時期，在阿根廷人心中留下的巨大陰影，即使審判已經過數十年、主事者一一過世，恐懼卻仍未遠離這片土地。

阿根廷在軍政府垮台後的1983年，創立國家失蹤人口委員會（CONADEP），其調查骯髒戰爭期間失蹤事件的報告《永不再犯》（Nunca más，同於納粹犯下猶太大屠殺後，德國的誓言Never Again），是1985年大審判的重要證據，其名稱也是在阿根廷、在拉丁美洲、在曾遭遇國家暴力系統性侵害人權、傷害人民後啟動轉型正義工程的每一個國家，面對黑暗過往的教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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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骯髒戰爭的起始，其背景是美蘇冷戰高峰的1970年代，彼時的阿根廷陷入經濟衰退、資源分布極其不平、社會混亂動盪，右翼的阿根廷反共聯盟和左派的人民革命軍激烈對抗，游擊戰、暗殺、綁架等等使社會恐慌，軍人勢力抬頭，1975年時任總統伊莎貝爾．裴隆（Isabel Perón）在軍方壓力下，任命魏德拉為阿根廷陸軍總司令，負責殲滅左翼游擊隊；其後魏德拉和一批軍官發動政變，軟禁伊莎貝爾，自任總統，阿根廷舉國進入軍事管制。

軍政府上台後為了鞏固政權，一面大力渲染民族主義、一面推行「國家重組進程」（Proceso de Reorganización Nacional）計畫，以國家重組的名義，實行的是戒嚴統治的國家恐怖主義，異議者諸如政黨人士、工會成員、學生、左傾知識分子、甚至是猶太人和「不符合天主教義的敗德者」，都成為「國家之敵」，軍政府打著「反共」、「平亂」、「清洗國家毒瘤基因」的大旗，在全國各地展開大規模監控和搜捕，3萬人就此消失無蹤、人間蒸發。

失蹤的人們去了哪裡？確認遭到殺害者有9,000人，更多人下落不明、至今真相未解。

在骯髒戰爭的黑暗歲月，軍政府日復一日進行著秘密肅清，被捕之人不分晝夜遭受刑求逼供，當中一處惡名昭彰的刑求所，是位於布宜諾斯艾利斯的「海軍電機學校」（ESMA，現已改為人權紀念館），刑求手段包括拷打、水刑和電擊；酷刑之外，在1977-78年間，阿根廷空軍也會定期將ESMA的囚犯帶上所謂的「死亡航班」（Vuelos de la muerte），飛到拉普拉他河出海口或是大西洋外海，從高空中將囚犯拋下處決。為了防止遺體殘骸漂流到岸邊被認出身分，軍方甚至強迫受難者裸體登機、將鐵絲網纏繞在受難者身上，如此當空拋之後受難者遺體在海中膨脹，便會被鐵絲肢解，從而讓其身分無從辨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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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根廷軍政府先後由魏德拉將軍、維奧拉將軍（Roberto Viola）、加爾鐵里將軍（Leopoldo Castelli）、比尼奧內將軍（Reynaldo Bignone）領導，恐怖統治對異議的鎮壓，仍無法掩蓋軍政府無能、經濟失控的事實，加上國際批評輿論，也對阿根廷的外交與投資帶來壓力，而獨裁者面對質疑，慣會使用的手段是煽動民族主義，阿根廷軍政府也不例外，於是1978年阿根廷主辦世界盃，就是軍政府重點的國家門面工程之一，事後將大力神盃留在了阿根廷，民眾為阿根廷首個世足冠軍狂歡時也彷彿突然遺忘骯髒戰爭的痛苦。

到1982年，加爾鐵里將軍在鏡頭前擁抱球王馬拉度納（Diego Maradona），同樣是利用馬拉度納的英雄形象來鞏固軍政府自身。只是，也是在1982年，加爾鐵里將軍下令入侵福克蘭群島，福克蘭戰爭的潰敗打破了軍政府豢養並仰賴的民族優越感，軍政府隨之垮台，阿根廷終於開始民主化。

1983年阿方辛當選總統，阿根廷軍政府時代終結，在阿方辛主導下，國家失蹤人口委員會成立、軍政府官員在1985年被起訴，這才有了《阿根廷正義審判》當中，一段又一段的法庭陳詞。除移交政權給民選政府、比尼奧內將軍領導的第四屆軍政府（1982年7月上台）外，前三屆軍政府的最高層軍官都被送上法庭。

只是，轉型正義的路途從來都不是一條直行大道，獨裁者在失去權力之前總是設下重重阻礙——阿根廷軍政府雖同意總統直選、還政於民，但在1983年10月總統大選前卻強行通過「自赦法」，禁止未來的民主政府追究軍政府在骯髒戰爭期間的作為，以及將軍法體系獨立於司法檢調之外，讓軍人犯罪只能由軍事法庭審判，藉以阻斷司法咎責，再加上一項秘密法令，下令銷毀其過去犯罪證據、失蹤者檔案等等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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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方辛政府的解決方式，是透過國會表決廢除自赦法、並以保留上訴權和成立CONADEP進行獨立調查的方式，來繞過軍政府躲避審判咎責的關卡。CONADEP公布《永不再犯》報告幾天後，阿根廷軍法委員會就毫不令人意外地對魏德拉將軍等9名被告作出「不起訴處分」的決定，阿方辛政府隨即宣布上訴，將全案轉由聯邦高等法院接手審判。所以，在《阿根廷正義審判》伊始，魏德拉將軍的代表律師還主張著審判不合法。

不只是在阿根廷，在其他民主化之後掙扎開啟轉型正義腳步的國家——包括台灣——對獨裁者的究責總是困難，要面對的包括威權政府為自身設下的法律保護，兼之來自舊體系的龐大壓力無所不在。回到《阿根廷正義審判》，幾名軍政府高層雖然獲刑（魏德拉將軍判無期徒刑、維奧拉將軍判17年徒刑、加爾鐵里將軍判無罪，其後因戰爭處理不當罪判12年徒刑），但許多曾奉軍政府之命執行暴行的軍人卻恐懼對基層的究責即將到來，於是軍中開始出現武裝反叛等等騷亂。

結果是，阿方辛政府在1985年大審判後以《句點法》（Ley de Punto Final）與《服從法》（Ley de Obediencia Debida）收緊了轉型正義進程，縮短了犯罪追訴期和區別究責級別，讓基層執行者可以「排除在外」。

1985年這場拉丁美洲迄今僅有的一次，民主政府對該國前獨裁政府進行的大規模訴訟，是阿根廷轉型正義工程的關鍵一刻，但追尋真相與究責軍政府罪行的腳步卻在1990年梅南總統（Carlos Menem）頒下特赦令後，戛然而止。

大審判的首席檢察官史崔瑟拉（Julio César Strassera）在結案陳詞時表示：

只是，阿根廷轉型正義的腳步在大審判之後再次陷入泥沼，即使2000年代特赦令和《句點法》被宣布無效、特赦出獄的加害者再次入獄，但轉型正義的本身即是和逝去記憶的賽跑，證據的消滅和受難者遺族的凋零，讓恐怖統治期間失蹤者的真相至今籠罩在迷霧中，「永不再犯」的誓言，又要怎麼去確保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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