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的中斷》：南亞大海嘯，亞齊的倖存者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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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天，被海嘯捲入黑不見底的水裡的阿寇（Koi Tiba）抬頭看到了光，朝光一伸手，竟抓住了根樹枝，也就活了下來。日後，他總說，這場災難是真主的安排。

剛滿二十四歲的阿寇，平日吊兒郎當，和其他人比起來沒規沒矩，也不認真上清真寺。在班達亞齊這個信仰虔誠的城市，阿寇並不算個乖孩子。像是海嘯來臨的那個周日早晨，亞齊的穆斯林早已起身朝拜並用完早餐，他還窩在床上呼呼大睡，若非一陣足以晃醒他的天搖地動，恐怕會睡到近午才起。

地牛這身翻得太大，阿寇連站都站不穩，才想往外逃生，就看見一旁浴室裡驚人的景象——浴缸的水像海浪般翻湧，驚得他內心也跟著翻動起來。跌跌撞撞逃出家門後，聽說鄰近高達十三公尺的建築物已經倒塌。「真的很嚴重呢，這恐怕不是一般的地震。」鄰居們七嘴八舌討論起來，此時，一陣更長、更大的地震襲來，尖叫聲取代了原本的閒聊聲，此起彼落，直到平緩下來，眾人才鬆了一口氣：「這地震好大啊，比一九八二年那場還大呢！」

阿寇在這個時候接到父親的電話。他的父親是亞齊獨立軍的一員，和夥伴在一起的他也感受到了強震的威力，掛心之餘趕忙打電話關切，並囑咐阿寇去探視附近的親人。阿寇想了想，決定先去阿姨家瞧瞧，順手拿起櫃子上的車鑰匙，往門外走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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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準備發動機車引擎而已，便聽到許多人大喊：

「水來了是什麼意思？」阿寇家離海邊三、四公里，完全看不到海，無法理解海水怎麼會來？但看著其他人驚慌失措奔跑，還是不安。「快跑！」站在門口的姐姐當機立斷，阿寇為了讓全家老小都能逃，丟下摩托車、轉而鑽進轎車駕駛座發動引擎。母親、姐姐和他的孩子們，全都擠了進來，準備逃難。但車子太久沒開，怎麼也發動不了，他急得汗流浹背，用力拍打車子，才終於發出了嚕轟聲。

但是，該往哪個方向去？他們從來沒有遇過海嘯，不知那是什麼情況，更別說有任何準備，茫然無措的阿寇只能開車直直往前，卻陷在逃命的人群車陣中，動也不能動。卯足了勁，花費許多時間，卻只離家一百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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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女人敲了敲窗：「請停車，請帶著我的母親一起逃。」仔細一看，女人身後是位年邁的婦人，看來行動不便，如何逃難呢？他們雖不知能否逃得了，也還是讓老婦人上了車，繼續努力往前。

二十分鐘後，水來了。一公尺高的水，衝垮了木屋，木材屋瓦碎得到處都是，車子引擎再次停止轉動。車門被水壓頂著，開不了，車上的人困在車內無法動彈，慌得不知怎麼辦，只好開了車窗，叫大夥兒掙脫逃出。

但來不及了。在哭聲吼聲尖叫聲和各種衝撞聲中，水淹過車頂，淹過了阿寇的頭。這水是黑的，還夾雜很多東西。

「這是海水嗎？這不是海水吧？」他忍不住自問自答，一手抱著三歲外甥的他，只覺漸漸失去力氣，再也游不動了，正在猶豫是否放手時，突然有道光穿透黑水，在阿寇頂上開了個洞，他直直往那道光伸手，一抓，抓到了樹，他鬆了一口氣，順著樹枝攀上了樹。只見母親在相差約十公尺的屋頂上，姐姐在更遠的高處，他們接上車的老婦人也在同個樹上，喃喃地說：「我的孩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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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水漸漸退去，水位仍高，但人們已能踩著水面下的垃圾往前行走。阿寇一家仍不敢走動，就這樣在屋上、樹上度過了一夜。隔天，寄住在親戚的房子。三天後，外地親人來找尋他們，將他們帶離班達亞齊。一周後，才又回來這個滿目瘡痍的故鄉。

只是，從那天那通電話後，阿寇就失去了父親的音訊。他和那群獨立軍夥伴一起從這個世界上消失了。

二○一一年八月，十歲的穆罕默德（Muhamad Hafid Akbar）跟妹妹一起登上了《朝日新聞》版面，這方塊狀報導的開頭是一段引言：

這是穆罕默德寫給日本三一一海嘯災民的信，希望他們能走出悲傷。報導中詳述小男孩的海嘯經驗，受到驚嚇的他，竟整整五日無法說話，而他開口的第一句話便是：「我好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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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年幼，他對這場災難記憶稀薄，但螢幕上從日本傳來的災難畫面喚醒了他的惡夢，錯以為亞齊又有海嘯，感到非常害怕。大人們則不斷安撫他們，告訴他們這個海嘯發生在很遠的地方，不在亞齊。兄妹兩人聽了後，進了房間，將門鎖上，一起寫了信——這是他們的祕密。直到記者登門拜訪，請他們將這封信念出來時，母親都還不知情。「這天，在記者面前朗讀這封信的兩人，知道心意能夠被傳達給日本災民後，露出了放心的表情。」

這個十歲的穆罕默德，便是當年阿寇逃生時抱在懷裡的三歲姪子。阿寇並不知道我看過這篇報導，我提出邀約時，也只簡單表示想聊聊「和平」之類的，沒有強調戰爭與海嘯，所幸阿寇也沒有多問，爽快答應，允諾隔日在咖啡館見面。

阿寇每天早上都跟朋友在這家咖啡店聚會，這些朋友都經歷過海嘯創傷，也因災後重建接觸了世界。他們學習了外語、替援建組織翻譯，而後為外商工作、甚至籌組社團，試著改變亞齊，讓故鄉變得更好。「我們只是一群聚在一起說話，以此平撫創傷的團體。」他們半認真半玩笑對我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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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朋友們的笑鬧中，坐在邊角的阿寇和我談起海嘯那天的經歷，一個字一個字都是細節。這天雨陰，原本膚色就黑的阿寇坐在樹蔭下，更是陷入暗裡，讓人無法看清楚表情。他先深深吸了口菸，緩緩呼出氣，再一口喝盡杯中的黑咖啡，彷彿是長長的逃難後、精疲力盡的牛飲。他現在不需奔逃，也不再緊張，但回憶還在後頭追趕著他；而他說來輕鬆的字字句句，是九年前的創傷掐壓出來的。那是和老天打仗的傷口。

我說他把過程記憶得好詳細，他微微牽動嘴角，說道：

「海嘯後，我就不看戰爭片了。」他細細描述，樹木傾倒、車子翻覆、滿是泥漿、屍體遍地的景況，「我已經知道戰爭的模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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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你們本來就有戰爭。」我知道這句話說來很不識相，但仍忍不住提醒他。

「嗯。」阿寇不置可否，承認亞齊在海嘯來臨前有著一段被印尼封鎖、與世界隔離的過去。「這當然是內戰造成的，但內戰其來有自，亞齊人長久以來忍受雅加達政府不公平的對待。」

「嗯，你的父親就是獨立軍？」我向他確認這一點。

「很多人的父親都是獨立軍。他們都起身反抗。」阿寇攤了攤手。

「可是海嘯後，獨立軍也放棄反抗。你們簽署了和平協議。」

「是啊，如果不放棄，亞齊會更慘，」阿寇眼神往我身後飄，「這是一個很大的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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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府軍和獨立軍對峙的高峰期，雅加達政府曾在亞齊部署五萬大軍，以控制四百萬亞齊人。他們將自己與獨立軍之間的衝突，轉嫁到平民身上，當地男人被施暴並「被消失」，女人則受到監控和虐待。災難過後，當地婦女對著外國人訴說著那些過往，說親眼見到女兒被強暴、兒子渾身是傷，而她們則在重重的警戒線、封鎖區中勤儉度日，照料全家。人類學者德威爾（Leslie Dwyer）將這些故事記錄下來並評論：

德威爾在文章裡寫道：二○○五年的停火協議，讓婦女們的生活得以改變。她們能夠去工作、市集，甚至上學去。她們還可以投票。但她們曾受過的暴行與傷害，仍未得到承認與賠償。「大量湧入社區的援助項目，都無法幫助她們。」德威爾說，不論全國或是當地的知識分子與菁英都宣稱，如果再繼續談武裝衝突的那段過去，再討論那些結構不公，就是背叛現在的社群，也會影響目前的和平。那些掌權的獨立軍只希望鞏固政治力量、吸引外資，並要求那些曾受到政府軍不公對待的亞齊人「不要干擾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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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的和平，是否能簡單理解成戰爭的消失？是否能化約成公平的選舉、法律的實踐或足以吸引外資的環境？」這個人類學家提出了這個問題：

德威爾在一張亞齊農民照片後頭，補述這個農民因為付不起醫藥費，在拍完這張照片後就過世了。他生前曾對德威爾說，「那些下山的獨立軍跟我們要錢要食物，他們會說，再給我們一包菸吧。我們離和平只有一包菸的距離。」這個農民非但沒有錢可以買菸，也沒能得到自由，「和平幫助的是有權力的人，對像我這樣的窮人而言，什麼都不會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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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怎麼跟阿寇討論這些問題，於是沉默了下來，他也轉頭跟朋友們聊天。阿寇眼睛大而圓，炯炯有神。因為一臉稚氣，阿寇於是讓自己留了些鬍子，稍微符合一個成熟青年的樣子，也是一個穆斯林的樣子。

「很多國家來幫助我們，可是，重建卻比想像還要漫長。」他突然想到什麼，轉頭對我補充：「畢竟我們失去了所有。」

通俗故事大多不脫離公式或套路，遭受挫折、歷經苦難的青年必得到機會或啟發，人生因而轉向，青年阿寇也是如此，被海嘯打得失魂落魄的他反思自己過去為何拋擲青春，不懂腳踏實地、沒有好好生活，等到一切盡失，才發現自己什麼都不會、什麼都做不到。但一次替美國記者翻譯的經驗，讓他明白，原來自己也有幫助別人的能力。亞齊就像被鑿開一個口透進了光那樣，他的人生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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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這些「後海嘯時代的青年」而言，看著亞齊從封閉到開放的轉變，別有滋味。況且，他們置身其中，見證這其中的變化，認為人民變得比較獨立，也比較能自由表達心聲。阿寇說，當時許多外國人聘用亞齊人為其工作，帶來技術、知識，也讓他們學到更多東西，長了不少智慧，「以前很難想像會有那麼多人花錢來幫助我們。」

「因為外國人來幫忙，我們才能存活。」阿寇想說些什麼似的，先是遲疑一會兒，再強調謝意，最後還是直言外援讓物價上漲，災民負擔更重，「當然，他們也花了大錢來聘請當地人，像聯合國網站就給了一千美元的薪資。有錢了，但生活也吃力了。」

他叨絮著的亞齊的改變，與我在亞齊華人那兒聽到的一致，像是破壞了Gotong Royon精神之類的。「海嘯前，每個星期天大家會在清真寺一起打掃環境，工作合作，幫助彼此，都是不用錢的；海嘯後，所有的工作都要錢，連清理房子都要付你錢。人們做事開始要求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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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國人並不是故意的，但事情就這樣發生了。」阿寇聳聳肩表示沒辦法，必須接受。他往前招了招手，向店員示意再來一杯咖啡後，嚴肅看著我：

他表情認真，字字分明地強調：「這很重要。」（It means a lot.）

海嘯過後的那些年，當局以「重建更好的亞齊」（build back better）為號召，鼓舞人們對城市重生的期待，這句話不僅是勾勒一個美好的未來，還提醒著當地人勿忘昔日榮光。對亞齊政府來說，所謂的災後重建，在某種程度上是回復那個曾經與世界相連的亞齊、有著「全球化色彩」的王國。亞齊人的自我認同，因此重新被建立，他們也對自己產生了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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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寇也這麼想的，他說，重建已經結束，內戰也是，外援和捐贈也都不再進來，從此，亞齊人民必須要依靠自己。但他們，也因為世界打開，變得不一樣了，「我們的心和眼界，也都被打開了。」

在旁邊聊天的阿寇的朋友們加入了談話，他們有的留學澳洲、獨立經商，有的曾在聯合國當志工、現在擔任教職，有的為中國企業工作、賺的是人民幣。

「賺人民幣，哇。」我誇張大叫。「對啊。」一個膚色略白，穿著橘色衣服的男子離我最遠，在大家笑鬧時，他總穩重地在旁看著，似乎是這群人中的老大哥。「中國商人在這裡從事水利建設，設計者還是台灣人。」他說，過去無法想像自己離世界這麼近，也不會想到能夠賺外幣，甚至還能和眼前的台灣人討論中文句子，雖然他會的中文只有「謝謝」、「你好」。

「很厲害啊，跟我的印尼文程度一樣。」大家都笑開來。

「以前就算會說英文，也不敢說，怕被當成City Boy。」他們有點害羞地分享過去的膽怯。外國NGO來了以後，英文變成習以為常的語言，不再覺得說外語很特別，「以前我們真的很怕和別人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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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外國NGO啟發，這些年輕世代也各自發展自己的計畫和理想，阿寇這幾年就籌辦了一個NGO，名為「亞齊和平和民主學校」（Aceh school of peace and democracy）。他解釋：因為想讓亞齊變得更好。

我忍不住反問：「那你有變得更好嗎？」阿寇臉部線條有些放鬆，「我幫外國記者翻譯的時候，去訪問了一些人，記者以為他們有創傷，心理會出問題，但那些人回答這是命運（destiny），說他們更懂得生存，更有力量。」阿寇偏了偏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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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兩年前結婚生子後，更對信仰和生活有了深切體悟，「我甚至可以跟妳說，我成為了一個好的穆斯林。」

阿寇的想法並不算特別。根據伊斯蘭現世觀點，世界已有明確的開始與結束，而海嘯是末日近了的徵兆，是神給予的警告測試和懲罰，促使亞齊人更加強信仰，確保來世有個更好的位置。「因為神愛我們，才給我們這個機會，成為一個更好的人。」他們都這麼說，「神知道亞齊人很強壯，有能力面對災難。」

當然，阿寇也這麼強調：

近午，桌上已經擺滿多杯喝完的咖啡，大夥兒也準備離開。去哪兒呢？我好奇，他們一起笑了笑：「該去清真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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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為《日常的中斷》（八旗文化，2018）書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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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的中斷：人類學家眼中的災後報告書》

作者：阿潑

出版社：八旗文化

出版日期：2018/09/05

內容簡介：當日常變成無常，探尋生命存在的意義成了斷垣殘壁中最重要的價值。阿潑帶著自身的九二一經驗，以及「阪神震災紀念」的偶遇，以記者筆法，兼容人類學家的觀察，完成書寫軸幅跨越東亞、二十一世紀初最為世人熟知的三大天災——南亞大海嘯、四川大地震、三一一海嘯——其災後重建的難處、倖存者們的故事，以及最重要的探究「改變」與「信仰／信念」之間的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