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踩著誰的屍體活下來?奧斯威辛集中營的「滅頂與生還」
請你想像你是一位德國公司的主管,正在和一家義大利公司談生意。你們會談相當順利,臨別前,對方的義大利主管為了表示親切,嘗試用你的母語(也就是德語)和你說再見。沒想到這句「再見」一出口,你就嚇到了,因為對方口中的「再見」不但不標準,而且相當粗魯,意思與其說是「再見」,不如說更近似於「你滾吧!」
對方看出你神色有異,趕忙道歉,並解釋說自己從未正式學過德文,他的德文都是在奧斯威辛集中營當囚犯時學來的。
如果你是這位德國公司的主管,你會如何反應?
我不知道你的答案是什麼,但這大概不是一般人會預期在商場上碰到的情境。因為這不只牽涉到商務溝通的問題,而是牽涉到二十世紀最殘暴、最恐怖,也最匪夷所思的一場大屠殺──在二戰期間,納粹德國用極其殘忍而又極有效率的方式,在集中營裡屠殺了600萬猶太人。集中營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如何理解一位集中營的倖存者?這些恐怕都已超出了大多數人的經驗範圍。
但這畢竟是真人真事。前面提到的這位義大利公司的主管,是真有其人,名字叫做普利摩・李維(Primo Levi)。他本業是個化學家,在戰爭期間加入過反法西斯游擊隊,被捕獲後因為具有猶太裔身份,被送往奧斯威辛集中營,在那裡度過了一年,最後倖存了下來。戰後他在希瓦油漆工廠擔任總經理,直到退休。在那次商務會談以前,他真心以為他在集中營裡面天天聽到的那句近似於「你滾吧」的話,就是再見的意思。
作為一個倖存者,李維最特別的地方,是他在大屠殺結束後40年,寫下了關於集中營的回憶錄《滅頂與生還》。
經過了40年的光陰,記憶其實已經不太可靠。無論是加害者或被害者,集中營都是不願回想起來的記憶。有些人甚至必須刻意遺忘,才可能正常生活。這是40年之後才寫回憶錄,必然會有的缺點。
但也有優點。因為在40年光陰的長河中,李維可以相對清楚地看到:那些在集中營裡的日子,究竟對倖存者們造成了什麼樣的影響。這是在戰爭期間,以及在戰爭剛剛結束的時候,都還看不出來的。
在《滅頂與生還》的開篇卷首,李維便做了一個意味深長的安排。書一開頭,李維並未回顧任何一件在集中營裡實際發生過的事,而是回顧了集中營囚犯所做的夢。李維寫道,所有他知道、他認識的倖存者們,幾乎都曾做過一個情節極其相似的夢。夢中,囚犯們終於離開恐怖的集中營,回到家裡,鬆了一口氣的他們,嘗試將親身經歷的種種苦難說給最親近的人聽,但卻沒有人相信他們。最典型(也最殘忍)的夢境畫面是,有些人聽了他們的恐怖遭遇之後,卻不發一語,表情木然,接著悄悄轉身離開。
為什麼如此之多的倖存者,都曾做過這樣的夢?
最直接的原因,是因為當他們在集中營裡時,納粹親衛隊的軍官總是以輕佻的語氣警告集中營囚犯:「不會有人相信你們的。」因為第一,「沒有人能夠活下來作證」;第二,「我們會把證據連同你們一起銷毀。」而就算有人倖存下來,或者就算有部分證據保留下來,人們也會認為「那是同盟國的誇大宣傳,不會相信你們。」
然而,來自納粹軍官的警告,只是原因之一而已。更深刻的原因,恐怕是因為集中營裡發生的事情實在太過恐怖、太過駭人;一般人乍聽之下,很容易因為這些事情超乎尋常,而拒絕相信。事實上,關於集中營的消息,早在1942年便開始流傳,但當時卻只有少數人相信。這一點,集中營裡的納粹親衛隊也相當清楚,他們有恃無恐地告訴裡頭的囚犯:就算你們活了下來,出去之後,人們也會因為你們所陳述的事情太過恐怖,而感到無法置信。
對集中營的囚犯來說,這樣的「無法置信」是一種深刻的折磨。囚犯們認為自己的遭遇不可能訴說出來,或者就算訴說了,也不可能被任何人所相信、所了解。然而另一方面,對許許多多普通的德國人來說,這樣的「無法置信」,卻反而成了一種迴避真相、逃避責任的託辭。
李維指出,到戰爭結束的前幾年,集中營早已成為一個龐大且複雜的體系。集中營裡關押了上百萬名猶太人,如此大規模的機構,必然需要一般民間團體或民間組織的配合,才能順利運作。李維特別提到,當時許多大大小小的公司、農場都和集中營有合作關係,由集中營提供免費的勞動力,定期定點去做企業需要的粗活。但,正如李維所質問的,
李維指出,或許他們是有想過、懷疑過,但他們因為害怕,或者因為追求獲利,而裝聾作啞。從集中營傳出來的種種不可思議的恐怖消息,反而讓他們更加心安理得地沈默,因為那些事情太過令人「無法置信」。
這就牽涉到李維提出的重要概念:灰色地帶。在簡單的黑與白、亮與暗、善與惡、作為與不作為之間,其實有著一大片曖昧模糊的灰色地帶。一個普通德國人可能會認為自己無從得知有關集中營的真相,無從得知希特勒反猶主義的真實意圖;或者就算知道一二,也會認為自己無能為力。他們以此來解釋自己的不作為,並以此確認自己的無辜。對李維來說,這就是缺乏「灰色地帶」的思考──犯錯的全是「他們」,受害的全是「我們」。這種過度簡化的二分法,本身就蘊含著暴力。
李維的深刻,還遠不止如此。因為李維清楚(又沉痛地)指出,所謂「灰色地帶」,也存在於在集中營的囚犯之間。
在集中營裡,有種特殊的職位叫做「卡波」,意思是管理某個特定營房、特定小隊的小隊長。「卡波」往往也是被關押的猶太囚犯,他們或者因為比較精明,或者因為比較健壯,或者因為一些根本不可能釐清的原因,他們被納粹親衛隊相中,成為了「卡波」(Kapo)。
李維精準而深刻地指出,「卡波」們對待囚徒的殘暴程度,往往比真正的親衛隊有過之而無不及。對一個剛剛搭乘「死亡列車」初來乍到奧斯威辛的囚犯來說,他們首先會感受到的,往往不是痛苦,而是巨大的困惑:新囚犯們原以為會是同伴的那些人,卻是打他們打得最用力的人。
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因為卡波如果不夠暴力,隨時會被撤換、被遞補;但李維指出,這背後其實還有更幽微、更陰闇的一層原因──老鳥們看不慣這些新人,因為他們身上彷彿還殘留著幸福的氣息,他們心中彷彿還懷抱著希望,他們的衣物上、物品上,似乎還聞得到「家」的氣味。而這些,都是老鳥們早已永久失去了的東西。
於是,我們不得不提到李維提出的另一個重要概念,也就是「倖存者的罪惡感」。「倖存者的罪惡感」聽上去像是一組矛盾的詞語,因為按「正常世界」的邏輯,當然是加害者們才應該要有罪惡感,倖存者為什麼會有罪惡感呢?李維指出,
作為一個倖存者,李維在經歷了40年的光陰之後,仍舊無法擺脫這莫名其妙,但又莫名深刻的罪惡感。在回憶錄裡,他講述了一個令人錐心刺痛的故事:
戰爭末期,原本已經不夠分的飲水在集中營裡更是奇缺。有段時間,營中完全沒有飲水。囚犯們沒有力氣工作,只能躺臥在地上,不抱希望地休息。李維卻發現,某處牆角一截橫段的水管,還殘存有一些沒流乾的水。他把水龍頭打開,讓甘甜的水落到他的舌面。
於是,李維遭遇了一個自由人不可想像的「道德抉擇」:要通知所有人都來喝這半截水管不到的水嗎?還是要自己獨享?最後李維選擇告訴營中的一位好友,兩個人偷偷摸摸地,把僅剩的水喝光。
解放後的某一日,李維和另位昔日好友不期而遇。對方招呼也沒打,劈頭就問:「為什麼沒有我?」李維馬上知道這在問什麼,他當然知道。正是這份「當然」讓人心痛:他繼承了一份於義於理都不該屬於他的龐大罪惡感。這就是集中營帶給倖存者的深刻傷害──
《滅頂與生還》義大利原文版出版於1986年,同時,這也是李維寫過的最後一本書。隔年,李維從三樓住處一躍而下,終結了生命。另一位著名的集中營倖存者埃利.維瑟爾(Elie Wiesel)為李維所寫的悼詞所言不假:
「40年後,普利摩・李維死於奧斯威辛集中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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