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壇如何「厭女」：粉底液、化妝與美的勞動，女性的公共參與雙面刃

2025/08/20 V太太

粉底液日前成為台灣政壇關鍵字，但討論化妝與粉底液到底算不算「厭女」？圖為首爾一名女性正在試用粉底液。圖／路透社

日前，台灣民進黨立法委員王義川在政論節目評論台中市長盧秀燕所用粉底液與妝容，藉此暗示對方的勘災行為是「作秀」，在社群網站上引發討論，民進黨性平部更發文直指王的發言有「厭女」之嫌，呼籲黨內成員應該在批評政治對手時更謹慎選擇語言。然而，儘管王義川本身虛心接受了建議，卻有許多民進黨成員與支持者反過來批評性平部的作為，認為厭女一詞已被濫用，而「打自己人」的行為更是傷害黨內士氣與團結。

有人質疑，為什麼評論粉底液便等同於厭女，難道女性政治人物完全批評不得？面對這個問題，首先得釐清所謂「厭女情結」到底是什麼。隨著女性主義論述愈發主流，厭女一詞也在生活裡變得更為常見。但與此同時，人們傾向於以厭女描述個人或個別事件的語言習慣，如「某個人很厭女」，這類陳述其實並不精準，因為一個人即使情感上沒有「討厭女性」，也有可能成為厭女情結的操控者。相反地，這類陳述往往造成一種誤解，亦即厭女是一種個人的情感或心理狀態。

台灣民進黨立委王義川疑嘲諷台中市長盧秀燕勘災，遭民進黨性平部譴責「厭女台派」引發輿論熱議。圖／報系資料圖庫

▌厭女作為權力分配機制與治理工具

厭女應該被當成一種權力分配機制和治理工具。亦即：厭女是父權社會裡，為了鞏固基於二元性別分類而建立的一套權力階序，維持以男性作為權力主要操持者與施行者的一方，進而採用的一種管理手段。這套管理手段主要針對女性（也針對不符合陽剛氣質的男性、與其他無法被納入二元性別框架下的人），厭女機制以獎勵和懲罰並行，企圖確保女性服從父權社會設下的性別角色規範、義務和行為模式、社會位置。

白話地說，父權社會認定女性具有特定的樣貌、必須服從特定的期待、實踐特定的義務、擔任特定的角色、做特定的事。厭女情結的用意就在於，透過獎勵那些符合期待的樣貌與行為，以及懲罰那些不合規定的女性，進而約束、管理、貶抑女性，讓女性「安分守己」，不敢也不想逾越父權社會的權力結構，進而繼續維持男性的地位、權力、既得利益。

這套作用於生活中各個面向的機制，具體如何實踐呢？在私領域裡，女性被期待把自己的性與美貌「奉獻」給特定男性，因此男性普遍會認定，可以隨意評價有性吸引力的女性，而太過放縱、享受自身性慾的女性，會遭遇各種攻擊。同時，女性也有為男性生養子女的義務，選擇不生育的女性會被視為「國安危機」或太過自私、愛玩。

另一方面，當女性進入公領域或某些過去專屬於男性的場域，則會遭遇各種阻礙。首先，她們可能會被嘲笑，不被認真看待，人們覺得她們只是「來玩玩」。其次，她們面對更嚴苛的標準，可能要付出加倍的努力或有加倍傑出的表現，才會被視為「有資格」進入這些場域。她們還會面臨一些額外的要求，比方說，想要發表公共意見的女性，會被期待要懂得傾聽同理（也就是必須溫柔），未婚未育的女性政治人物會被質疑「不懂得家庭需求」，但聲稱自己從未做過家事的男性政治人物卻不會面臨這種問題。最後，女性也可能面臨更高的道德期待，一旦這些女性的行為不符合父權社會裡對女性的某些想像時，還會變成她們在道德與人格上的缺陷。

女性人物要踏入公領域，往往面臨高標準且涉及方方面面的檢視。圖為2019年紐西蘭時任總理Jacinda Ardern，她曾表示從政後經常面臨大量基於性別的仇視言論。圖／美聯社

▌美國公領域女性的處境

最近美國體育界就出現了一個典型案例。美國女子職業籃球聯盟（WNBA），在過去幾週間連續十幾場的比賽上，都出現有人往球場中央扔擲性玩具。

女性職業運動長期被視為不正統、不專業、不精彩。一方面反映在女性運動員的薪資始終不如男性，二方面女性運動鮮少受到同樣關注，例如電視轉播場次少或難以在黃金時段曝光。WNBA這兩年在包括Caitlin Clark、Angel Reese與Paige Buecker等幾位之前風靡大學聯賽的年輕球員加盟後，受歡迎程度直直上升，不論買票入場觀賽或是觀看轉播的人數皆有增加，更於今年稍早宣告明年將新增3支球隊。

然而，對某些人來說，女性職業運動仍舊不能被認真看待，貶低其正當性的方式，就是施加某種性羞辱。我想大多數的人都會同意，扔性玩具是相當幼稚的舉動，背後的用意便是利用性元素抵銷女籃與女性運動員的正當性，因為父權社會一直以來都把女性想像成性物件。透過性玩具，丟擲的人想要提醒女人的「正當位置」，進而貶抑女性運動員的價值。

回到政治場域，女性政治人物經常面對的是，必須滿足某些針對女性的期待（如合宜的外貌），但又不能有太多的女性氣質。女性必須展現出某些被視為陽剛的氣質（如魄力），但又不能失去陰性的特性（如溫柔傾聽）。女性政治人物的政治工作能力，常常和父權社會對女性的其他要求綁在一起，同時女性也更常在道德正當性上遭到質疑。

例如，前英國首相柴契爾曾特別進行發聲訓練，好讓聲音變得低沉一些，聽起來不如一般女性「尖銳」，美國前副總統賀錦麗則在2024年總統大選中，屢屢因為爽朗笑聲而被攻擊「像個瘋婆子」。希拉蕊長期被指責不夠真誠、「像個假人」，當年總統選舉辯論會後，川普甚至一度攻擊希拉蕊在辯論會休息時如廁的行為「噁心」。而同一年，川普也曾因為辯論會主持人梅根凱利的尖銳提問憤怒，並暗示對方是因為月經來潮才會情緒不穩。

這些都是女性在公領域常見的待遇。她們必須保持情緒穩定，不然就會得到「歇斯底里」的評價，同時還是要展現出友善好親近的形象，否則就是「冷漠兇惡」，但友善態度要是太多，就可能被批評太軟弱、不夠有氣魄。她們需要掩蓋自己有月經的事實與偏高頻的嗓音，好讓群眾忽視自身的女性身分，同時又必須完美執行如生育等「女性義務」，才能被視為一個優秀、合格的女性。

川普2015年曾因暗示福斯新聞女主播凱利(Megyn Kelly)經期情緒不穩而引發爭議。不過2024年大選凱利選擇支持川普。圖／路透社

▌女性氣質的雙面刃

回到王義川與盧秀燕的事件，不難想像，當一位女性政治人物畫了一絲不苟的全妝，會被說是在作秀，但如果她的妝不小心花了，人們可能會指責她不得體、不謹慎，而如果她完全沒化妝，那就是不禮貌又邋遢。

父權社會一方面要求女性必須維持、照顧自己的外貌，但另一方面，在公領域裡，女人如果花了「太多」心思在外貌上，就會被質疑她的從政資格──但我們從來不會詢問男性是否在外貌上也花了心思，同時究竟怎樣叫做「太多」心思，標準也永遠是浮動的。因此，關於「厭女」的批評，應該要被放在一個社會結構上來看。並不是因為一位男性批評了一位女性，就足以構成厭女，也並非女性都不能被批評、講女性一句壞話就是厭女。

並非如此。不論是王義川還是川普的言論，批評他們的正當性都在於，他們是處於何種社會位置上（身為異性戀男性）、採用什麼樣的標準來批評這些女性，又企圖透過這種批評達成什麼效果，而又是在怎樣的社會氛圍和權力機制底下，才有可能達成此效果。

有兩個很好的檢視方法。首先可以設想，化妝跟「作秀」的關聯性到底如何存在？白話地說，女性的妝要多完整、要用多少錢的粉底液，才符合「作秀」的標準？我們很可能會發現，其實沒有任何理由可以假設一個人化妝的行為跟施政用心度之間的關聯。

第二個設想是，如果是一個男性政治人員，他有可能（或不可能）在怎樣的情境裡被指責作秀？比方說，穿西裝是作秀嗎？若是，穿多少錢的西裝才算？如果女性不能花太多錢買粉底液，男性政治人物的手錶最高價應該是多少？每月打高爾夫的預算又是多少？社會對於男性政治人物有同樣的檢查流程與標準嗎？

綜合以上，厭女情節其實不該被理解成一種個人的情感或心理狀態，而是一個社會結構的產物。重點並不在於女性能不能被批評化妝與作秀，或是男性能不能批評女性，而是這一套語言建立在怎樣的社會情境底下。在父權社會裡，女性的外表成為評價女性的標準方式，並且經常和個人道德水準掛勾，身為政治人物的女性因此面臨雙面刃，必須在「維持容貌」（足夠像個女人）與「容貌不能太過精美」（太過女性化，代表沒有能力承擔男性的工作）之間取得巧妙平衡。

父權社會要求女性必須打理好自己的外貌，但在公領域裡，女人如果花「太多」心思在外貌上又會被質疑從政資格，如何管理形象成是個難題。圖為示意圖，左起為瑞典、挪威、芬蘭、加拿大、丹麥與冰島外長8月19日在芬蘭會議後合影。圖／路透社

▌個人意志之外的因素

不過，這不代表化妝或女性的外貌展演本身完全沒有政治意味或討論價值。有些人會主張，化妝是個人自由，女性的選擇應該要被尊重。但這種以選擇論為基礎的「愛自己女性主義」卻也有些盲點，如果一切都是個人選擇，而但凡個人自由就具有正當性的話，我們還如何談論結構與集體革命？

女性化妝，尤其是女性政治人物的妝容一事，其實具有許多值得討論的面向。美的勞動經常是一種「隱形勞動」，人們必須看見女性的努力成果，卻不能看見勞動的「過程」。比方我們都聽過「裸妝」一詞，意思是個人要化了妝卻看起來像沒化妝。女性被期待要透過各種資本工具，去打造一張並非原本長相的臉，但又要讓人們以為這是自然的成果。美國喜劇《漫才梅索太太》（The Marvelous Mrs. Maisel）裡，有一個場景充分表現出了這種荒誕。女主角結婚後，永遠都會在丈夫起床前就先悄悄爬起來，去浴室整理自己的妝容與頭髮，就為了讓丈夫睜眼時看到光鮮亮麗的她，重點是她得讓丈夫認為，這就是她「原本」的樣子。

可以再進一步思考的是，誰會被期待付出這種勞動，或者另一面的問題是，誰有機會與資格進行這種勞動？畢竟，女性在美的勞動上所面對的期待，和她們的身分、背景、經驗高度相關。一名白領上班族會被期待畫個好妝去上班，但反之，生產線上的女工如果畫精緻的妝容去上班，可能會被嘲笑說何必，而且在嚴苛的勞動環境下，妝容恐怕也維持不了多久。更進一步來說，當一個人面對一天12小時的高度體力勞動，並且薪資微薄時，化妝這件事恐怕就不那麼重要，或即使心有餘也力不足了。

因此，其實化妝與否，很多時候也涉及「個人意願／選擇」以外的因素。

此外，這套美的勞動被期待展現出哪樣的成果，也不是單純個人的選擇。比方說粉底液的目的是讓個人膚色變得比原本的白淨透亮，而不是讓膚色變深，為什麼？為什麼理想的美貌妝容是要打亮顴骨、拉高鼻樑、讓眼睛大而透亮、睫毛彎彎又長長？這套美麗的標準從何而來？

不同階級、身分、群體的人，可能也被期待有不一樣的妝容，有些妝在某些場合可以被接受，但某些妝可能不行，這些都遠遠超過了個人選擇的範疇，而和我們的社會基於性別、種族、階級等因素而建立的審美標準有關。

再一個關鍵問題是，資本主義如何讓化妝變成一件合理且具有吸引力的事，過去女性被告知「為悅己者容」，化妝是為了讓我們對男性具有吸引力，而在女性主義慢慢成為主流的時代，商人開始主張女人要為自己而美，化妝是為了讓自己快樂。

由此看來化妝是「個人喜好選擇」的論述，某種程度上確實被資本主義收編地很好。尤其如前所說，女性常常被告知，要讓自己快樂、「愛自己」的方式，就是投資更多資本市場提供的工具，也許是化妝品，也許是醫美，總之越消費就越美麗、越快樂。從這點出發，化妝確實有值得批判的視角，更別談產業背後的剝削、化妝品製造涉及的動物權益，以及各種環境問題了。（當然，值得討論不只是化妝，而是更廣大的時尚產業。）

因此，某些論者在評論王義川事件時確實提出一個重要觀點，亦即其中應該囊括階級的視角。盧秀燕的妝容和她的政治風格，某種程度是一體的。

女性政治人物的妝容，不只服膺於父權社會的要求，更體現出特定階級期待的樣子。圖為美國現任國安顧問諾姆（Kristi Noem）。圖／法新社

紐約時報評論者Jessic Grose撰寫過一篇相當有意思的評論，討論所謂「MAGA美學」。她指出，保守派的女性政治人物，特別是經常結合美國優先國族主義與保守基督教兩者的MAGA派，有一套非常固定的美學標準。比方她們會穿著合身的洋裝或套裝，胸前戴著十字架項鍊，身材偏纖瘦（或至少看得出來有運動習慣），以及合宜的妝容，例如美國現任國安顧問諾姆（Kristi Noem）和白宮發言人李威特（Karoline Leavitt）就是典型。

這套美學也會延續到生活風格上，其中又分為兩類，一類是如「Tradwife」（意為傳統妻子）這種回歸傳統主婦身分的女性，以全心投入育兒和家務勞動（包括大量烘培和讓小孩在家自學）作為生活中心。如果是職業婦女，則要做到全能（have it all），在職場上有所斬獲的同時，還是要不斷強調母親身分。最重要的是，她們要表達出虔誠的基督信仰。

這套美學形象想傳達出的，自然是一種保守派所認定「女人的樣子」。一種在外貌上精心照顧自己、在生活裡投入照護與育兒義務、在政治上支持男性、在精神上皈依宗教的「女性正典」。透過外貌的完美形象，暗示這種政治意識的正統性，而儘管這種完美形象的打造經常仰賴很多資本元素，但這些通常會被掩蓋，讓其完美形象彷彿變成一種天生狀態──我們MAGA女性就是這麼幸福美滿。

因此，盧秀燕呈現出來的外貌風格，也不該被單純理解成一種「個人選擇」。某種外貌的精緻結合「母親」的形象，所希望投射出來的是特定的政治美學，而這套政治美學想要吸引的也是特定階級、背景的選民。

▌下篇接續：〈如何檢視女性政治人物？看見性別，更看見族群、階級、文化的多重結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