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奇觀到科學：「臺灣有犀」映照歐洲科學視野的犀牛克拉拉

文／王健安、戴郁文

接續前篇：走進「臺灣有犀」與世界對照：早坂犀牛化石的百年科學物語

請收聽下方連結：

從奇觀到科學，1974年至今的研究與新發現

「臺灣有犀」特展除了回顧早坂犀牛的發現歷史，也清楚傳達一項重要精神：科學研究並非一成不變、死守既有結論，而是不斷「再發現與再認識」。早坂犀牛化石自出土以來，歷經數十年研究方法與比較材料的進步，仍在逐步修正既有的理解。

前文提到，「臺灣有犀」設置了一座白色展示櫃，引導觀眾對照「新、舊兩次化石修復」的差異。這種並置源自1999年，學者回顧1974年的第一次修復成果，發現存在不少問題，包括當年可能未充分參考現生犀牛的骨骼標本，直言「沒有一件標本是合格的，甚至完全不具備犀（牛）的形態特徵」。 於是，1999年參考現生犀牛的解剖特徵，重新修復這批珍貴化石。「臺灣有犀」同時展示了兩個時代的犀牛頭骨修復模型，觀眾可以輕易看出第一代版本的鼻骨顯得過於寬大圓滑。此外，陳列於臺博館二樓的一具完整早坂犀牛全身骨架複製品，亦是依據1999年完成的第二代復原模型製作。

1999年重新修復的另一項重要原則在於，刻意以不同顏色區分化石原件與石膏部位。1974年的第一代復原版本為了展示效果，曾將石膏部位一併上色，雖有助於視覺完整，卻也干擾後續的觀察與判讀；1999年的第二代修復版本明確保留石膏的亮白色，使人一眼看出化石本體與補作部分的界線。白色展示櫃內陳列著早坂犀的上顎骨及下顎骨，就可以清楚分辨出原始化石與後續補作的部位。

走出「臺灣有犀」的主展場後，隨即會進入臺博館的北側走道，此處是展覽敘事的延伸空間。若說前段展覽著重於回望過去，那麼這條走道則將視線轉向未來，特別是早坂犀牛在生物學上的分類與定位。根據近年的研究成果，無論是種類多樣性，或是地域分布範圍，遠古臺灣的犀牛生態可能比四、五十年前的研究結論還要複雜。

「早坂犀牛」之名，來自於1984年的研究，其命名依據結合了兩個不同時期發現的化石。事實上，臺灣最早關於犀牛化石的文獻紀錄可追溯至1926年；而根據早坂一郎於1942年發表的論文可知，截至當時 ，臺灣西部多處皆有犀牛化石分布，包括今日的桃園大溪、臺中大坑、臺南左鎮、高雄旗津等地。林朝棨等人於1972年在臺南挖掘的犀牛化石，以及早坂一郎於1942年在桃園發現的犀牛化石，在1984年時共同被指認為新品種犀牛，為了紀念早坂一郎對臺灣古生物研究與地質學研究的貢獻，特別命名為「中國犀早坂亞種」（Rhinoceros sinensis hayasakai），簡稱即是「早坂犀牛」。

研究並未就此停下腳步。2022年時，法國研究團隊重新檢視桃園產的犀牛化石，並與菲律賓出土的犀牛化石相互比對後，發現兩者在形態上具有多項相似且獨特的特徵，故以「早坂島犀」（Nesorhinus hayasakai）之名重新分類，屬於臺灣特有種。然而，這是否就意味著桃園與臺南的犀牛化石實際上分屬不同物種？因目前尚未進一步研究分析臺南化石，故仍延續舊有的命名「早坂犀牛」。無論最終結果為何，可預見的是，臺灣犀牛化石的故事還許有多待續寫篇章。

世界的對照：推動歐洲科學視野的犀牛克拉拉

早坂犀牛化石帶來的後續效應，並不僅止於一次性的展覽。前文提及的1972年挖掘行動及後續修復工作，涉及高度專業的作業，甚至須借重外籍學者的專才支援，種種實務經驗都讓當時的臺灣省立博物館切身意識到，既有的行政預算及組織結構已經無法應付。因此，自挖掘工作進行期間，省博館便持續向上級機關申請補助經費。時任館長劉衍更親自撰寫報告，提出省博館應朝向現代博物館的標準與國際接軌。在積極爭取下，終於獲得經費，得以修復並舉辦特展。

這段過程雖然充滿限制與折衝，卻也促使省博館開始思索館內組織的轉型。其中最重要的，便是引進具有專門背景的研究人員，在扮演行政聯繫的角色之餘，大幅擴充各學門的研究量能。在此基礎上，省博館才能推動多項計畫型研究，建構現代化博物館應有的典藏與研究功能。

1971年偶然發現的犀牛化石，成為省博館檢視自我定位、尋求轉型的重要契機。今日「臺灣有犀」展出的早坂犀牛化石，也象徵著臺灣自然科學研究不斷成長的歷程。有趣的是，在數個世紀前的歐洲，也曾發生透過犀牛重新認識世界，並促進科學研究的故事。

1741年，一隻名為「克拉拉」（Clara）的印度犀牛，在歷經數個月的海上航行後，從原生地印度抵達荷蘭的港都萊登。五年之後，克拉拉的主人準備執行一項籌劃許久的計畫：帶著這頭活體犀牛巡遊歐洲，向各國城市與宮廷公開展示。

對18 世紀歐洲人而言，犀牛並非是個全然陌生的動物。早在16世紀大航海時代，葡萄牙國王便曾為彰顯國力，克服重重困難，從印度運送一頭犀牛回歐洲，並計畫作為外交贈禮獻給教宗。這頭海外異獸一抵達歐洲便掀起熱議，因為自古羅馬帝國滅亡後，幾乎全歐洲已有好幾個世紀未曾見過活體犀牛的模樣。不幸的是，該犀牛在運往羅馬途中遭遇船難，結束短暫的歐洲之旅。

儘管如此，這隻犀牛還是留下了「殘影」。有人在葡萄牙及時以文字與素描記錄了這隻犀牛的外貌，並輾轉送至著名的日耳曼藝術家阿爾布雷希特・杜勒（Albrecht Dürer）手中。1515 年，杜勒據此創作了著名的〈犀牛〉版畫，成為歐洲史上最具影響力的犀牛圖像。在隨後數百年間，這幅作品幾乎成為歐洲創作犀牛圖像時的標準範本。

然而杜勒的圖像並非毫無問題。他雖然以精確寫實畫風聞名，也畫過大量動物題材作品，但在創作犀牛版畫時，只能依靠他人的記錄及自身想像。畫中的犀牛圖像其實存在些許明顯問題，如背上多出一支尖角，將皮膚皺褶描繪成宛如金屬盔甲般的硬質結構，甚至將長時間海上運輸造成的皮膚腫塊，誤認為犀牛的自然特徵。這些源自資訊限制的錯誤，直到18 世紀克拉拉的到來才得以扭轉。

克拉拉並非近代歐洲史上第一頭抵達歐洲的犀牛，但牠卻是第一頭適應歐洲環境，並長時間巡遊各地的犀牛。從1746年離開萊登起，克拉拉陸續抵達現今的德國、奧地利、瑞士、義大利、法國、波蘭與英國各地，途經多座重要大城，所到之處莫不掀起熱潮。對當時絕大多數的歐洲人而言，巡迴中的克拉拉是當時唯一可以親眼見證犀牛的機會。

克拉拉的歐洲巡遊在本質上是商業活動，因而衍生出大量介於廣告傳單與紀念品的版畫與金屬章，專門展示牠的外觀。例如其中一幅流傳甚廣的版畫，約三分之一的畫面用來呈現犀牛形象：牠的頭朝向畫面右邊，眼神望向遠方，嘴巴微微張開，右側身軀完整地展示給觀眾。畫面中幾乎沒有多餘的裝飾，背景僅以簡單線條勾勒出石礫、山丘，以及帶有異域風情的植物輪廓。這些以克拉拉為範本的犀牛圖像，大幅修正杜勒以來的錯誤，不僅正確畫出犀牛的角，也有更自然的皮膚皺褶與表皮紋理。

慕名而來觀賞克拉拉的人群中不乏藝術家與博物學者。他們在意識到傳統犀牛圖像的問題後，迅速調整了描繪方式。大量以克拉拉為直接觀察對象的版畫、金屬紀念章、瓷製雕像相繼出現。人們的口述筆談，更讓克拉拉的形象擴散到更遙遠的地方。這股觀察活體帶動的知識更新，也迅速進入當代的重要學術著作之中。由狄德羅（Denis Diderot）主編的《百科全書》（ Encyclopédie），其所描繪的犀牛生態與樣貌，以及收錄的犀牛圖像，追本溯源都是來自於克拉拉。克拉拉不僅改變了歐洲人對犀牛外貌的認識，也讓犀牛不再是少數人才有機會接觸到的神秘異國動物。

作為一頭在啟蒙時代抵達歐洲、並首度以巡迴形式多次展示的異國動物明星，克拉拉帶來了難以言盡的影響力，在動物學與博物學發展史上注定佔有一席之地。牠讓歐洲人得以更立體地觀看世界，想像充滿異國風情的神祕印度（即便當代多數歐洲人難以精確分辨印度與土耳其、中國的差別）。克拉拉的故事再次印證，即便是被奉為權威的知識與圖像，也可能建立在有限資訊上，唯有持續觀察、修正與探索，才能逐步拓展人類對世界的理解。

雖是歷史巧合，但犀牛確實在人類的科學發展史上，反覆扮演著別具意義的角色。克拉拉在18世紀中葉逝世後，遺骸下落不明，或許已經變成某處收藏的不知名標本，又或許早已消失在時間之流中。

讓歐洲人大開眼界的犀牛來自印度，三百年後，令臺灣人大開眼界的犀牛則來自於自己的土地。多虧臺博館研究與修復1972年出土的犀牛化石，讓五十年前的臺灣人感受在此發生過的生物奇觀；而五十年後，我們又能再度親眼看到一隻犀牛，串起孩童的好奇心、科學家的努力，以及我們共同的文化記憶。對於已經習慣於看到犀牛的現代人而言，這批化石或許少了驚奇感，卻無損於其蘊含的歷史意義，它見證了臺灣古生物研究與博物館學科一步步建構與完善的過程。或許再另一個五十年後，還會再一次見到這批犀牛化石以其他面貌示人，述說著另一段以犀牛為契機的科學探索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