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當年沒離職帶小孩？菁英媽媽想上班的育兒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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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為《菁英媽媽想上班：美國頂尖名校女性重返職場的特權與矛盾》（游擊文化，2022）書摘

梅格的老三出生之後，由於公司並不打算讓她兼職，她只好心不甘情不願地辭掉金融交易員的工作。離職的念頭似乎讓梅格十分恐懼，她和本研究眾多女性一樣，認定自己的身分認同來自工作上的成就。但是，在她回家當主婦一段時日之後，梅格的想法徹底改變。她37歲退出職場，四年後，我們對她做了第一次訪談，當時她的孩子分別是4歲、8歲和9歲，她看到了日常生活中到處有機會可以提升孩子的發展：

「（孩子）不會正經八百地來找妳說：『媽，我真的需要和妳聊聊學校裡發生的一件大事。』而是在妳開車送他們去上鋼琴課的途中，從車子後座囁嚅地說：『媽，妳覺得這件事怎麼樣？』有時候，我覺得他們從我後腦勺跟我講話還比較簡單。」梅格繼續解釋，這些閒聊讓「我在匆忙中可以給予小孩許多道德和人生指引，如果我不在這裡、不在他們身邊，那可能會由其他人替代或是看不出……他們想要談談的跡象。」

隨著對於自己待在家中重要性的認知不斷改變，梅格重返職場的計畫也有了變化。起初，她仍然抱定決心要回到前老闆那兒工作，她說：「我總覺得自己會回去，那扇門完全為我敞開。」但是到了41歲（也就是我們第一次訪談時），她宣稱自己「處境不可同日而語。」現在，她心甘情願地把職業生涯擱置得更長：「我女兒十月就要滿十歲了。她和我在一起的時間只剩下八年多，然後她就要去讀大學了。接下來就是另一個女兒，然後是兒子。我快要五十歲了。如果我真的想要去上班，我還有二十年的時間。」

到了第二次訪談，梅格來到51歲。小孩幾乎都升學了，她9年全職在家之後，於兩年前重返職場。儘管她對於在一家小型非營利教育組織擔任發展主管這份新工作充滿幹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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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梅格的故事所揭示的，一旦女性做出離職這個艱難的決定，她們經常且出乎意料地離開勞動力市場許多年。我們的追蹤訪問發現，大約有五分之一的女性並未回到職場，而且近期也不做此打算。但是在剩下的五分之四裡頭，根據我們的追蹤訪問，女性平均全職在家的時間是十年。

重要的是，很大一部分重新進入職場的女性並不是一直脫離勞動力市場，而是短暫地進進出出兼差，同時把家庭責任置於優先。從這些女性的起點來看，這種較為常見的離職型態其實相當驚人。如第一章所述，我們的參與者滿懷抱負且事業有成，幾乎每一個人在自己的領域都是快速崛起的佼佼者。許多人有了第一個孩子之後都還持續工作，她們是不得已才辭職。因此我們要如何解釋這種典型卻令人吃驚的離職後空白呢？

這些女性除了被有效地排除在缺乏彈性、工時冗長的工作場所之外，她們也不大願意馬上重返職場，因為這群人為了家庭，一直需要工作的彈性。女性對於家務的投入越來越深（還有那個電視劇《廣告狂人》〔Mad Man〕的家庭分工），顯然是受到這些女性家裡有錢的影響以及推波助瀾。上述情況的出現，是因為底下與我們受訪者經濟與社會特權密切相關的兩個理由：

第二項與她們（做為一位家庭主婦）有能力花錢找人做一些瑣碎的家務事有關，像是打掃家裡，如此一來，她們就可以更專注在一些有意義和令人愉悅的事情上，例如密集的母職、社區工作，以及擁有更多的休閒時間。經過一段時間，走向家務特權在許多方面都帶來豐厚的回報，但同時也增加女性對於家庭的依賴和從屬地位，使得她們完全並即時重返職場變得更加困難，也更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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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這個家好：培養家庭財富、拉抬「他的」前途

如同梅格的故事所見，一旦女性回到家中，就會更加配合與回應家人日常生活的節奏、例行瑣事以及各種需求（尤其是她們的小孩，還有她們的丈夫，有時候還有她們年邁的雙親）。她們切斷前程似錦的職業生涯，以便好好打理自己的家庭，她們重新調配自己的野心、精力和不凡的才華，確保丈夫和孩子可以在職場上或學校裡達到最佳成就，我們將此稱為「維持地位」，藉此區分照顧和家務工作。

一段時間之後，這個過程也會將她們牢牢地嵌入高度分化與傳統的性別角色之中。不論她們是否直接意識到這一點，女性做為全職母親還有妻子，以嶄新的能力提供密集的「幕後支持」，有助於實現典型中上階級的策略，盡量擴大家庭的經濟與社會優勢。

這些女性幾乎與一般女性無異，承擔絕大部分的家務勞動之責，包括照顧孩子和年邁的父母，以及監督處理家務時各種數不清的責任。由於丈夫的工作要求很高、工作時間很長，他們無力幫忙分擔家庭責任，這也可能掩蓋他們無意做家事的事實。無論是哪一種，丈夫在家庭生活中缺席的結果，深深影響女性離開職場（以及一開始縮手）的決定，因為落在她們身上的，不僅僅是要補上丈夫的空缺，還要創造一種「家庭」感。

以下就是一個實例。過去在華爾街工作、體貼、熱情洋溢且頂著一頭紅髮的瑞秋（Rachel Berman），回想丈夫的新職位如何影響她留在家裡的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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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女性的工作對她們的要求通常和男性一樣高，但她們往往把先生的工作視為首位，而把自己的工作排在後頭（尤其當她們的收入較低，甚至收入高過丈夫的，也是如此）。這一項發現呼應其他研究的結果，證明變成父母身分就意味著婚姻中性別的不平等會加劇，這時傳統性別角色的觀念會來到前頭，把男性的職業默認為首要地位。

蘿倫（Lauren Quattrone）說自己在有第一個孩子而離開律師工作前和先生是「共同決策者」：「生小孩之前，我們倆都在上班，生活似乎沒有那麼複雜。我們分得很公平。但是當我不再上班之後，大部分的家庭責任自然都轉移到我身上。你也知道，他的工作是上班，而我的工作就是賺錢以外的所有事情。」

鑲嵌在這些傳統分工裡的性別不平等，通常要經過訪員的一番探究才會浮現，但幾乎沒有人說話的語氣帶有明顯的不滿。然而，證據表明，有些夫妻，尤其是丈夫，可能試圖掩蓋或美化這些動能。例如，41歲第一次接受我們訪談的梅莉莎表示，她那位創投資本家老公「老是」用生意比喻（帶有中立性與平等性），指涉梅莉莎在生了老大、辭掉非營利組織主管工作後發展出來的傳統家務分工：「他是創收，我是營運。」梅莉莎或許已經看出這句話的委婉之處，所以也開始用同樣的話術達成自己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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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造就了「菁英家庭主婦」？贏者全拿的高工時獎勵機制

身為一名全職在家的女性，她讓丈夫更能夠「全職」（即二十四小時全年無休）投入工作。在這個工時超長（經濟學家稱之為「過勞」）的時代，漫長的工時逐漸成為高學歷專業人員和管理人員的常態，女性全心全意在幕後支持，顯然使先生能夠對自己的職業生涯重新充電並超載。

有一些女性坦言，她們全職在家有時會出現「附加價值」，再加上先生明顯偏好這種安排，也使她們無法重返職場。梅莉莎曾在先生工作不穩定那段時間提出重返職場的想法。但是，根據梅莉莎的說法，先生根本就不把這當成選項，他說：「妳在說笑嗎？如果我們倆都必須按時上下班，我就不能做自己要做的事。我的意思是，我們無法再塞入另一個人的工作時間、另一個人的……，這樣會平衡不過來，妳在家打理家務超級有幫助，讓我可以百分之百專心工作，把工作做好，並且知道家裡大小事都有人照料。因此，我不想用這些來換一份非營利組織的薪水。」

從事工作與經濟研究的社會學家指出，過去幾十年來，專業工作和管理職工時漫長的現象越來越普遍，加上與「超時工作」相關的時薪獎金或分紅陡升（這種分紅在傳統以男性為主的職業當中特別高）。這些趨勢的起因，一直和美國社會日益嚴重的階級不平等息息相關。其中包括經濟中龐大的結構轉移，以及在菁英職業裡贏家全拿或錦標賽式（tournament-style）補償制度的激增（例如在法律界、學術界以及某些銷售和商業環境的「升等或走人」的晉升階梯）。

這些體系慷慨獎勵超時工作並懲罰那些不願意或者不能遵從的人。不論起因為何，選擇退出職場之後繼續留在家中，對中上階級的家庭來說，顯然是理性的策略（他們的家人在競爭日益激烈的高階行業工作）。這是在不犧牲家庭生活的情況下，盡可能擴大養家者收入能力的方式。但是選擇退出職場也是一種高度性別化的策略，以犧牲太太的前途為代價，推進丈夫的職業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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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菁英媽媽想上班：美國頂尖名校女性重返職場的特權與矛盾》

作者： 帕梅拉．史東, 梅格．拉芙蕎

出版社：游擊文化

出版日期：2022/04/27

內容簡介：本書描寫的是中上階級女性在家庭與工作間拉扯的故事，她們畢業自哈佛、史丹佛、芝加哥大學、麻省理工學院等頂尖名校，在一流公司擔任醫師、律師、會計師、高階主管、科學家。但是，第一個孩子出生了、第二、第三個孩子出生了，從未想過擔任全職媽媽的她們，卻因為菁英工作毫無彈性的高壓與高工時，讓她們不得不中斷前程似錦的職業生涯，轉而成為家庭主婦，確保丈夫和孩子可以達到最佳成就。聽她們的故事，我們將看見菁英媽媽面對家庭與工作的特權、矛盾與挫折，以及中上階層的階級複製策略，如何讓媽媽犧牲前途也讓爸爸累昏頭，而且也不一定對孩子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