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女與江西男：觸動中國「社會不公」的敏感神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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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年期間中國發生一則網路熱議事件，該事起源於網路社群《籬笆網》在2月6日一篇題為《有點想分手了》的帖子，發帖人聲稱是個在外企做人力資源管理的上海女孩，她提到她的家庭小康，談了一個江西男朋友，有一年了，但是因為對方沒有家底，估計近兩年沒法買房，因此她的父母反對他們交往。今年，在男友再三央求下去了他江西老家過年。她描述了坐車的顛簸過程，更提到了當天男方家招待晚飯的心情: 「一看到這個飯菜我真的想吐了。比我想像的要差一百倍，我接受不了」。於是她心開始動搖這段感情，想分手回家。

這則事件在網上吵得沸沸揚揚，不僅登上騰訊、鳳凰等各大中國新聞媒體，還上了北美最流行的網站《文學城》。許多評論指責這女孩「沒有教養」、「不懂人情世故」、「嫌貧愛富」、「自我」、「任性」、「歧視農民」並貼上相應標籤；也有站在上海女人這一方的論點，認為認清現實是重要的，從這頓飯裡醒悟到雙方巨大的生活反差，分手是正確選擇。不僅如此，紛爭更擴大到「外地人vs.上海人」的二元論戰。直到2月21日《中國江西網》的記者向網路部門查證，該事件均為虛假內容。

姑且不論此事件是否為真，也不論是否有人刻意炒作，更不管官方說它為假是否就真的為假，還是只是為防止激化對立所刻意捏造的另一則假新聞，但令我們好奇的是，會引發網友如此多的討論，想必一定是觸動了中國人的敏感神經。而這個敏感神經是什麼呢？

這則事件的討論預設了一個鮮明的二元反差敘事:「上海女-小康-城市」對照於「江西男-貧窮-農村」。以愛情為舖墊，以春節為引爆點，因而使得衝突變得更形尖銳。順著這個敘事，我們不妨來爬梳這些口水戰背後的社會病根。

▎城鄉差距下劇烈的社會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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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長歷史脈絡，中國歷史向來有一套科舉考試制度來讓窮人獲得翻身的機會，儘管這套制度箝制思想，但讀書可改變命運成為中國人的信條。

約在1950年代末期，共產黨統治下的中國實行了城鄉二元結構的戶籍管理制度，對農村人口的居住地點和職業進行了嚴格的管制。雖號稱社會主義國家，但這個戶籍設計產生了社會不平等。城市發展工商業，一般生活稍好；農村停留在傳統農業，少有工商業，整體較為落後。農村戶口的孩子一出生就不如城市戶口的孩子。除了文革時期沒有高考(即大學入學考試)外，在一般狀況下，對農村孩子來說，考上大學是過去科舉考試改變命運的延續，因為意味著錄取者的戶口會變為城市戶口，便可跳出農門。進而，在畢業後，他們可成為政府幹部，或在城市中擁有一份體面的工作。因此，刻苦考上大學對農村孩子而言是向上流動最重要的途徑。

改革開放後，表面上人民在城鄉間可以自由流動，但接合新自由主義全方位的市場化卻讓各行各業進入圖利的邏輯中。當教育逐漸產業化，富人與窮人的孩子差距逐漸拉大，「拚爹」更為變本加厲。

「拚爹」的狀況與拉大貧富差距的新自由主義經濟體制有關，這在很多國家都發生，並非中國獨有。然而，中國的特殊性在於權貴壟斷資源卻鮮少能受到制衡，加上計劃經濟時代留下來的一些制度性障礙（如戶籍制度、就業制度、人事制度、社會保障制度等獨厚城市戶口者）沒有得到根本性的改革，一旦教育更加產業化，不同階層的子代被迫在不同的基礎上競爭，因而更阻礙著貧窮階級的向上流動。

另外，由於教育普及化，社會各個領域競爭激烈，同一個領域有愈來愈多的專業競爭者，其資源配置已變得非常緊張。但有許多社會資源已被權貴壟斷，導致大多數人要為爭奪所剩不多的資源而鬥爭。如此一來，當社會不平等程度增大，不同階層的父代將社會資源用於其子女的相互差別也就越大，而子代發展機會的不平等也持續擴大。於是社會階層間的流動的身份壁壘就會顯著增高，垂直流動漸漸變少。

另一方面，當資本與人口往大城市集中，農村的教育愈來愈縮減，城市的學校在增加，農村卻因人口漸少而撤點併校。城鄉間的教育資源的差距拉大。

不僅如此，農村子弟在城市發展還有一個不如城市子弟的劣勢，其反映在社會資本（人脈）的不足。根據2003年中國綜合社會調查所進行的一項研究，在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過程中，通過教育獲得城市戶口的農家子弟，即便幹練，他們向上流動的空間也是有限的。在行政職務與經濟領域的升遷上，與城市人相比，他們固然可更早地獲得中層的職務，但卻很難晉升到高管的職務。原因是農村男子的親朋好友都在農村，不在城市。與來自城市的年輕人相比，他們缺乏親戚、朋友、鄰居的幫助。特別是，當競爭者都同樣優秀時，來自城市的競爭者則能利用人脈獲得寶貴的資訊和推薦，有助於他們邁向高位。尤其有些部門考核的標準比較模糊，這會給擁有人脈的城市人提供更大的運作空間，這些因素都讓農家子弟在職務晉升上處於劣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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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鄉二元結構下的歧視

為此，城鄉二元結構雖在實際地理的流動性上看似消失，但戶籍所造成的身分差異卻依舊隱含著不可避免的歧視。要成為大城市的居民，該地政府總會設置各樣門檻，只吸引高學歷、高專業或高資本的人才，對低學歷、低薪者卻排除在外。這讓想進城市發展的人無法在同一基礎上享有社會保障。

此外，城鄉二元結構的制度性障礙在流動性頻繁後激起了城市人的區別劃分。

一個江西男到上海發展多少會面臨一些挑戰，其挑戰在於如何化解上海人對農民的刻版印象。由於過多農民湧進上海，在公共場合大聲喧嘩，公車地鐵隨地吐痰，更有甚至影響上海的治安，有些上海人不免心生抱怨。農民在文明程度與素質的差異多少影響上海人對外地農民的看法。然而，上海的繁華又是農村子弟所撐起的，也非所有農村子弟的行為都如此，對農村人的歧視反而會遭致圍剿。但許多上海人潛藏著——「上海人vs.外地人」——這個隱而不說的區分，平時或許不會特別去計較這個差別，而大家對於生活中的小事也多半都能包容。但一談到兒女的婚姻大事，很多上海家長並不喜歡兒女與外地人（特別是農村孩子）交往，因此，上海女的父母反對她與江西男交往，正是反映這個事實。

婚姻市場上，城市人對農村戶籍人士的拒絕也可從英國Channel 4電視台所製作的紀錄片《中國光棍》中獲得相似的印證。一位來自陝西的民工東明在北京經歷許多次相親。當他主動聯絡女方，女方總是先問他的戶口，一聽他是陝西人，就說沒興趣。他深感一種制度的歧視。可見大城市的人不喜歡外地民工，不是只發生在上海，城鄉文明程度的差距蘊藏著隱而不談的階級對立，一旦引爆此話題，城鄉之間的矛盾很容易激化成區域論戰。

英國Channel紀錄片《中國光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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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代困境下的壓力

江西男的難題還不僅是先天的不平等，他還要面對他這世代的困境。

80後青年學者楊慶祥在《80後，怎麼辦？》一文中，認真剖析了80後（指1980年代出生者）脫離農村在城市打拼這一代知識精英，所面臨的深刻困境。他認為80後的成長伴隨著中國改革開放的進程，他們享受了父輩難以企及的物質豐富與個人自由，但他們也遭遇了父輩完全陌生的痛苦，那就是飛漲的房價與貧瘠的收入之間的落差。他語重心長地地說道: 「在一個財富快速增長的社會，我們買不起甚至租不起房子，不能回報家庭和社會」。因此，他認為「80後是失敗的一代」。其實這不僅是80後所面臨的問題，幾乎80年代以後出生的孩子都要面對這個共同的問題，就是世代不正義。

作家方方的小説《涂自強的個人悲傷》中也看到了這樣一個80後的形象：出身貧寒的青年涂自強，通過自己的努力考上了大學，他以及他身邊的所有人都以為這是一次命運的改變，自認為從此會走上一條「新路」，會成為一個「成功者」。但涂自強的結局是，「實際上從一開始，他就生活在一個相對固化和定型的社會秩序中」，結果失敗變得不可避免。他沒有愛情，沒有穩定工作和收入，缺乏基本的生活和醫療保障，最終因身患絕症而終結了自己短暫的一生。這些知識分子試圖在刻畫一個事實：

江西男正身處在這個更不平等的結構中。

若農村子弟想在城市落戶並結婚，他還要忍受城市高昂的房價。沒房的江西男在女方父母眼裡沒有安全感，這正反映了中國父母對男方有無能力買房這件事，在能否邁入婚姻上佔了很重要的因素，而這個觀念並無南北與城鄉的差別。然而，上海在2012年實施限購令，規定非上海戶口的單身居住者不能買房，這無異剝奪了江西男買房的權利。而且，上海的房價並沒有因為中國經濟不景氣而下滑，2015年至今反倒因一連串的降息更推高了房價。房地產的榮景固然撐起上海的經濟發展，但卻也更多將負擔轉嫁到從外地到上海打拼的青年身上，工資趕不上房價是另一個不可承受之重。

▎「強國家-弱社會」下的社會衝突

大城市給這個江西農村男孩的考驗，來自於先天不平等的城鄉差距、階層固化、高昂房價、貧瘠的收入等。這些問題的總病根，在於沒有健全的機制來監督制衡官本位的弊病，官商繼續繁衍官二代與富二代，造成過度圖利資本，但公民社會制衡的力道卻又無法有效發揮。也就是說，「強國家-弱社會」的格局使得民間社會的自我保護運動無力節制資本的狂野，社會不平等便會反映在這些問題上，進而不斷加劇社會衝突。

在這意義上，公眾對上海女與江西男事件的激烈反應也正與這些問題有著千絲萬縷的複雜關係。或許對（虛擬的或真實的）上海女來說，發帖只是想說說她的內在感受罷了，但這個總病根若無法消除，社會衝突的敏感神經不但無法平息，甚至可能一發不可收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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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棍村：中國農村「剩男」的哀歌 | 文化視角 | 轉角國際 udn Glob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