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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踩著誰的屍體活下來?奧斯威辛集中營的「滅頂與生還」

2022/01/24 黃星樺

1945年,奧斯威辛集中營被蘇聯紅軍解放後,紅軍軍醫在體檢一名集中營的奧地利猶太...
1945年,奧斯威辛集中營被蘇聯紅軍解放後,紅軍軍醫在體檢一名集中營的奧地利猶太倖存者。 圖/法新社

請你想像你是一位德國公司的主管,正在和一家義大利公司談生意。你們會談相當順利,臨別前,對方的義大利主管為了表示親切,嘗試用你的母語(也就是德語)和你說再見。沒想到這句「再見」一出口,你就嚇到了,因為對方口中的「再見」不但不標準,而且相當粗魯,意思與其說是「再見」,不如說更近似於「你滾吧!」

對方看出你神色有異,趕忙道歉,並解釋說自己從未正式學過德文,他的德文都是在奧斯威辛集中營當囚犯時學來的。

如果你是這位德國公司的主管,你會如何反應?

我不知道你的答案是什麼,但這大概不是一般人會預期在商場上碰到的情境。因為這不只牽涉到商務溝通的問題,而是牽涉到二十世紀最殘暴、最恐怖,也最匪夷所思的一場大屠殺──在二戰期間,納粹德國用極其殘忍而又極有效率的方式,在集中營裡屠殺了600萬猶太人。集中營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如何理解一位集中營的倖存者?這些恐怕都已超出了大多數人的經驗範圍。

但這畢竟是真人真事。前面提到的這位義大利公司的主管,是真有其人,名字叫做普利摩・李維(Primo Levi)。他本業是個化學家,在戰爭期間加入過反法西斯游擊隊,被捕獲後因為具有猶太裔身份,被送往奧斯威辛集中營,在那裡度過了一年,最後倖存了下來。戰後他在希瓦油漆工廠擔任總經理,直到退休。在那次商務會談以前,他真心以為他在集中營裡面天天聽到的那句近似於「你滾吧」的話,就是再見的意思。

作為一個倖存者,李維最特別的地方,是他在大屠殺結束後40年,寫下了關於集中營的回憶錄《滅頂與生還》

普利摩・李維(Primo Levi)本業是個化學家,在戰爭期間加入過反法西斯游擊...
普利摩・李維(Primo Levi)本業是個化學家,在戰爭期間加入過反法西斯游擊隊,被捕獲後因為猶太裔身份,被送往奧斯威辛集中營,在那裡度過了一年,最後倖存了下來。在大屠殺結束後40年,他寫下了關於集中營的回憶錄《滅頂與生還》。圖左為李維,圖右為《滅頂與生還》的義大利文書本封面。 圖/維基共享、書本封面

經過了40年的光陰,記憶其實已經不太可靠。無論是加害者或被害者,集中營都是不願回想起來的記憶。有些人甚至必須刻意遺忘,才可能正常生活。這是40年之後才寫回憶錄,必然會有的缺點。

但也有優點。因為在40年光陰的長河中,李維可以相對清楚地看到:那些在集中營裡的日子,究竟對倖存者們造成了什麼樣的影響。這是在戰爭期間,以及在戰爭剛剛結束的時候,都還看不出來的。

在《滅頂與生還》的開篇卷首,李維便做了一個意味深長的安排。書一開頭,李維並未回顧任何一件在集中營裡實際發生過的事,而是回顧了集中營囚犯所做的夢。李維寫道,所有他知道、他認識的倖存者們,幾乎都曾做過一個情節極其相似的夢。夢中,囚犯們終於離開恐怖的集中營,回到家裡,鬆了一口氣的他們,嘗試將親身經歷的種種苦難說給最親近的人聽,但卻沒有人相信他們。最典型(也最殘忍)的夢境畫面是,有些人聽了他們的恐怖遭遇之後,卻不發一語,表情木然,接著悄悄轉身離開。

為什麼如此之多的倖存者,都曾做過這樣的夢?

李維寫道,所有他知道的倖存者們,幾乎都曾做過一個相似的夢。夢中,囚犯們終於離開集...
李維寫道,所有他知道的倖存者們,幾乎都曾做過一個相似的夢。夢中,囚犯們終於離開集中營,鬆了一口氣的他們,嘗試將親身經歷的苦難說給最親近的人聽,但卻沒有人相信他們。為什麼如此之多的倖存者,都曾做過這樣的夢?圖為1945年4月,艾森豪、巴頓將軍等人造訪威瑪附近布痕瓦爾德集中营的奧德魯夫(Ohrdruf)分營。囚犯們向他們示範如何刑求。 圖/維基共享

那些在集中營裡的日子,究竟對倖存者們造成了什麼樣的影響?這是在戰爭期間,以及在戰...
那些在集中營裡的日子,究竟對倖存者們造成了什麼樣的影響?這是在戰爭期間,以及在戰爭剛剛結束的時候,都還無法完全看出來的。圖為奧斯威辛解放後,蘇聯軍醫對倖存者製作的診斷筆記,是一名18歲的巴黎猶太人,嚴重營養不良。 圖/法新社

最直接的原因,是因為當他們在集中營裡時,納粹親衛隊的軍官總是以輕佻的語氣警告集中營囚犯:「不會有人相信你們的。」因為第一,「沒有人能夠活下來作證」;第二,「我們會把證據連同你們一起銷毀。」而就算有人倖存下來,或者就算有部分證據保留下來,人們也會認為「那是同盟國的誇大宣傳,不會相信你們。」

然而,來自納粹軍官的警告,只是原因之一而已。更深刻的原因,恐怕是因為集中營裡發生的事情實在太過恐怖、太過駭人;一般人乍聽之下,很容易因為這些事情超乎尋常,而拒絕相信。事實上,關於集中營的消息,早在1942年便開始流傳,但當時卻只有少數人相信。這一點,集中營裡的納粹親衛隊也相當清楚,他們有恃無恐地告訴裡頭的囚犯:就算你們活了下來,出去之後,人們也會因為你們所陳述的事情太過恐怖,而感到無法置信。

對集中營的囚犯來說,這樣的「無法置信」是一種深刻的折磨。囚犯們認為自己的遭遇不可能訴說出來,或者就算訴說了,也不可能被任何人所相信、所了解。然而另一方面,對許許多多普通的德國人來說,這樣的「無法置信」,卻反而成了一種迴避真相、逃避責任的託辭。

李維指出,到戰爭結束的前幾年,集中營早已成為一個龐大且複雜的體系。集中營裡關押了上百萬名猶太人,如此大規模的機構,必然需要一般民間團體或民間組織的配合,才能順利運作。李維特別提到,當時許多大大小小的公司、農場都和集中營有合作關係,由集中營提供免費的勞動力,定期定點去做企業需要的粗活。但,正如李維所質問的,

這些企業難道從來沒想過這些人是怎麼來的、他們過著什麼樣的日子嗎?又比如,氰化氫原本的用途,是拿來消毒船艙,但從1942年開始,集中營開始向特定公司訂購巨量的氰化氫,他們難道沒有懷疑過這些毒性物質的真正用途嗎?再比如,集中營裡多座用來焚燒屍體的焚化爐,都是由一家特定的工廠所設計、建造和組裝的。為什麼納粹親衛隊指揮部會在如此短的時間內訂製如此大量的焚化爐,他們都沒有想過嗎?

納粹親衛隊的軍官總是警告囚犯:「沒有人能夠活下來作證」,並且「我們會把證據連同你...
納粹親衛隊的軍官總是警告囚犯:「沒有人能夠活下來作證」,並且「我們會把證據連同你們一起銷毀。」圖為1945年4月12日,艾森豪等人在奧德魯夫視察在集中營撤離期間遭到殺害的囚犯。 圖/美國大屠殺遇難者紀念館

李維指出,到戰爭結束的前幾年,集中營早已成為一個龐大且複雜的體系,如此大規模的機...
李維指出,到戰爭結束的前幾年,集中營早已成為一個龐大且複雜的體系,如此大規模的機構,必然需要一般民間團體或組織的配合,才能順利運作。例如氰化氫原本的用途是拿來消毒船艙,但從1942年開始,集中營開始訂購巨量的氰化氫,這些公司們難道沒懷疑過它們的真正用途嗎?圖為在波蘭的馬伊達內克集中營所發現的齊克隆B(Zyklon B,即由氰化物製成的清潔用化工產品)儲藏區,在納粹德國時期被大量訂購,並使用於毒氣室。 圖/紐約州納索縣大屠殺紀念館

這是在達豪集中營發現的齊克隆B標籤貼紙。上頭印有明顯的骷髏頭與「有毒氣體!氰化物...
這是在達豪集中營發現的齊克隆B標籤貼紙。上頭印有明顯的骷髏頭與「有毒氣體!氰化物製劑只能由經培訓過的人員打開使用」等警語。此標籤後來也成為紐倫堡審判的證物之一。 圖/維基共享

李維指出,或許他們是有想過、懷疑過,但他們因為害怕,或者因為追求獲利,而裝聾作啞。從集中營傳出來的種種不可思議的恐怖消息,反而讓他們更加心安理得地沈默,因為那些事情太過令人「無法置信」。

這就牽涉到李維提出的重要概念:灰色地帶。在簡單的黑與白、亮與暗、善與惡、作為與不作為之間,其實有著一大片曖昧模糊的灰色地帶。一個普通德國人可能會認為自己無從得知有關集中營的真相,無從得知希特勒反猶主義的真實意圖;或者就算知道一二,也會認為自己無能為力。他們以此來解釋自己的不作為,並以此確認自己的無辜。對李維來說,這就是缺乏「灰色地帶」的思考──犯錯的全是「他們」,受害的全是「我們」。這種過度簡化的二分法,本身就蘊含著暴力。

李維的深刻,還遠不止如此。因為李維清楚(又沉痛地)指出,所謂「灰色地帶」,也存在於在集中營的囚犯之間。

在集中營裡,有種特殊的職位叫做「卡波」,意思是管理某個特定營房、特定小隊的小隊長。「卡波」往往也是被關押的猶太囚犯,他們或者因為比較精明,或者因為比較健壯,或者因為一些根本不可能釐清的原因,他們被納粹親衛隊相中,成為了「卡波」(Kapo)。

「卡波」主要的工作,就是協助親衛隊管理他們轄下的囚徒。他們被獲准使用無上限的暴力,他們可以在轄區內恣意虐打、虐罵其他的囚徒,並以此換取每天多喝一點點的湯,或者比其他人晚死幾個星期的權利。

圖左為拉脫維亞的薩拉斯皮爾斯集中營(Salaspils)的一名卡波,圖右則為他們...
圖左為拉脫維亞的薩拉斯皮爾斯集中營(Salaspils)的一名卡波,圖右則為他們所擁有的臂章,「Oberkapo」的意思即為卡波之中的上級幹部。 圖/維基共享

李維精準而深刻地指出,「卡波」們對待囚徒的殘暴程度,往往比真正的親衛隊有過之而無不及。對一個剛剛搭乘「死亡列車」初來乍到奧斯威辛的囚犯來說,他們首先會感受到的,往往不是痛苦,而是巨大的困惑:新囚犯們原以為會是同伴的那些人,卻是打他們打得最用力的人。

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因為卡波如果不夠暴力,隨時會被撤換、被遞補;但李維指出,這背後其實還有更幽微、更陰闇的一層原因──老鳥們看不慣這些新人,因為他們身上彷彿還殘留著幸福的氣息,他們心中彷彿還懷抱著希望,他們的衣物上、物品上,似乎還聞得到「家」的氣味。而這些,都是老鳥們早已永久失去了的東西。

於是,我們不得不提到李維提出的另一個重要概念,也就是「倖存者的罪惡感」。「倖存者的罪惡感」聽上去像是一組矛盾的詞語,因為按「正常世界」的邏輯,當然是加害者們才應該要有罪惡感,倖存者為什麼會有罪惡感呢?李維指出,

這是因為在集中營的環境裡,往往是那些相對不夠慷慨,相對比較怯懦,甚至會在緊要關頭對同伴殘忍的人、那些拉同伴作墊背的人,才比較容易存活下來。

在集中營的環境裡,往往是那些相對不夠慷慨,相對比較怯懦,甚至會在緊要關頭對同伴殘...
在集中營的環境裡,往往是那些相對不夠慷慨,相對比較怯懦,甚至會在緊要關頭對同伴殘忍的人、那些拉同伴作墊背的人,才比較容易存活下來。圖為1945年4月4日,剛解放布痕瓦爾德集中營時,其中一名囚犯出面指認前納粹成員毆打虐待囚犯。 圖/維基共享

對一個初來乍到奧斯威辛的囚犯來說,他們首先會感受到的,往往不是痛苦,而是巨大的困...
對一個初來乍到奧斯威辛的囚犯來說,他們首先會感受到的,往往不是痛苦,而是巨大的困惑:原以為會是同伴的那些人,卻是打他們打得最用力的人。在1945-1947年間,德國進行了達豪集中營的審判。其中舉手的男子是律師,他站起來指控一名猶太人囚犯埃米爾·歐文·馬爾(Emil Erwin Mahl)在達豪集中營期間曾擔任「卡波」,並協助屠殺同胞。 圖/美國大屠殺遇難者紀念館

作為一個倖存者,李維在經歷了40年的光陰之後,仍舊無法擺脫這莫名其妙,但又莫名深刻的罪惡感。在回憶錄裡,他講述了一個令人錐心刺痛的故事:

戰爭末期,原本已經不夠分的飲水在集中營裡更是奇缺。有段時間,營中完全沒有飲水。囚犯們沒有力氣工作,只能躺臥在地上,不抱希望地休息。李維卻發現,某處牆角一截橫段的水管,還殘存有一些沒流乾的水。他把水龍頭打開,讓甘甜的水落到他的舌面。

於是,李維遭遇了一個自由人不可想像的「道德抉擇」:要通知所有人都來喝這半截水管不到的水嗎?還是要自己獨享?最後李維選擇告訴營中的一位好友,兩個人偷偷摸摸地,把僅剩的水喝光。

解放後的某一日,李維和另位昔日好友不期而遇。對方招呼也沒打,劈頭就問:「為什麼沒有我?」李維馬上知道這在問什麼,他當然知道。正是這份「當然」讓人心痛:他繼承了一份於義於理都不該屬於他的龐大罪惡感。這就是集中營帶給倖存者的深刻傷害──

它讓人失去了自由、讓人失去了健康、讓人失去了尊嚴,讓人失去了一切,最後讓人失去了相信自己可以理直氣壯活下去的自信。

《滅頂與生還》義大利原文版出版於1986年,同時,這也是李維寫過的最後一本書。隔年,李維從三樓住處一躍而下,終結了生命。另一位著名的集中營倖存者埃利.維瑟爾(Elie Wiesel)為李維所寫的悼詞所言不假:

「40年後,普利摩・李維死於奧斯威辛集中營。」

「40年後,普利摩・李維死於奧斯威辛集中營。」圖為奧斯威辛罹難者留下的眼鏡。 圖...
「40年後,普利摩・李維死於奧斯威辛集中營。」圖為奧斯威辛罹難者留下的眼鏡。 圖/維基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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