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裂的國度：1940，法國陷落（一）

2015/12/07 洪仕翰

文／洪仕翰

1940年6月的法國，正逢一次世界大戰以來氣候最美好的夏天，「陽光燦爛，萬里無雲，冷熱適中。」然而對正處在亡國邊緣的法國人來說，這或許是他們人生至今最黑暗的一個季節。

這是《1940：法國陷落》的開場，亦是本書作者威廉‧夏伊勒（William L. Shirer，1904-1993）的親身回憶。夏伊勒當時正好擔任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的駐德特派記者，因而可以擔任歷史的見證者、隨同進擊的德軍進入巴黎。

今天，我們可以透過夏伊勒筆下生動的文字，一窺當時巴黎人民的處境：盟友比利時已經宣布投降，英國遠征軍則大多自敦克爾克撤離，留下孤立無援的法軍做最後的掙扎，而突破索姆河與埃納河防線的德軍正直撲巴黎而來。甫經重組的法國政府決定連夜出逃，數百萬倉皇失措的巴黎市民，則試圖跟在政府後頭逃難，巴黎街頭頓時人去樓空。曾經是歐陸頭號軍事強權的法國，遭遇了無可挽回的軍事失敗。

一個禮拜後，法國宛如遭到羞辱般，在上次大戰德國簽署停戰協定的同樣一節火車車廂裡，簽署了自己的停戰協定。

我感覺此時此刻法國社會徹底瓦解了，軍隊、政府、民心都渙散了。實在駭人之至，令人感覺難以置信。

夏伊勒在《1940：法國陷落》中如此回憶道。^註1

但這些都還不是最駭人的。相較於倏然戰敗與簽署停戰協議，真正讓夏伊勒震驚的，是接下來法國人決定揚棄自己民主自由的建制，擁抱威權獨裁。在7月10日這一天，除了少數流亡北非的主戰派議員外，法國國民議會的議員們陸續聚集在維琪──一座以溫泉出名的小鎮，並投票賦予了高齡八十四歲的一戰英雄貝當元帥（Philippe Pétain，1856-1951）至高無上的權力。

在貝當的帶領下，新成立的維琪政府開始推動國家革命（Révolution nationale）來重建法國，包括廢除國民議會與第三共和國憲法，以及實施一連串壓制言論自由的舉措。除了政治層面以外，亦加強國家對經濟、宗教與社會等各層面的管控。法國的國家格言更從自由、平等、博愛被置換成了勞動、家庭與祖國（Travail, Famille, Patrie）。

這種毅然決然放棄共和體制的行為即便在當時也顯得極不尋常：法國是在當時受納粹侵略的國家裡面，唯一一個政府沒有流亡海外、繼續抵抗，但卻自毀建制的國家^註2。用夏伊勒的說法來形容，法國人自己在戰敗後「切腹自殺」了^註3。這個從1870年開始算起，已經有七十年歷史的法蘭西第三共和國，連同其所提倡的現代精神，至此走入了歷史。

為什麼曾經強盛的法蘭西第三共和會在短短的六周內即亡國？法國不是成功地在上一場大戰中阻擋德國的凌厲攻勢，並一躍成為歐洲頭號軍事強權嗎？而又是什麼原因，讓一向自豪的法國人，在戰敗後選擇毀棄自身建制、宣判共和制度的死刑？這些是夏伊勒在《1940：法國陷落》一書中試圖回答的問題。^註4

▎誰該為法國覆亡負責？

夏伊勒並不是第一個試圖替共和國的毀滅提出解釋的人。早在1940年、法國戰敗與維琪政權成立的那一刻起，這個問題便有如幽靈般，徘徊在法國人心中。由於1940年法國的戰敗實在太過震撼，多數法國人都認為，法國自身從內部出了問題，也就是：法軍的戰敗不是個短期、突發的現象，而是因為法國這個國家整體幾十年下來，在包括政治、軍事、經濟乃至社會文化等各層面皆逐漸衰弱，此消彼長下，才會導致1940年的失敗。

法國年鑑學派開山祖師的馬克‧布洛克（Marc Bloch，1886-1944）是最早懷抱此種想法的人之一。他在自己那本以當事人身分寫於二戰時期的《奇怪的戰敗》中，就明白指出：「德國人的勝利從本質上說，是知識上的勝利」，而且法國人並不僅是在軍事領域被德國人給勝過，而是在整個智識層面上都輸給了德國人。

我們的士兵被打敗了，在某種程度上，他們讓自己太容易就被打敗，首先因為我們想得遲了。^註5

在歷史學家布洛克眼中，擊敗法國的其實不是德國人，而是法國人自己。

雖然這種說法幾乎已是當時法國人的「共識」，但法國人對於什麼才是導致自身衰弱的原因，依舊莫衷一是。保守右派人士，特別是維琪政府的擁護者，往往將衰弱與不團結的責任，歸咎於第三共和時期政客與媒體的腐敗、和平主義份子和工會聯盟所引發的社會動亂、對天主教信仰的不虔誠等。

另一方面，左派人士、共和主義者與戴高樂的自由法國代表們，則出於各自不同的理由，將矛頭指向法國最高指揮部中，那群沒辦法認識到現代技術的保守老人、阻礙進步的保守宗教、擴大貧富差距的財團，與親德極右團體從中作梗。

為了替政權的淪亡追究政治責任，意識形態對立的兩端，互相指責對方才是導致法國覆亡的元兇。^註6

從1925年到1930年，夏伊勒於巴黎擔任記者，在二戰前仍不斷往來德國與法國兩地之間。在他這個旁觀者看來，共和國內部此種水火不容的分裂，似乎正是導致其衰弱的原因。

一九六九年，也就是布洛克《奇怪的戰敗》成書逾二十五年後，開始蒐集史料進行書寫的夏伊勒，想必也憶起了當年在法國時目睹的種種分裂與矛盾。是以，他在書中序言中，寫下了自己對法國第三共和時期的觀察與批判：

國內爭吵分裂；政府在外交、內政、軍事上推動令人費解的愚昧政策；領導人無能；新聞界貪汙腐敗；人民日趨困惑絕望、漠不關心。凡此種種因素，漸漸削弱法國國力。^註7

聽起來有沒有很耳熟？

夏伊勒接著引用孟德斯鳩來說明自己的論點：「若一場戰役的傷害，亦即特定原因，造成一國滅亡，那肯定還有總體原因，早就決定該國將在一場戰役中滅亡。」^註8。與布洛克所見略同，夏伊勒認為的「特定原因」，是爆發於1940年西線戰役上的軍事失利；但更重要的總體原因，則是法國內部的衰弱──因為分裂而導致的衰弱。在他看來，這個分裂的種子老早就已經埋下，甚至可以追溯至1870年、第三共和成立之初（...接下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