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獅城中的印度事（上）：殖民移工的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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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7日，新加坡副總理尚達曼（Tharman Shanmugaratnam）出訪印度。這20多年來，新加坡與印度間一直有著官方層級的互訪，21世紀初，兩國間的連繫達到高峰，2003年雙邊簽署軍事合作協定，共同維持印度洋安定與打擊恐怖主義。之後，單單2004年，兩邊官員到對方土地的訪問次數就高達11次。

隨著印度崛起，新加坡逐步加強自身與印度的經濟互動，將自己定位成「印度進入東南亞的大門」，直接呼應印度自冷戰結束後展開的「東望政策」（Look East policy）。

時間回推一天，新加坡國會議員潘麗萍在討論預算案時，卻稱聚集在小印度的南亞裔移工為「行走的定時炸彈」，引來網友大罵她簡直就是「星版川普」，4月8日潘麗萍即在臉書上公開為失言道歉。

這兩件隔不到24小時的事件，說明了新加坡與南亞裔社群的潛在矛盾。

基於英國殖民的歷史因素，印度裔（包括南亞裔）公民占了新加坡人口達7.4%（2015年），是三大種族之一。不過縱使印度裔族群可能成為新加坡政府與印度建立互動的資源，但他們卻常消失在新加坡的族群議題之中。為什麼呢？本文要帶讀者回到過去，一起瞭解印度裔人口如何出現在新加坡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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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早時代：為印度賺錢的印度人

雖然印度與東南亞很久之前就存在往來，但真正的密集接觸，則始於1819年新加坡與印度同時落入英國人的殖民統治。

起初，新加坡是由英國東印度公司所管轄，這使的印度和新加坡兩地間人口流動被視為「境內移動」（internal movement），東印度公司並沒有施加太多限制。來到新加坡的，大部分都是討個工作的印度男性，他們抱著賺足了錢便要返回南亞大陸的心態，對於小島民情亦不關心，畢竟新加坡只是他們掙錢的地方。

根據1824年新加坡首次的人口調查結果，印度人口佔了全島的7%。但當時在新加坡的印度社群，並沒有在地方上聚合出著名的意見領袖。在居住上，印度移工也依照使用的語言、來自的地區而彼此分隔，在華人與馬來人社群間的空隙中生存，也就這樣將就著住——反正到底還是要回老家，在新加坡的落腳也就湊合著生活。

1857年，印度本土爆發民族起義運動，反抗行動直到兩年後才被英國鎮壓平定，此後，東印度公司也遭到廢除，改由英國政府直接統轄印度。

然而，這場在印度爆發的民族起義，也連帶影響駐新的英國殖民者們對印度社群的觀感：原本他們覺得印度人沒有威脅，對經濟發展有貢獻又「很好使」，但現在他們則認為新加坡的印度人是個不可被信任的社群；於此同時，華人商業社群也不滿已是大商港的新加坡，在行政上還須隸屬於印度。於是在種種因素下，新加坡在1867年成為直屬英國皇室的「皇家殖民地」。這樣的改制，對新加坡的印度人口產生了一個根本性的改變——從印度到新加坡的移工不再是「境內移動」，而是「境外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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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大轉變，讓印度殖民政府有藉口控制輸往新加坡的印度勞動力，因為「政府有義務要保護移工，否則不知道他們到了境外會被怎樣虐待。」

於是印度政府在1864年祭出法律，將新加坡列為非法的勞動人口輸入地，不再是允許前往的工作目標地。消息一岀，新加坡的商人面臨勞動短缺的困境，紛紛要求海峽殖民地政府，在西南季風結束前^註1 終止這項禁令。

不過印度勞工的鬆綁還是得等到1880年代；由於英國殖民勢力在馬來半島的擴張，以及在地橡膠經濟的繁盛，英國人開始再次意識到：他們需要這些印度勞力。

同一時間，印度剛發生大饑荒不久，印度政府亦因此決定在移工輸出上，重新採取開放態度，並得到海峽殖民地政府的配合，同步祭出保護這些移工的政策，不讓他們受到虐待或人口販子拐賣。

但為何海峽殖民地政府會一反先前的漠然，對於引進印度移工如此積極呢？更深層的原因，原來是當局對華人人口成長的抑制企圖。當時的海峽殖民地總督威德（Frederick Weld）這樣說道：

同屬英國殖民地的緬甸和錫蘭也是印度移工的選擇之一，這讓海峽殖民地政府備感「競爭」壓力，因此他們在南印度的方言報紙上刊登廣告，說海峽殖民地和馬來各州是「機會與豐裕之地」。招募的行動特別鎖定了那些講泰米爾語、卡納達語和泰盧固語的達羅毗荼語系的地區（也就是南印度區域），原因之一是位處馬德拉斯（現在的清奈）管區的殖民政府，恰好才將鐵路工程擴展，讓南印度各區的人民更容易到達港口出海。於是，在各地殖民當局的配合與大力招募之下，到了1913年，單年度到達海峽殖民地的印度移工就高達11萬人之多。

不過對雇主來說，好景不常，「契約勞工」的制度很快地被質疑其本質等同於「半奴隸制」，在運送移工到新加坡等地的過程中，這些印度移工也常受到不人道的待遇。在印度的自由派英國人以及印度民族主義者，對契約勞工制度更是大肆抨擊，甚至在印度國家議會上大罵這種移工制度「根本是在羞辱印度人」。於是很快的，在種種政治壓力下，兩地的勞動輸出契約再次於1915年宣告無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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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印度與南印度

南印度的達羅毗荼人是新加坡的移入大宗，也是印度種姓制度下的底層——首陀羅，是被雅利安人征服的一群人。在殖民政府官方的學術文獻中，英國人也採取了這樣的觀點，他們認為達羅毗荼人（包含泰米爾人）的「智力有限，文化上也很缺乏，因此是羸弱的存在」。

不過同樣是英國人，身為主教的語言學家考德威爾（Robert Caldwell）卻不這樣想。他認為泰米爾語言是獨立的語言，因而創造了「達羅毗荼」（Dravidian）一詞，來指涉南印度的語言家族。當時的主流觀點多將南印度人視為是在雅利安人來之前的野蠻人，但考德威爾卻罕見地挑戰了這樣的偏見。他說：達羅毗荼文化嚮往平等主義，而非階級森嚴的種姓制度。

到了20世紀，過去這些殖民官方以及北印度菁英對泰米爾人的負面書寫，開始讓在新加坡逐漸生根的泰米爾菁英很不是滋味，並意識到泰米爾的文化必須更被凸顯。

1923年，受到印度民族主義運動的影響，新加坡成立了「印度人協會」（the Indian Association），旨在代表海峽殖民地的所有印度人，無關信仰、語言與來源地，加入協會的大部分是受英語教育的印度裔菁英。印度人協會提倡「泛印度身分」（pan-Indian identity），希望能夠反映會員的多樣性，而不是特定單一的族群。同時，他們也開始關注新加坡的其他種族「怎麼看待印度人」，希望提升印度人的整體形象，並還發行刊物，定期刊登海外印度人的投書，包括馬來亞印度人和非洲印度人在內，企圖塑造一個跨地域的「印度認同」。

不過這樣的泛印度認同行動久了之後，卻受到泰米爾菁英的質疑。他們認為，真正要做的應該是去與基層的泰米爾人密切互動，因此他們開始展開草根行動，除去原先那種上對下的政令宣導，並希望能藉此降低對其他印度菁英的依賴，以建立屬於「泰米爾人」的草根認同。

這些行動曾經激起印裔社群內的激烈辯論，擦出的火花亦讓「泰米爾主體性」成為可能；不過，一切的努力，卻都在太平洋戰爭爆發、1942年日軍占領新加坡後，被迫中止（接下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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