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歷史學家李察．奧弗里（上）：窮盡一生的二戰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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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察．奧弗里　　

「一絲不苟地嚴謹，對細節極為重視，像極了他大半輩子研究的德國人。」這是我對英國歷史學家李察．奧弗里（Richard Overy）的第一印象。

奧弗里教授今年76歲，頂著一頭略帶飄逸感的白髮，偶爾會戴著一副黑框眼鏡。他講話不快，筆卻從來沒停過。從33歲出版第一本二戰著作起，至今已超過40個年頭，生涯中累積超過25部相關著作，即使用「著作等身」一詞也簡直難以形容。

而且這些作品大都來頭不小，若非動輒700、800頁以上的磚頭，就是主編《泰晤士世界史》、《牛津二戰史》、《紐約時報二戰全紀錄》等最權威媒體及學術參考書，以及英國皇家空軍博物館、帝國戰爭博物館等研究機構的策展與刊物。

他還是英國國家學術院院士、皇家歷史學會會士，獲獎無數，包括頒發給歷史普及著作的「沃夫森歷史獎」（Wolfson History Prize）、英國筆會特別頒發給二戰史寫作殊榮的「赫塞爾．蒂爾特曼獎」（Hessell-Tiltman Prize），以及美國軍事史協會戰史寫作殊榮的「塞繆爾．艾略特．莫里森獎」（Samuel Eliot Morison Prize），亦曾入圍過加拿大歷史寫作最高榮譽的「坎迪爾獎」（Cundill History Prize）決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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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單來說，稱奧弗里教授用一輩子的時間研究二戰，只是剛好而已；譽他為當今西方二戰史研究的第一把交椅，可謂當之無愧。

衛城今年出版的《二戰：帝國黃昏與扭轉人類命運的戰爭》，正是奧弗里大師的最新力作，也是他匯聚40年心血的巔峰之作——別的不說，光是臺灣中文版那將近1,500頁的篇幅，在物理上就已經是巔峰無誤。

驚人之處不僅在於厚度，更在於本書企及的地理範圍與領域廣度。這是一部想要扭轉西方二戰書寫過於側重歐美角色及歐洲戰場的顛覆之作，因此大量引入有關東線、東亞、東南亞戰場的一二手研究。除了擴充戰場的地理範圍，也將書寫對象擴及戰場及職業軍人之外的大後方，納入受戰爭動員與波及的男女平民。

一言以蔽之，這是一部嶄新的二戰全球史，也是市面上最全面的二戰史專書。

二戰迷如我，在閱讀這本巨著時，一方面對作者的書寫視野與淵博知識感到著迷，另一方面卻也萌生出許多想要一探究竟的問題。而我有幸在編輯與出版本書臺灣中文版的過程中，與作者奧弗里教授互通過幾封信，有機會針對其中幾個問題請教他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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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累多年的書寫起源

我還記得，我問奧弗里教授的第一個問題是，能不能跟分享《二戰》的起源故事？我很好奇他一開始為什麼會對二戰感興趣，又為什麼在經過40年的二戰研究且寫出20幾本專著之後，還需要這麼龐大的一部書來重探二戰？

「在我自幼成長的英國倫敦，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記憶仍然鮮明。」老教授回憶。奧弗里出生於1947年，距離這場全球衝突落幕才剛滿兩年。他小時候時常會在漫畫中讀到這場戰爭，也會組裝戰鬥機模型來玩，或是觀看二戰主題的熱門電影。「然而，這並不是我後來決定研究二戰的原因。」

奧弗里是在進入劍橋大學後，才真正把第二次世界大戰視為一個可以研究的重要主題。而與戰後許多人一樣，奧弗里最想問的問題是，這場可怕的災難究竟為什麼會發生？

幾乎可以說，這本《二戰》的起源故事，其實也是奧弗里追尋二戰起源的故事。

1961年，英國著名大眾史家泰勒（A. J. P. Taylor）出版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起源》一書，轟動西方世界。在這本翻案性質極強的著作中，泰勒一反戰後英國人的主流觀點，主張二戰爆發的根本原因，其實並不在於納粹狂人希特勒一意孤行、預謀征服全世界。泰勒認為，希特勒只是一位受到德國人普遍支持的投機分子，與檯面上其他德國政治人物沒有根本差別，而他的侵略政策源自於對一次大戰後國際秩序的不滿，以及德國自身的不安全感。

不意外的，這本書在席捲西方世界的同時也收穫了兩極評價。英國史家卡爾（E. H. Carr）稱讚本書「邏輯上無懈可擊」，德國記者哈夫納（Sebastian Haffner）譽它為「近乎完美無瑕的傑作」，但更多人，尤其是學術界，則開始從各種角度試圖回應、拆解及批判泰勒的論述。右派史家抨擊泰勒輕忽了希特勒在意識形態的極端程度，左派史家則批評泰勒低估了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內部的經濟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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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弗里便是在這樣的學術氛圍下，進入劍橋大學歷史悠久的岡維爾與凱斯學院就讀。

1964年，馬克思學派的經濟史學家梅森（Timothy Mason）撰文回擊泰勒的二戰起源論。梅森批評泰勒忽略了當時德國國內的經濟狀況，指出重新武裝的軍備生產需求，以及達成經濟上自給自足的政策目標，才促使納粹德國對外發動侵略。用最白話的說法是，希特勒其實是在德國內部的經濟壓力驅使之下，才試圖對外發動戰爭、奪取「生存空間」。

奧弗里的博士論文，就是在回應這場學術大辯論。他以納粹德國的飛機生產為題，同時討論了3個重要的二戰史議題：納粹德國的戰爭經濟、空權的角色，以及二戰的起源。戰略、政治、科技與暴力，「這是我對二戰研究的起點。」奧弗里在回信中寫道。

從1960年代到1980年代，奧弗里的研究與書寫都圍繞在納粹德國與希特勒的歷史上頭。他一面教書，一面研究與寫作，然後參與學術論戰，涉及納粹德國的各個方面。

到了1987年，奧弗里終於幫國際著名的朗文出版社寫出一部專業教科書，書名也叫做《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起源》。奧弗里在書中同時挑戰泰勒與梅森。他首先修正泰勒對希特勒的觀點，指出希特勒的納粹政權雖然沒有預謀稱霸世界，卻也不是單純的機會主義者——希特勒有自己的帝國野心與藍圖計畫，他的政權在反猶意識形態上也有異乎尋常的偏執。

書中也修正梅森的經濟驅動論，駁斥了馬克思主義對於二戰起源的資本主義式詮釋。奧弗里認為希特勒與德國確實有侵略擴張的經濟誘因，但並不是源自於國內經濟壓力，更多是出自於納粹領導層的世界觀，資本家與商業界對此根本無緣置喙。

這本書奠定了奧弗里在納粹德國研究上的權威，成為英國許多院校相關科系的指定教科書，二十餘年來不斷再版，第五版甫於2022年推出。然而，卻也是從這本書開始，奧弗里發覺到二戰的問題其實不單只與希特勒有關。若想要真正理解二戰的起源與本質，就必須超脫納粹德國，甚至納入歐洲以外的觀點，才能有更進一步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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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歐洲到世界，從民族國家到全球帝國

「多年來，我一直都打算寫一部二戰通史，但我需要時間來思考如何對這場戰爭提出新穎及原創的見解。」奧弗里教授寫道。這個「多年」是多少年呢？我想至少超過35年。

自1990年代起，奧弗里便開始由內而外地拓展自己對二戰的研究範疇。從西歐的英國與德國，逐漸向東移至東歐與俄羅斯。隨著蘇聯的倒臺與瓦解，奧弗里也陸續寫出了《俄國的戰爭》（Russia's War）與《獨裁者們》（The Dictators）等新著作，拓展了歐美讀者對俄羅斯與二戰的認識，包括蘇聯的國家機器如何進行戰爭動員，以及史達林與希特勒這兩位極權獨裁者之間的異同。前者拍成了電視紀錄片，後者則替奧弗里拿到了一座沃夫森歷史獎。

奧弗里並未以此自滿，他還要把觸角伸得更遠。

時序進入21世紀，奧弗里也跟著西方學術界的研究轉向，將目光拓展到歐洲以外的世界。「我受到了帝國史和全球史發展的影響，其挑戰了大多數二戰史過度側重於歐洲戰場的典範。」

奧弗里的研究因此持續向東，透過海上歐洲殖民帝國與陸上俄羅斯的歐亞帝國這兩條路徑，來到了遠東。這就使他的研究與書寫不可避免地轉向二戰的另一個重要行為者大日本帝國，包括日本對中國的侵略戰爭，以及日本與西方國家在太平洋與東南亞爆發的衝突。

全球史的觀點，拓展了奧弗里的視野。他發現自己不得不把二戰視為一個全球性的現象，一場全球性的戰爭。意欲顛覆一戰後國際秩序的並不是只有歐洲的德國與義大利，還有亞洲的日本；而懷有帝國野心的，更不只有前述三個軸心國，還包括西方傳統列強的英法兩國。

如果要寫一部新的二戰通史，就必須把前述這些也一併納入討論，而關鍵字就在於「帝國」。二戰之前的世界與二十一世紀的今日迥然不同，當時主導國際秩序的並非民族國家，而是擁有龐大殖民地的帝國。唯有跳脫傳統的民族主義歷史書寫，才不至於落入「善良對邪惡、光明對黑暗」的二分法窠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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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逐漸意識到，將二戰視為領土型帝國的暴力擴張浪潮而非單純的大國鬥爭，會對理解這場戰爭更有意義。」什麼是「領土型帝國」呢？就是將武力征服的新領地視為次等殖民地，把上頭的居民變成次等帝國臣民，剝削被征服地區的資源。奧弗里進一步闡述：

在奧弗里看來，二戰因此可以被理解成是一場新帝國對舊帝國的全球戰爭，戰爭過程助長了各民族國家的獨立欲望，戰爭結果則是終結了數百年來的舊帝國時代。除此之外，這場戰爭也不是始自傳統認為的1939年德國入侵波蘭，而是可以往前推到日本占領滿洲的1931年。

摸清楚了全球史與帝國史的框架之後，奧弗里距離寫出一本新二戰通史的願景，已可說是「萬事俱備，只欠東風」了。他還欠缺最後一塊拼圖，我們或可籠統地稱之為「底層視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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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前線到後方，看見軍事與社會的連動

對奧弗里這樣學習經濟史、外交史與軍事史出身的歷史學家來說，二戰史很常就是一部充斥技術細節與大數據、大國博弈、領導與將才、戰場勝敗的著作，彷彿這場戰爭只是經濟力與軍事力的角力，只發生在戰場上與談判桌上。受限於關注的缺乏與史料的匱乏，這正是奧弗里年輕時作家們對二戰史的標準寫法。

最為臺灣讀者所知的二戰史研究者李德哈特（B. H. Liddell Hart），便是在50幾年前以這種方式寫下了膾炙人口的《第二次世界大戰戰史》，該書直至今日依舊是國內外相關領域與大眾讀者認識這場戰爭的入門讀物。然而，過去這半個世紀以來，歷史研究者的方法已經有很大的轉變。

奧弗里很快就敏銳地認識到，光是這樣還不夠。他不能只是延伸研究的地理範圍，而是必須擴大對戰爭參與者的認識；不能僅看到前線的職業軍人與外交官，還必須看到大後方參與戰爭的平民百姓。要真正全面地理解二戰，就必須往根基處看起。

正是這一想法讓他投入了「戰爭與社會」的歷史研究新浪潮。

「我不再把二戰視為一場純粹的軍事對抗，而是看見背後有社會與社會的競爭。正是各國社會即便在艱困的條件下仍願意投入戰爭，才確保軍事對抗能夠繼續進行。」奧弗里寫道。沒有軍事歸軍事，社會歸社會這種事，軍事與社會其實密不可分。

於是他不僅研究二戰中的參戰國生產了多少軍備，也著眼於各個民間社會是如何被動員起來投入戰爭，不同文化與政治宣傳如何作用，民心士氣如何維持，平民眼中的戰爭究竟如何，而這些老百姓在戰爭中又有什麼樣的待遇與際遇。如果參戰國是殖民帝國，它又是如何動員海外殖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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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民間社會除了是這場戰爭的參與者，也（時常）是戰爭的受害者，而且這裡所謂的「戰爭」，不僅限於正規戰場上的廝殺，還包括內戰、游擊戰等種種非正規的衝突或屠殺。奧弗里指出，「我們對於平民在戰爭中所受到的衝擊有了更完整的認識，也才知道其實際死亡數遠高於戰場上的軍人。」

過去十餘年來，奧弗里研究著墨最深的一塊，便是戰略轟炸對於各國民間社會的影響。如果讀者還記得，這一研究取徑正是脫胎自他當年原本對空權理論及戰時經濟生產的基礎。而他的研究成果，最終集結成《轟炸戰》（The Bombing War）一書於2013年出版，除了獲歐美各大媒體評選為年度好書，也被德國史權威埃文斯（Richard J. Evans）評為「本世紀二戰史出版最重要的一部著作」。

當然，二戰中對於平民百姓的暴力並不僅限於空中轟炸。無論是德意志第三帝國的種族滅絕計畫、在中國與太平洋的殘酷戰場，還是對平民抵抗運動的暴力鎮壓與戰時恐怖統治，都存在有各種不同性質的血腥暴力。二戰中的各個政權如何遂行統治，統治本國領土、殖民地或占領地，如何對待不同族群，全部都會影響到戰爭中的平民。而這些全都應該是二戰研究不可或缺的一環。

因此，除了全球範疇的戰場前線、外交折衝與帝國史切入點，奧弗里還打算在新書中納入政治動員、戰時經濟、民防與敵後抵抗、民心士氣、戰爭罪與國際法等多面向的主題，融入各界最新的研究成果。

時機已經成熟，是時候寫下《二戰》這部超過千頁的巨著。這部匯聚奧弗里超過40年著述經驗的集大成之作，最終於2021年底問世。經過兩年的翻譯，得以在本月跟臺灣與中文世界的讀者見面。

我只差沒有回信給奧弗里教授說，埃文斯那句讚譽說得實在是太早了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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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戰：帝國黃昏與扭轉人類命運的戰爭》

作者：李察．奧弗里

譯者：黃煜文

出版社：衛城出版

出版日期：2024/08/28

內容簡介：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帝國仍是世界秩序的主宰，象徵文明、進步與現代。二戰結束之後，「帝國」兩字就此破產，成為沒有國家敢自稱的髒字。二戰改變了一切，但這場戰爭為何爆發？如何變成規模遍及全球的大戰？又對人類社會及世界歷史帶來什麼影響？過去半世紀以來，無數書籍碰觸過這些問題的冰山一角，卻沒有一部完整的通史類著作能像本書一樣，將各個專業面向統整連結起來，既還原戰爭始末及經過，也深入剖析戰爭中的政治、軍事、經濟、道德、民防、心理與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