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自主「斷食善終」問題在哪？危害障礙者生命自主權的難題

近期在台灣有一名醫事人員聲稱，協助重度障礙者家屬進行「非自主斷食善終」，臺灣障礙研究學會對此發表聲明。聲明指出，當國家照顧與支持系統的不足、導致家庭長期承受照顧壓力時，社會往往會把這些外在的制度性問題，錯誤地推到障礙者身上。在這樣的情況下，家屬或醫師可能因為壓力或錯誤的生命價值判斷，錯認重度障礙者「沒有生活品質」或「生命不值得延續」，進而擅自替當事人作出終結生命的決定。臺灣障礙研究學會強調，制度缺口所造成的困境，不應成為他人取代障礙者決定生命去留的理由。

「斷食善終」——更精確來說，這是一種「協助自殺」——並非台灣特有的案例，而是舉世共通的醫療倫理問題。為了進一步釐清「非自主協助自殺」對障礙者造成的威脅，本文特別邀請臺灣障礙研究學會的理事、同時也是《轉角國際》專欄作者的萬宗綸（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外國語文學系助理教授）與臺灣障礙研究學會監事邱大昕（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社會學與社會工作學系教授）共同撰文分析，台灣與國外案例之比較。

文／萬宗綸、邱大昕

名為「慈悲殺人」的謀殺

1993年10月24日，加拿大薩克其萬省的深秋午後，農夫Robert Latimer抱起重度腦性麻痺的12歲女兒Tracy，將她放入自家卡車，接上廢氣管。隨著引擎運轉，一氧化碳緩緩充滿車廂，結束了Tracy的生命，Robert也因此被控謀殺。

面對法庭，Robert否認這是一種「罪」。他辯稱，這是為了讓女兒能從永無止境的疼痛中獲得解脫，是出於父愛的「慈悲殺人」（Mercy Killing）。當時的民調顯示，有超過7成的加拿大人同情這位父親，認為他不該受到謀殺罪的嚴懲，而有近4成的人認為應禁止「慈悲殺人」，但Robert的遭遇值得同情與寬容。

然而，以「法庭之友」（Intervener）身份介入審理的加拿大身心障礙者協會（Council of Canadians with Disabilities, CCD）指出，所謂的「慈悲殺人」是建立在一個危險的雙重標準上：如果Tracy是一個非障礙的孩子，即便她生活感到痛苦，也沒有人會認為殺死她是為了她好；一旦司法接受了這種邏輯，等同於在法律上正式宣告「障礙者的生命價值低於常人」。

CCD擔憂，一旦法律接受將「痛苦」作為「由他人代為執行死亡」的理由，就可能出現「滑坡效應」。隨著社會改變「痛苦」的定義，這條界線將無限後退——今天是腦麻兒童，明天是否就是失智長者，或者是任何被社會判定為「累贅」的生命？

最高法院雖然在2001年以謀殺罪定讞告終，然而，加拿大障礙權利團體當年的恐懼，卻也逐漸實現。

2021年，加拿大上議院以65對25票通過C-7法案，大幅放寬醫療協助死亡（MAiD）的限制。法案移除了「自然死亡須為可預見」的門檻，這意味著：即便不是末期病人，單純因身心障礙帶來的痛苦，也能成為合法結束生命的理由。；而有嚴重且無法治癒的精神疾病的人，則需等待兩年才能獲得相同的權利。但針對精神障礙者的「2年條款」，現在又延後到2027年3月才生效。

面對這樣的修法，聯合國身心障礙者權利特別報告批評，社會對經歷痛苦的非障礙者社群（如：少數民族、性少數等等）進行「自殺防治」，卻對障礙者提供「協助自殺」，這顯然是再次預設了身心障礙是次等的生命狀態。因經濟貧困、缺乏服務或無法負擔照護而選擇醫療協助死亡的個案已然出現，「以死亡取代社會支持」的批評不絕於耳。

「結束生命」的權利是誰的自主？

放眼全球，關於「如何結束生命」的法律，呈現出一道由「消極拒絕」到「積極協助」的光譜。這條光譜的移動，反映出各國對「自主」、「最佳利益」與「司法介入」的不同權衡。

第一道界線是「拒絕維持生命的權利」，美國是箇中代表。

1983年Nancy Cruzan因車禍造成長時間缺氧，成為永久性植物人並依賴餵食管維生。她的父母援引她先前曾表示：「若無法過上至少一半正常人的生活，就不願維持生命」的自主意願，請求撤除人工營養。地方法院認同Cruzan具有拒絕延續死亡過程的權利，但密蘇里州的最高法院推翻判決，認為該言論不足以構成「明確且具說服力」的意願證據，密蘇里州政策亦偏向維持生命，並認為生命終止的政策問題應由立法機關決定。

全案上到美國聯邦最高法院之後，聯邦最高法院在1990年確立：具備決策能力的人擁有《憲法》上的權利，可以拒絕接受生命維持及營養支持。這使得能自主表達意願的成年人，可以選擇以「自主停止飲食」（voluntarily stopping eating and drinking, VSED）的方式，在美國合法終結生命。

第二道界線則更為棘手：當患者無法自行表達意願（如昏迷、植物人或重度失智）時，誰有權決定放手？世界各國多以「預立醫療決定」為優先，若無預立醫療決定，則需依賴家屬或代理人進行「替代判斷」（推測患者意願）或以當事人「最佳利益」衡量 。但在執行層面上，英美法系與歐陸法系出現了顯著分歧。

英國模式採取「醫療專業主導」，英國的《精神能力法》便賦予醫師有權依據「最佳利益」做出決定。例如，在英國知名的Tony Bland一案中，確認了撤除植物人的維生治療無需常規性的法院審核，家屬僅是被諮詢的對象，而非最終決定者。

歐陸與台灣模式則是強調「司法監督主導」，像德國、義大利與台灣傾向嚴格的司法介入。在這些國家中，撤除非末期、無意識患者的維生治療，往往需要法院許可或經過嚴格審核，這反映了歐陸《民法》傳統對生命權處置的謹慎。

即便如此，各國作法仍有所不同。像德國的作法較彈性，患者曾表達意願時，家屬可依法院判例執行。義大利則強調監護人任命及法院授權。德、義兩國可以有程度的依照判例鬆綁，但仍採取司法審核。

光譜的最遠端，則是跨越紅線的「積極協助死亡」。在荷蘭、比利時等國，法律允許醫師主動協助「非末期」患者結束生命。荷蘭的醫師委員會甚至可以審核家屬的決定，允許對持續痛苦的身心障礙者執行安樂死。

台灣法規上的限制與困境

反觀台灣，台灣雖然早已有《安寧緩和醫療條例》與《病人自主權利法》，看似走在亞洲前列，但這兩部法律主要保障的是「末期病人」或「已預立醫療決定」的個案。對於那些非末期、意識不清且未留下意願的重度障礙者（如：植物人或重度失智者），法律卻留下了一個巨大的真空。

另一方面，由於台灣現行《民法》監護制度並非專為醫療設計，缺乏明確的「最佳利益」標準，導致家屬若想替無意識的非末期患者拔管，往往需要面臨繁瑣的法律程序，這與強調自主的《病人自主權利法》出現制度矛盾。若要依據《民法》聲請監護制度，過程也最為繁瑣。

正因為重度障礙者合法終結生命路徑在台灣被堵死，部分長期受困於照顧壓力的家屬，轉而尋求名為「斷食善終」的極端手段。

「斷食善終」的概念乍聽之下與VSED（自主停止飲食）有些相似，但VSED的V（voluntarily）強調病人必須具備決策能力，必須是當事人在清楚理解後果的情況下自主做出的決定。但台灣坊間實行的「斷食善終」迴避了「自主性」的條件，台灣目前亦沒有相關法規，可以確保當事人是否在具有清楚意識、且無明確代理人的情況下施行。台灣醫療界與倫理學界亦普遍認為，讓當事人停止飲食並非自然死亡，而是經過加工後的加速死亡，這已經違背了安寧療護強調的舒適與緩解痛苦原則。（編按：台灣《刑法》第275條設有「加工自殺罪」，受人囑託、教唆或幫助他人自殺都會面臨刑責。）

具表達與決策能力的重度障礙者

當視角放在「具決策能力的重度障礙者」時，各國的政策則呈現出截然不同的邏輯。

光譜的其中一端是美國，並以「末期」作為紅線。早在1976年，加州便通過了《自然死法》（Natural Death Act），允許病危患者有權拒絕醫療治療，這也是美國第一部允許具行為能力者簽署生前預囑（living will）的法律；隨後聯邦政府在1990年通過《病人自決法》（Patient Self-Determination Act）進一步推廣這個概念。這兩部法律確立了一個核心原則：病人有權「被動拒絕」包括心肺復甦在內的維生醫療，讓生命回歸自然進程，醫師也能免責。

至於涉及積極結束生命的「醫生協助自殺」（PAS），美國雖有部分州將之合法化，但設有極為嚴格的門檻，例如：申請者必須是「預期壽命有限的末期病人」。這條紅線直接排除了大部分非末期、但有重度身障或慢性疾病的人士尋求「醫生協助自殺」的可能。對於反對將「醫生協助自殺」的適用範圍放寬到重度障礙者的倡議人士而言，這是一道防止社會因照顧成本，將障礙者推向死亡的保護網。

然而，光譜另一端的歐洲國家則跨越了美國這條紅線。比利時、荷蘭與盧森堡允許「非末期」患者在「持續且無法忍受的痛苦」下申請協助死亡。

荷蘭2002年的《終止生命請求與協助自殺審查法》及比利時同年通過的《安樂死法》，均將適用範圍涵蓋至因疾病或意外導致無法治癒的身心障礙；換言之，非末期的身心障礙人士也能利用這項制度提前結束生命。荷蘭甚至允許患有智能障礙（ID）或自閉症譜系障礙（ASD）的人士申請安樂死。雖然兩國法律明文要求醫師必須確認患者是「自願且經過深思熟慮」，但在實務上，醫師該如何評估身心障礙者對自身狀況的決策能力，始終是巨大的倫理挑戰。

這中間的拉扯，引發了關於「滑坡效應」的激烈辯論——即法律一旦接受將「痛苦」作為死亡理由，適用範圍恐將無限擴大，導致弱勢群體會因「不當理由」（如：歧視或貧困）被迫選擇死亡。

文章開頭提到的加拿大，正是此效應的實證。加拿大2016年通過「醫療協助死亡」（MAiD）後，最初雖有設限，但在2021年修法後新增了所謂的「第二軌」（track two）條款，擴大適用對象。該條款允許即便「自然死亡並非可預見」（reasonably foreseeable）的非末期患者，也能申請協助死亡。

反對加拿大「第二軌」條款的抗議行動

面對如此擴張的法規，加拿大的障礙權利組織決定不再沉默，於2024年10月針對這項關鍵條款提起憲法訴訟，指控「第二軌」條款對障礙者構成歧視，並導致當事人過早死亡。

訴訟發起團體之一Inclusion Canada的代表Krista Carr在記者會上指控，這項法律是向障礙者傳遞：「帶著障礙生活，是比死亡更糟糕的命運」的訊息。她更指出，目前令人震驚的趨勢：

我們目睹了障礙者並非因為病痛，而是因為『社會剝奪、貧困和缺乏基本支持』才被迫走上協助自殺這條路。

（We are witnessing an alarming trend where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are seeking assisted suicide due to social deprivation, poverty, and lack of essential supports.）

—— 加拿大障礙者權利組織Inclusion Canada代表 Krista Carr

加拿大C-7法案企圖納入精神疾患者的條款也遭到抗議。加拿大國會議員Andrew Lawton在21歲時曾因重度憂鬱而企圖自殺，事後倖存並康復。這段經歷讓他在當選國會議員之後，致力於反對將「醫療協助死亡」制度擴大應用至單純精神障礙者身上。

反對擴大法案適用範圍之人士認為，當人們面對心理痛苦時，不應自動視為這是一種無法回復、不可逆的絕望，而應給予對方時間、治療和希望，而不是把死亡當作解答。一旦通過這樣的法案，改變的不只是法律，也是社會對「憂鬱／精神病苦痛」文化與倫理定位的一大轉變。

2025年聯合國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RPD）委員會在對加拿大落實CRPD的審查報告上建議，加拿大政府應廢除第二類醫療輔助死亡（即「非可預見自然死亡者」），並廢除2027年將醫療輔助死亡擴大至精神障礙者的條款。

這也證實了障礙權利團體長久以來的警告：當社會支持網出現破洞時，協助死亡的法律便不再是慈悲，而是讓國家得以合法地擺脫那些「所費不貲」的生命。

加拿大已有個案顯示，有障礙者因無法負擔照護費用或居住環境惡劣，最終選擇申請醫療協助死亡（MAiD）。荷蘭自2002年將安樂死合法化以來的數據也顯示，許多申請安樂死的精神疾患或認知障礙者，普遍合併長期遭社會孤立，也對未來感到無望。目前的局勢已清楚表明：滑坡的不只是理論，而是正在發生的事實。

這引發了另一個提問：如果法律未能設計出足夠的保障措施，防止歧視、經濟壓力和缺乏支持等社會因素影響到弱勢群體的選擇，所謂的自主選擇權就可能成為變相的社會歧視工具。在這種情況下，患者是否真正具備決策能力？醫師又該如何判斷患者面臨「無可改善」與「無法忍受的痛苦」？而不是把社會排除與缺乏支持當成死亡理由？

障礙者對協助自殺立場態度

在法律與倫理的激辯之外，身處風暴中心的障礙者們，究竟如何看待這一切？

一項發表於2025年的大型回顧研究，統整了歐洲在過去15年間關於臨終決策態度的數據。結果揭示了一個發人深省的落差：在所有群體中，障礙者對「協助死亡」（assisted dying）的支持度最低，僅約30-33%；相較之下，末期癌症患者的支持度達47%，而失智症患者的家屬支持度則高達58-77%。這巨大的落差暗示著：對於照顧者而言，死亡或許是慈悲的解脫；但對於障礙者而言，這卻可能是一種生存威脅。

當然，障礙社群並非鐵板一塊。部分障礙者與權利組織主張，在嚴格的安全機制下，不應剝奪重度障礙者與其他人平等的「自我決定死亡權」，否則便是一種保護主義式的歧視。英國的分析也顯示，多數組織在「協助死亡」問題上保持沉默或中立，少數組織公開反對或有條件支持。可以說，即便在障礙者社群內部，對安樂死與協助死亡也沒有單一共識。

先有生存權，才有死亡權

面對所謂「善終」議題的浪潮，韓國著名的障礙者媒體《BeMinor》與權益組織發出了強烈抗議。他們質疑，當國家尚未提供足夠的「自立生活」支持系統，使得許多重度障礙者仍被迫在機構中度日、或依賴家人過勞照顧的現狀下，討論「死亡的權利」是極其偽善的。

放眼國際，許多國家試圖透過制度，讓「照顧」不再是家庭獨自承擔的龐大壓力。譬如，瑞典法律明定，「支持照顧者」是政府的責任，政府必須提供多樣化的「喘息服務」（respite care），或是由專人到宅接手照顧，確保家屬擁有真正的休息時間，避免過勞崩潰。

不過，瑞典的研究也指出執行層面的挑戰：許多家屬往往因為資訊落差或有罪惡感，一直撐到身心崩潰的「最後一刻」才願意申請協助。這提醒了我們，單有制度還不夠，政府更須主動提升服務的可近性（accessibility）與強化社會溝通，才能真正接住瀕臨破碎的家庭。不該因為支持系統暫時的不完美，就轉而否定障礙者的生存價值。

英國則設有「照顧者津貼」（Carer's Allowance），每周提供照顧者83.30英鎊（約台幣3456元）。雖然金額不高，但在制度上認可「照顧是一份工作」，並賦予照顧者申請靈活工時的權利，試圖在就業與照顧間撐出空間。

這些政策共同指向一件事：減輕照顧壓力的解方，應該是「完善的社會支持」，而非「結束被照顧者的生命」。當社會能夠提供足夠的支持，家屬就不必在「親人死亡」中尋求唯一的喘息出口。

韓國障礙界的呼籲點出了問題核心：如果社會不先保障障礙者能有尊嚴地活著（Right to Live），那麼所謂的「選擇死亡」，不過只是出於無奈的被迫淘汰。

回到台灣的現實脈絡，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目前在台灣尚未合法化「協助死亡」，任何未經法律程序的致死行為，仍受《刑法》加工自殺罪、甚至殺人罪的規範；而社會對於安樂死的實質政策辯論，其實也仍付之闕如。

開啟相關的公共討論固然是社會進步的象徵，但在制度與法規尚未完備、且社會支持網仍有破洞的此刻，對於照顧壓力的解方，不該建立在違法的險境與剝奪生命的無奈之上；在我們能大聲談論「如何死」之前，國家必須先證明，它已經盡力讓每一位障礙者都能「好好活」。

責任編輯／張郁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