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獅城中的印度事（下）：小印度的新加坡人

2016/04/12 萬宗綸

接前篇：新加坡，獅城中的印度事（上）：殖民移工的記憶

▎我是泰米爾

基於「大東亞共榮圈」的野心，日本政府大體上是支持印度獨立運動的，然而對於印度社群內的異質性，日本佔領軍卻是摸不著頭緒。

在日本佔領下，新加坡忽然成為印度獨立運動的指揮總部，這讓達羅毗荼分離主義的努力遭到瓦解，因為當務之急是要「光復我大印度」，而重新燃起的泛印度主義認為——大家都是「印度人」，不要分彼此，應該要共同為祖國的獨立奮鬥。非泰米爾人再次高居印度社群的高位領導，而北印度的符號也被代用為「泛印度認同」的象徵。

不過，日本占領期間的泛印度主義運動中，鬥志昂揚地通常是那些社經地位本就優勢的印度裔菁英，底層的印度勞工不但沒什麼感覺，還大批被日本人召去修築泰緬鐵路，不少勞工更因此客死異鄉。

1945年二戰結束，日本人離開新加坡後，泰米爾族群捲土重來，繼續他們的泰米爾文化認同運動，並且很快就重新獲得響應。這顯示二戰期間，對印度獨立運動的泛印度主義支持，很大成分來自日本軍隊的脅迫，戰時北印度符號的優越地位，億也令南印度裔的新加坡人感到不是滋味。

此外，戰後的新加坡很快地又迎來了一批新的泰米爾移民，新加坡泰米爾文化再度與南印度的坦米爾納德邦連結，而塑造出跨國的泰米爾認同，取代更廣義的泛印度認同（或許可以想像成廣東方言認同凌駕了大中華認同）。

隨著新加坡民主化，投票權出現，權力中心從英語教育的印度裔菁英手上，轉移到泰米爾改革派的領袖，因為後者與基層有比較多的連繫，比較草根、勤走基層，而且新加坡獨立後，泰米爾領袖與李光耀也較為友好（這是新加坡選擇南印的泰米爾語而非北印的印地語為官方語言的原因之一），泰米爾團體像是新加坡達羅毗荼進步協會（Singapore Dravida Munnetra Kazhagam）因此也反過來變成支持人民行動黨的票源，並逐漸成為新加坡印度社群的代表文化。

▎烏節路的印度人

儘管與執政的人民行動黨友好，但泰米爾群體的低社經地位，並沒有獲得多大改善。

而隨印度在亞洲的政經崛起，最近一批來到新加坡的印度人，一部分是英語說的非常好的軟體工程師——他們多半到美國闖蕩過，現在到新加坡來尋覓工作或是移民——也有一些是從印度拿獎學金，來新加坡接受高等教育的年輕學子，他們看在本地印度人眼裡，是代表印度崛起的白領人士。除此之外，也還有新加坡街頭隨處可見的印度觀光客——然而，無論是哪一種類型，這些新登陸的印裔人士，通常都來自於北印。

2009年，新加坡印度人協會出版的《印度熱：新白領印度人在新加坡》描述了這一波的白領移民潮，作者Amrit Barman就是其中之一，是個高學歷的商業經理人士。他寫到：面對印度的崛起，他的本地印度人朋友是樂觀以待，並且感到開心，雖然他認同自己是「新加坡人＞印度人」，在新加坡與印度的足球賽中也總支持新加坡。

這些移入的印度專業人士被本地印度人戲稱為「烏節路的印度人」（Orchard Road Indians）（請想像新加坡烏節路為台北東區），他們有很好的社經地位與職業，並且說出一口「沒有新加坡腔」的美式英文，所以代表著新加坡繁榮與現代的烏節路很適合他們；不過在奉承的背後，這個稱呼也帶著一定程度的忌妒與不滿，認為他們跟其他外國人一樣，是來搶新加坡本地人的工作。

Barman在書中也大力表態「他們也一樣愛新加坡」，並希望與原生的印裔社群產生互動，現在，「輪到本地印度人的心態改變了」。

以經營房地產與投資業而成為新加坡第十大富豪Raj Kumar與Kishin RK... — 以經營房地產與投資業而成為新加坡第十大富豪Raj Kumar與Kishin RK（圖）父子，就是新一代新加坡白領印度新貴的代表人物。圖／Royal Holdings

▎小印度的印度人

南北印度的命運似不相同。每個周末去到小印度（Little India），我幾乎就要成為街上唯一的華人面孔。新加坡大量仰賴外籍移工，據2013年的資料，新加坡有高達30萬名的南亞裔低技術移工，他們多是建築工，雖說是南亞裔，但大部分就是來自南印度。

他們在周末時，時常聚集在小印度區域找同鄉聊天同遊。由於人數過多，新加坡本地人與這些南亞移工也存在著一些細微的緊張情緒。

2013年12月8日，一名南亞裔移工在小印度命喪私人巴士的輪下，這場意外在當晚造成牽涉約300名群眾的騷亂，最後造成23台支援車輛損毀、44名軍警人員和8名平民受傷。事發一年後，一名本地目擊者向《海峽時報》陳述事發經過：

他們對我們的警方丟擲物品，接著甚至連安全人員也要撤退，我上樓，那裏有三四名外籍移工。你知道他們說什麼嗎？他們說我們的警察跑掉是因為他們害怕。我真的不能『tahan』（馬來語：忍受）。

南洋理工大學的社會學者Premchand Varma Dommaraju在同一則報導中表示：這些移工被視為與新加坡社會「分離」。他們來這邊只是暫時的，並不會產生真正的融合，所以大部分新加坡人壓根不會想到他們。他舉例：2008年實龍崗花園（Serangoon Gardens）的居民，反對在當地興建外籍移工宿舍，當時約1,600位居民連署請願，有些人更認為移工宿舍的入駐會導致房價下跌、犯罪孳生。

小印度騷亂的相關消息，與媒體網路上南亞裔移工扔擲物品的照片，也引發本地網友的「種族敏感」——然而這樣的情緒，卻也反射出族群認同，也是新加坡社會中極端敏感的議題。在騷亂後，新加坡政府也在小印度區實施「區域禁酒令」：在週末、假日和其前夕，只有早上6點到晚上8點可以賣酒、飲酒，而這樣的政策命令，卻也遭評論者們質疑為「種族歧視」。

新加坡管理大學的副教授Tan認為：「現實是如此，但我們有需要將現實與種族敏感平衡一下。無論騷亂者是白人、印度人還是華人，都沒有差別。」似是要平衡種族敏感議題，因而2015年4月起，新加坡政府在全島實施了夜間禁酒令，從晚上10點半到早上7點零售商禁止販買酒類飲品，一般人也不可以在公共場合喝酒，否則最高會罰1,000新幣（約台幣2萬3,500元），累犯者還會被監禁3個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