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慧完美配對？日本「AI婚活」的增產報國矛盾考驗

2020/12/12 轉角說

「新垣結衣有沒有可能是我老婆？」這樣的問題拿來問ＡＩ，有機會嗎？圖／《逃避雖可恥但有用》劇照

主持人／編輯七號、編輯佳琦

「用 AI 幫我配對結婚？其實更想和 AI 結婚啊！」日本政府規劃在明年度的預算中，推出「AI婚活」服務，補助地方政府導入AI人工智慧技術，來替找不到對象的民眾「高科技智慧配對」。根據政府的初步研擬，這是一套嶄新而且精準的方式，讓想結婚的日本人可以更快更精準找到適合對象。而政府的計畫目標，實際上除了要改善日本低迷的結婚率之外，最終是寄望結婚的夫婦可以生小孩、進而解決少子化困境。

然而「AI婚活」的預算構想曝光後，引起了社會正反兩極的討論。日本內閣府提出的AI婚活究竟是怎麼樣一個AI法？社會早已有AI配對交友和婚活服務之下，為何還需要花將近20億預算來給官方推動？而官方設想的「結婚下一步直接就是生孩子」，這種宛如昭和舊思維的邏輯，又怎樣能對少子化的問題對症下藥？21世紀的婚活時代，還能有什麼解決問題的「現代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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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AI就是潮」的當今，從近期報導也不難看出，內閣府的「AI婚活」的理想，仍說得有些模稜兩可。內閣府表示，希望透過預算來支援男女媒合，借助AI之力，將年齡、學歷、年收入、興趣或價值觀等來進行有效配對，企圖提升男女約會、進而結婚的願景。

事實上過去埼玉縣或愛媛縣等超過10個縣，都已導入AI系統。像是埼玉縣在2018年，約有1,500萬使用在AI系統整備上，而2019年，有38組成功結婚的案例，其中就有超過21組是使用AI提案的成功案例。

所以在此脈絡下，內閣府希望明年預算撥出20億來補助各地方政府「地域少子化對策重點推進交付金」來支援AI婚活，以期解決少子化問題。當然，這個邏輯的前提，也在於政府似乎仍將對「少子化」的現象，歸因於「低結婚率」、「晚婚」。

內閣府希望明年預算撥出20億來補助各地方政府「地域少子化對策重點推進交付金」來支援AI婚活。圖為日本的「面具」婚活。圖／路透社

▌為什麼要「婚活」？日本的婚活成因

什麼是「婚活」？簡單來說就是「結婚活動」，簡稱「婚活」（こんかつ），與日文詞彙上的「就活」（しゅうかつ，就職活動），為找到工作而衍伸參與的各式活動一樣，「要結婚也要勤於參與這些活動」。

婚活首次出現，是在雜誌《AERA》2007年11月5日號，由社會學者山田昌弘所提出。他透過「婚活」一詞，來描述2000年之後，日本社會為結婚而開始舉辦的大型結婚聯誼活動。業者為配合當時的社會趨勢，也開始提供更精緻和符合配對需求的婚配服務。

山田後來更在2008年，與研究性別議題的記者白河桃子合著《婚活時代》一書，談到當時日本所活躍的婚活運動。

從2000年所發展的社會趨勢，事實上也跟90年代後，職場婦女增加、家庭煮夫出現，這類結構性轉變有極大的關係。如果再從更久遠一點來爬梳，像是從1986年《男女僱用機會均等法》實施，就能發現後昭和時期，如《東京愛情故事》裡的辦公室戀情，許多男女相識或許是從辦公室戀情開始。

但也隨著社會文化的變遷，如就業市場流動性高（如派遣員的增加）、職場壓力、職場性騷擾等等的因素，讓人們認識未來伴侶的管道，開始往外增加。也開始有許多人希望透過外部的婚配機構來達成結婚的願望。

日本結婚率高峰，大概屬戰後嬰兒潮一代，但自此後，逐漸到80年代開始走下坡，這與日本泡沫經濟、失業和各式社會壓力有關。2019年總務省公布人口動態統計顯示，當年結婚件數是59萬8,965對，是將近1972年全日本結婚巔峰，也就是109萬9,984對的一半。

然而，能不能結婚、和想不想結婚還是有根本上的差距。像是根據2014年內閣府的統計顯示，想結婚的男女總數比例來到68.1%，其中想結婚的男性佔72.1%、女性則佔65.2%，因此，日本政府認為，雖然實際上結婚的人數節節下降，但結婚意願仍存在，重點只是差在有沒有人好好媒合！

2019年總務省公布人口動態統計顯示，當年結婚件數是59萬8,965對，是將近1972年全日本結婚巔峰，也就是109萬9,984對的一半。圖／路透社

▌用AI就能提高結婚率？

在政府提出了AI婚活補助的構想後，網路上有了許多討論。有網友表示「很像玩遊戲」、「未來世界的感覺」、「是要跟AI結婚嗎？」這些說法都反映出，還是有很多人不瞭解AI婚活究竟為何。雖然政府沒有提出更細節的執行方案，但透過AI來進行各式條件的配對，其實民間婚配團體、公司早已行之有年，也有可以直接認識異性的「相席屋」餐廳的誕生。

只是過去用人工篩選合適的配對對象，現在改用AI和大數據來進行。像是近年流行的交友APP，價格就是婚友社一半，也不受人事時地的限制，想認識朋友按個手機就能開始。但出現許多「掛羊頭賣狗肉」，假造身家資料、收入，或是長相修圖，也是交友APP讓人詬病之處，見面等於見光死，造成很多還沒戀愛就先失戀的現象。

當然，需要說明的是，婚活是以「結婚為前提的交友」，交友APP上的使用者目的又更複雜，對有單純結婚需求的使用者而言，有時也並非是最佳選擇。

2018年與虛擬角色初音未來（右）結婚的近藤顯彥，後來因此登上國際各大新聞。當時近藤使用Gatebox的服務，可以將初音投影、並有簡單對話互動的功能，但後來卻發生無法連線的憾事。但這並沒有影響近藤的婚姻，也沒有中文媒體謠傳的「離婚說」。圖為2020年近藤製作的新年賀卡，他也把大型實體的初音帶在身邊、拍攝許多生活相處的照片。圖／近藤顕彦Twitter

另外，利用技術收集用戶資訊，也並非如此完美。像是有利用AI進行資料分析的求職媒合平台，就因為男性求職錄取者較多，結果被AI研判為應該多錄取男性，造成AI嚴重的誤差。

再者，許多敏感的讀者第一時間所想到的，應該不是用不用AI這種形式的因素。考慮結婚前要面臨的社會壓力，此種更深層的社會結構問題，已經不是政府能用簡單政策所觸及的「不能說的秘密」。當政府大舉提出「婚活」構想時，社會對不婚者的壓力，「沒著手交友就很魯」又無形成為變相的社會壓力。許多輿論就提到：

民眾不結婚，跟交不交得到適合的對象無關，而是光結婚本身，就讓人有極大壓力。

從總務省人口動態統計來看，1995年50歲以前未婚的女性有二十分之一；2015年後則是七分之一。另外，1995年日本男性的初婚年齡是28.5歲，女性是26.3歲，到了2014至2019後，男性初婚年齡成長到31.2歲，女性則是29.6歲。也就是已婚女性在進入社會結構中的處境，可能會是結婚與否的關鍵。

上面的數據我們可以發現，90年代女性或許在大學畢業後幾年就直接進入婚姻關係當中，而今留在職場打拚快到30歲再結婚的女性，同樣大有人在。與職場相關的「薪資」、「社會成就」、「個人生涯規劃」等因素，成為女性要不要結婚的考慮理由。而這層思考的反面就是，在日本結婚後的女性受到的社會壓力、個人自由度等，會是相當層面令人對婚姻退卻的原因。

不單單是女性，根據日本研究機構「國立社會保障•人口問題研究所」的分析，許多選擇單身的理由是「行動和生活方式自由」、「金錢較為寬裕」、「沒有撫養家人的責任」等，相對地可以想像已婚者，特別又有養育孩子的情況下，就可能會出現托育、教育金、教育責任和扶養家庭等重大責任的壓力。可見得現代人對於自由支配生活的嚮往和重視，想要結婚是一回事，但實際上會遇到的社會期待和社會壓力又是另一回事。

▌疫情下的婚活？交友軟體，恐成最大贏家

日本趨勢分析網站PR TIMES曾以問卷方式，調查武漢肺炎發生後對婚活的影響。根據問卷結果，其中，有85%的人認為疫情影響婚活的參與，尤其是因為各地場所限制聚集人數，使得出門參與活動較為困難。另外在疫情期間，使用婚配網站的人36.3%，其次才是交友APP（27%）。福岡縣往年都會舉辦的婚活，也因為疫情衝擊減少7成。

回看因為疫情，反而聲勢看漲、「大發疫情財」的產業，或許其中一個就屬交友APP了。在疫情期間，許多軟體紛紛祭出各種吸引使用者的手段，像是提高配對率、拉長送禮時效、放寬配對人數上限等，都讓疫情期間想認識新對象的人，有了不同於過去的管道。交友APP的趨勢不僅在日本，也在全球發酵。

以Tinder為例，去年已經是成長營收最快的APP之一，其母公司Match Group，更在第三季營收上漲18%，而且疫情期間的付費會員人數也成長了20%。但正如前述提到，交友APP上的用戶心思各個南轅北轍，有多少人是抱著以結婚為前提的交友？也是真心想婚活的人會認真考慮的重點之一。

回到政府是否真有機會帶動「婚育」提升的議題，台北市長柯文哲日前提出未來可能執行的「結婚補助」政策，他的理由就是「結婚就會生了」，當時也引發台灣各界輿論熱議。而今這個邏輯將要直接落實在日本政策上，到底能不能成功，相信全世界許多國家都在看。就像乙武洋匡所說的：

「無論婚姻數如何增加，不能解消關於育兒的經濟疑慮的話，就不是正本清源的少子化對策。仍然還是處在結婚=生產這種昭和印象的政策思維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