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不相信死刑?「戰鬥民族」的廢死故事
在網路世界中被眾網友「尊稱」為「戰鬥民族」的俄羅斯人,時常被連結以威猛、驃悍、霸氣、不怕死到誇張...等現代想像,而要能治理「戰鬥民族」的「戰鬥政府俄羅斯」,亦常與高壓集權、鐵腕、「莫斯科不相信眼淚」等形容詞相掛勾,彷彿除了嚴刑峻法、殺雞儆猴之外,再沒有手段能統治這世界上最龐大國家。
但這樣的想像,或許和事實有些出入——特別是在嚴刑峻法中,關於「死刑」的這個部份——俄羅斯政府的選擇,或許與眾內容農場中「戰鬥民族」的宣傳不太一樣。
早於18世紀,在沙皇伊莉莎白(1709-1762)的堅持下,俄羅斯曾短暫成為了歐洲第一個「拒絕死刑」的國度;而自1996年開始,俄羅斯政府更藉由總統命令凍結了全國死刑的執行,而全聯邦亦在1999年全面成為了「實質的廢死國家」(Abolitionist de facto)。
是不是哪裡出了錯,為何聞名全球的「戰鬥民族」卻一反想像地,站在「廢死」的那一方?
▎死刑為工具:「恐怖伊凡」與彼得大帝
對於俄羅斯——或者是蘇聯——的集權想像,或許與其民族文化有所相關,在如今的總統普丁之前,以霸者之姿君臨「Mother Russia」的還有史達林、凱薩琳大帝、彼得大帝等等精於權術的領導人;然而,真正用「恐怖」來統治人民的始祖,或許仍得追溯到俄羅斯的開創元勳伊凡四世(1530-1584)——也就是我們耳熟能詳的「恐怖伊凡」。
與其他中世紀的封建領主一樣,俄羅斯當時也有著許多關於「死刑」的施行方式,從俐落的絞刑到千奇百怪的痛苦凌遲,依不同的罪刑而有不同的作法。而依賴恐怖政治統領一幫俄羅斯貴族的恐怖伊凡,對於「發明」死刑更是別有熱衷:他曾把批上熊皮的犯人,扔進獵犬圈之中,任憑被激怒的鬥犬將其活活咬死;也曾把觸怒他的僧侶們,綁在火藥桶上處刑引爆,並稱火藥炸得越高「這些傢伙就能越快見到他們的上帝」。
恐怖伊凡的殘忍手段,除了個性的解釋外,其身為沙皇的統治者身份也成為驅動這種死刑風格的必然。史丹佛歷史系的教授柯曼(Nancy Kollmann)就認為,幅員遼闊的俄羅斯其境內的地區、文化與宗教習俗皆不盡相同,在大多狀況之下,一般的死刑多由地方的領主或宗教領袖所斷定,受交通科技與政治權力所限,當時的沙皇其實難已影響。而恐怖伊凡之所以強調自己的「殘忍」,其貌似野蠻的政治語言,或許也被視為與其臣屬「溝通權威」的一種統治方式。
當時被處死的人,屍身常被曝於公眾以儆效尤,但到了17世紀,開創羅曼諾夫王朝的顛峰的彼得大帝(1672-1725),在積極向西歐各國取經、歐化的同時,除了從荷蘭留學帶回了造船的先進技術之外,亦將當時西歐流行的「公開死刑」給帶回了俄羅斯。
作為俄羅斯中央集權的第一人,彼得大帝雖然在科技與軍略上開創了帝國盛世,但他對於死刑「嚴刑峻法」的堅持卻執著得嚇人,引進公開行刑的他,據稱很喜歡「觀賞」、甚至親自動手處決的過程——像是在1698年鎮壓禁衛的「射擊軍」叛亂後,彼得與他的親信們甚至自己下手,參與莫斯科廣場上的大規模行刑。
日後,彼得大帝甚至還以叛國罪而欲公開處決與自己長期不和的親生兒子,王儲阿列克謝.彼得羅維奇(1690-1718)——只不過還沒等到公開處決,這名體弱的王儲就已被父親所下達的鞭刑懲罰給活活鞭死。
▎18世紀:全歐洲第一個拒絕死刑的政府
彼得大帝對於親族的鐵面選擇,也讓身後的繼承落入旁系之手,直到彼得大帝死後16年後,自己的親生三女——伊莉莎白.彼得羅芙娜——才再透過宮廷政變,罷黜年僅一歲的親戚伊凡六世。但登基成為沙皇的伊莉莎白,卻不像父親一樣的堅持死刑,相反地,在掌權之後,篤信上帝的她即大力推動死刑的廢除。
1741年成為沙皇的伊莉莎白,在1744年即公布了皇室詔書,要求俄羅斯全境所有的死刑判決,都需要經過沙皇本人的簽字同意——伊莉莎白的命令,同等於對帝國全境下達「死刑延遲令」,只要沙皇本人不允許,誰都不准處決死囚。但沙皇的命令卻讓到貴族與各地治安官、宗教領袖感到「治安權威遭受挑戰」而強烈反對,舉國嚴刑卻又不執行死刑的狀況,亦讓各地監獄爆滿,而各地一一而起的叛國與造反陰謀,亦讓伊莉莎白的命令未能徹地執行。
最終,在亂局中逐漸鞏固統治權威的伊莉莎白,終於在1753年4月9日完成與貴族的妥協:除了叛國者之外,死刑判決一律廢除,所有民間的重刑犯一律改處無期徒刑或苦役。此一決定一出,也讓俄羅斯走在西歐之前,成為歐洲第一個拒絕死刑的國家。
不過俄羅斯的「廢死」卻是短暫的,在伊莉莎白於1761年駕崩之後,俄羅斯也逐步恢復了死刑——只不過比較「人道」一些,從狗鬥、綁炸藥桶,「進步」到只剩槍決與絞刑(較為嚴重,因為得公開處決並曝屍示眾)。
到了19世紀下半,由於國內經濟與社會秩序的逐漸崩解,加上幾次衝突中沙皇皇權的衰退,一波接一波的農民起義與暴動也讓作為社會威嚇手段的俄國死刑,處決頻率越來越高。到了日俄戰爭、俄軍慘敗之後,失控的暴動也讓俄國政府在1905至1908年間大批地處決了超過2,200名的叛亂死刑犯——只不過,這一切都無法阻止民怨與國家的崩解,1917年二月革命爆發、沙皇尼古拉二世遜位,俄羅斯與它的死刑於是走入了另一新的時代。
▎從蘇聯到俄羅斯:為何如今的俄國,再次拒絕了死刑?
1917年二月革命之後,沙皇退位,接任的臨時政府隨後在1917年10月與布爾什維克達成了共識,宣布廢除「俄羅斯境內的所有死刑」;但同年11月7日,發生了「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就是十月革命),布爾什維克推翻了臨時政府自行掌權,而俄羅斯紅白內戰也隨之爆發。
內戰之中,布爾什維克很快地以「社會主義陷入空前危機」為由,揚棄了先前的廢死決議,並授權成立全俄肅反委員會—也就是惡名昭彰的特務機關「契卡」(日後改組的KGB)——用盡一切手段「剷除革命之敵」。甫退位的尼古拉二世與羅曼諾夫王室一族,也就在這波清洗中,未經審判而遭秘密處決。
此後的蘇聯,歷經了一波又一波的肅清,大批「反動份子」或是就此消失、或是遭到槍斃。但蘇聯官方與其下層層架屋的各集委員會,卻仍在官僚體系中繼續「討論廢死」,在1920-40年代,更多次反覆下達廢死命令卻又馬上反悔推翻,而多淪為空口白話又短命的「紙上廢死」。這樣矛盾的舉動,反映出了蘇聯一方面希望能向世界傳達出「共產黨的『進步』形象」;但另一方面卻又有實實在在的內部統治需求,得讓震懾社會的死刑持續存在。
蘇聯對死刑的反覆表態,在1949年的聯合國大會上,更展現出了「蘇聯式」的矛盾極致:當時蘇聯代表團在史達林的授意下,竟向大會提出「全球廢死」的提議;但這一倡議即便在蘇聯自己境內也未曾全面實行,提案在聯合國自然也就不了了之。
蘇聯政府隨後仍持續以「暫時、過度性的社會教化需求」,對內解釋為何死刑還是得繼續存在,但直到1991年蘇聯解體之前,究竟多少俄羅斯死囚被處決?誰被處決?為什麼被處決?每年官方提供的數據卻仍不見透明。
後來蘇聯在戈巴契夫的見證之下走入歷史,俄羅斯也脫離共產的統治進入到了另一個混亂的新時代。當時的俄羅斯處在一個社會與經濟的轉型關卡,沿襲自80年代末期蘇聯經濟的崩潰、以及90年代開放後資本主義的掠奪式入侵,各種衝擊都讓俄國社會陷入了結構性的低迷與末世情緒——國內的治安,也在這段期間,出現了諸多駭人聽聞兇殺命案。
90年代初期,俄國社會混亂,但國家轉型中欠缺資源的警力也無力維持治安。此時,俄羅斯境內出現了數起「連環殺人魔」事件,像是以分屍兒童聞名的「羅斯托夫屠夫」奇卡提洛(Andrei Chikatilo),或者是連續對男童犯下性虐、分屍、甚至食人的「漁夫」哥洛夫欽(Sergey Golovkin)都以令人作嘔的手法,謀殺了數十名受害者而震驚社會。
但當民間義憤填膺的同時,汲汲營營企圖維持俄國經濟「開放」的總統葉爾欽,對「死刑的維持」卻有別的考量。當時的葉爾欽,為了加入「歐洲理事會」(Council of Europe,並非歐盟理事會)以爭取更多的政經協助,於是在1996年5月宣布了總統命令,以為了配合歐洲理事會成立的「廢死章程」為由,凍結了俄羅斯全境的死刑執行——這項命令在同年生效,而當年8月被槍斃處死的「漁夫」也成為俄羅斯目前最後一位伏法的死刑犯。
葉爾欽所頒布的總統命令,在一片混亂的俄羅斯境內得到了普遍的遵行——除了車臣共和國之外——但即便是車臣,也在1999年同意了「凍結死刑」的命令,聯邦全境自此維持了「實質廢死」直到今日。
▎「強人」普丁:死刑有夠蠢!
隨著時局的逐漸穩定,俄羅斯也改朝換代、自2000年進入了普丁總統的掌政期。但狀況安定下來後,民間對於治安的要求也越來越高,對於「殺人償命」、「解凍死刑」的聲浪更成為政壇與民間的訴求焦點。
在2000年普丁上任之初,俄羅斯境內約有8成的民眾贊成「立即恢復死刑」,此時的俄羅斯亦先後歷經了第二次車臣戰爭、2001年莫斯科歌劇院脅持事件、2004年貝斯蘭人質危機,大眾對於「恐怖份子」的憤恨與恐懼,更是超過了90年代諸多殺人魔,因此政界「不全面恢復死刑,也至少該處死恐怖分子」的意見,自此也屢見不歇,甚至俄國杜馬(國會)在2015年年初還有黨團高喊要發起議案,推翻葉爾欽的凍死命令。
至今,雖然民間對於恢復死刑的態度不如過往強烈,但仍有6成的俄國民眾支持死刑:其中又有6成認為「殺人者理應償命」,4成則認為「強暴犯也該一併處決」。民間對於「死刑能有效嚇阻犯罪率」一事堅定不移,甚至連俄國的內政部長也曾於2015年的採訪中「個人表態」支持恢復死刑。
但在死刑存廢的議題上,被西方媒體稱為「善於操弄民氣」的「強人總統」普丁,這次卻站在了俄羅斯民意的對立面。自2000年掌權以來,普丁的反死刑立場一路走來可是相當堅定,他不僅曾多次表態「不可能解凍死刑」,俄國政府還更多次呼籲鄰近的白俄羅斯(歐洲最後一個死刑國家)應該慎重考慮廢死。而普丁本人對於民間的憤恨與疑慮,甚至親自挑明地說:
用死刑來嚇阻犯罪的想法....真是愚蠢至極!
普丁認為,杜馬內太多不負責任的政客「為了幾%的民調」就嚷嚷著要恢復死刑,但這一作法不僅「剷除不了社會邪惡的根基」,更有違政府一貫的立場(例如繼承蘇維埃時代的廢死「精神」,以及與歐洲理事會、聯合國之間協約的國際承諾...),同時:
國家的公權力,可不是用於「復仇」的工具。
但即便普丁話說得如此如此明白,死刑議題卻仍如同你我熟悉的狀況一樣,一而再、再而三地成為民間、杜馬、甚至聯邦各個共和國內的爭執無盡的話題。像是公認的「普丁好友」、車臣共和國的卡德羅夫總統(Ramzan Kadyrov),就多次對著「麻吉」義憤喊話。
卡德羅夫認為,留恐怖份子一條命根本「毫無教化功能」,這些高風險份子甚至還是劫獄的高風險目標,車臣政府不僅要時時擔心「縱虎歸山」,大筆的安全與獄政資源還得被這些入獄的恐怖份子消耗殆盡,更別提在監獄裡受刑人之間的「相互傳教」也容易成為恐怖組織的擴散網路——與其這樣,不如恢復死刑,「殺一殺」還比較痛快。
卡德羅夫的話,或真有其道理,但普丁於此僅透過發言人反問:除了製造更多「烈士宣傳」之外,槍斃自殺炸彈客的意義是什麼?對於恐怖份子的針對性死刑恢復,迄今也持續被普丁與俄羅斯政府封殺於正式的討論之外。
那麼普丁是真心廢死嗎?就像他懷疑國際人權組織一般,國際人權組織對俄國的「實質廢死」也存在許多疑慮——就像上個世紀的蘇聯宣傳一樣,或者是伊莉莎白.彼得羅芙娜身後一樣——凍結的死刑,在制度上仍是死刑,依舊有解凍、或是重啟制度結構的可能一天。
但無論如何,自1996年到今天,「戰鬥民族」眼下仍恪守了自己許下的諾言,仍還站在了拒絕死刑的那一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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