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亞得里亞海之路》：從南斯拉夫聯邦解體到歐盟危機，斯洛維尼亞的中歐認同與焦慮

編按：本文摘錄自《環亞得里亞海之路》（馬可孛羅，2026）一書。作者羅柏．D．卡普蘭（Robert D. Kaplan）為美國資深記者，曾走訪巴爾幹半島、中東等地，結合旅行見聞與當地政治、歷史、文化撰寫成書，著有《巴爾幹鬼魂》、 《世界的盡頭》等作品。

我始終認為，歐盟與歐元區這兩場危機，最終造成最劇烈影響的地方，不會是西歐，而會是更遠的東歐。

西歐國家問題雖多，國家體制與官僚系統還是比東歐更為穩固。東歐曾經歷近半世紀的共產統治，制度衰敗的遺緒至今仍未完全消退。在這樣的情況下，當布魯塞爾的力量逐漸減弱，歐洲東半部的國家也就更容易受到莫斯科的影響。因此，與其在慕尼黑或達沃斯的國際會議上，聽那些大人物講那些了無新意的陳腔濫調，反正台上的人也只是在表演給觀眾看而已，我寧願在鄰近東正教和近東邊界的盧布爾雅那，找張咖啡桌與人進行一對一的交談。

盧布爾雅那在德語中稱為萊巴赫（Laibach），這個地方與哈布斯堡帝國在歷史上的淵源，遠比任何一個特定民族國家都來得深。一八二一年，為了穩定拿破崙戰爭後的歐洲局勢，在這裡召開了一個非常重要的會議。因此，光是萊巴赫這個名字，就會讓人想起梅特涅與卡斯爾雷這些大人物的名字。

我上一次來到盧布爾雅那，是一九八九年十月，距離柏林圍牆倒塌只剩幾星期。那是我穿越南斯拉夫的最後一趟旅程之一，整個一九八○年代，曾多次來此採訪。當時，距離南斯拉夫戰爭爆發還有二十個月。

儘管斯洛維尼亞曾是南斯拉夫聯邦的一員，但是最後還是把它排除在《巴爾幹鬼魂》的定稿之外；相反地，我卻把長期加入北約的希臘寫進書裡。我當時向編輯主張，希臘雖屬西方同盟，文化上卻仍是近東的一部分；斯洛維尼亞則相反，儘管長久隸屬於巴爾幹半島上最大的那個國家，但仍是中歐的一部分。

一九八九年的盧布爾雅那，在我記憶中留下了極深的印象。我當時的部分日記，後來以旅行散文形式刊登於《紐約時報》，其中寫道，「清晨是一張空白畫布，直到九點半左右，秋霧才開始消散。接著，斜頂、尖塔、鉛灰色圓頂、雕像，以及柳樹與白楊的輪廓，才像畫家最初幾筆速寫般逐漸浮現。起先，整座城市像一幅以鋼筆、墨水與炭筆畫成的素描。到了上午稍晚時分，調色盤上更豐富的色彩才一一出現：橙色、赭黃、粉紅、紅沙色和耀眼的綠色。」

談到建築時，我繼續寫道，「這裡不只有巴洛克與文藝復興風格，還有新藝術、裝飾藝術及其他各式各樣的建築。部分原因在於，除了拿破崙統治的那五年外，盧布爾雅那從一一三五年至一九一八年間，一直位於哈布斯堡帝國境內，因此帝國廣大疆域中的各種藝術影響也陸續傳入此地。」我當時確實深深迷上了這座城市。

我當時的筆記裡還留有更多關於盧布爾雅那的觀察，只是並未在那篇文章中刊出：男人們在潮濕寒冷的飯店餐廳裡抽著菸，而服務生則無視於顧客，自顧自地在喧鬧的搖滾音樂（「血、汗、淚」［Blood, Sweat & Tears］樂團的〈紡車〉［Spinning Wheel］）中閒聊。人們亂髮下的眼神顯得疲憊而困頓，沒有當時鄰近奧地利早已隨處可見的吹風機和名牌眼鏡，而且大家腳上的鞋子都看起來很糟。這是個人們一早就開始喝酒的地方。

然而，我在一九八九年採訪的每位受訪者，都讓我最初對盧布爾雅那的印象變得更加複雜。因為當時的南斯拉夫，其實已經開始瓦解，只是新聞還沒有察覺。

有人告訴我，「塞爾維亞人還在往後看，我們已經在向前看，想擺脫狄托南斯拉夫那套陳舊的體制。」另一個人說，「在斯洛維尼亞，狄托（他本身有一半斯洛維尼亞血統）已被完全遺忘。」還有人形容，「斯洛維尼亞在南斯拉夫聯邦之中，就像是出於良心而拒絕從軍的人。」也有人笑著說，「我們看的是奧地利電視，不是塞爾維亞電視。」最後，一位受訪者如此總結，「我們是一個向外看的小國；塞爾維亞則是一個只向內看的大國。」

總而言之，一九八九年十月的斯洛維尼亞，以西方標準而言，仍是一個貧窮且受壓迫的地方。然而，人們心中卻普遍懷著一股強烈不滿：他們認為自己不得不扶持南斯拉夫聯邦內那些更貧窮卻擁有更有權勢的國家，尤其是塞爾維亞。

在政治與文化層面上，南斯拉夫把斯洛維尼亞一路拖向南方，拖進巴爾幹半島，使它遠離了本應屬於自己的中歐位置，那個由哈布斯堡帝國歷史所賦予它的位置。事實上，正是這種被迫偏離自身歷史定位的怨懟，使斯洛維尼亞與波蘭、匈牙利一樣，強烈渴望加入西方世界，也因此積極擁抱自由主義與自由市場。

那已經是三十年前的事了。如今重返盧布爾雅那，就像回到同一棟房子，只是裡面換上了新的設備與家具。彷彿仍出自同一位藝術家之手，卻改用最細緻的畫筆，讓整座城市的輪廓描繪得更加清晰。

街上出現了新車、移動式減速帶、新式標誌、行人徒步區，以及經過設計的資源回收桶，還有飯店則帶著舞台燈光般的數位質感。而飯店裡的服務生提供了一流的服務，他們的手勢宛如芭蕾舞者般。人們身形纖瘦時尚，圍著時髦的圍巾，撐著講究的雨傘。在盧布爾雅那，我感覺自己比在皮蘭或科佩爾時更接近義大利，儘管前兩座城市曾深受威尼斯影響，而這裡的歷史背景主要屬於哈布斯堡。街上到處都是國際品牌，還有能看見許多前來瘋狂購物的亞洲遊客。

我在當地一間雅致的咖啡館裡，與曾兩度擔任政府官員、如今任教於當地大學的齊加．特克（Žiga Turk）交談。他和我在這裡見到的許多人一樣，思維和表達都相當中立、冷靜而清晰，沒有我記憶中冷戰末期巴爾幹半島那種沉重而緊繃的感覺。坐在他對面，我幾乎覺得自己身在布魯塞爾，而非昔日的南斯拉夫。

「我們才剛走出困境。」他說，「自從二○○八年金融危機暴露了我們制度基礎其實非常脆弱之後，現在才首次看到經濟開始穩定成長。」他接著舉例，「以科佩爾來說，它過去是南斯拉夫軍方的重要據點。但如今，那裡的港口管理其實比的里雅斯特更有效率，罷工也更少。將來還會有一條鐵路把科佩爾連結中歐。相較於的里雅斯特和里耶卡受附近丘陵限制，科佩爾的地形更有利於港口的持續擴建。」

他繼續用平穩的口氣說，「不過，你看看整個周邊地區，就好像我們正在見證第四個帝國的瓦解。第一個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崩潰的哈布斯堡帝國；第二個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瓦解的塞爾維亞人、克羅埃西亞人與斯洛維尼亞人的南斯拉夫王國；第三個則是冷戰結束後解體的社會主義南斯拉夫。而現在是深陷危機之中的歐盟。你知道為什麼沒有泛歐洲民粹主義嗎？因為整個歐洲並沒有一種能夠觸動人心的共同情感認同。」

他支持一個更強大的歐盟，因為這樣可以重建哈布斯堡帝國和鄂圖曼帝國時期相對和平的巴爾幹半島，讓各個歷史形成的地方區域再次繁榮起來。「但就目前而言，這場危機中，我們斯洛維尼亞人都認為，必須和德國站在一起，而不是義大利，也不是維謝格拉德集團（Visegrád，指中北歐幾個國家的合作組織），更不是克羅埃西亞。」對他來說，歐洲依然意謂著德國。只要德國的歷任總理仍保有如艾德諾（Konrad Adenauer）的歷史責任感，始終記得第二次世界大戰與冷戰留下的教訓，德國便仍然是一個值得信賴、令人安心的存在。

「當然，我們並不反俄，畢竟俄羅斯從未真正威脅過斯洛維尼亞。俄羅斯未來在地緣政治上勢必愈來愈需要與歐洲整合，因為它與中國、土耳其的結盟，終究難以長久維持。」他的意思是，俄羅斯在與中國的任何聯盟中，永遠只能居於次要夥伴的位置，而這是俄羅斯不可能長期忍受的。相較之下，若俄羅斯在歐洲與美國競逐，反而能提升自身地位。至於土耳其，它與俄羅斯在巴爾幹半島、高加索和中東地區的利益衝突太多，也不可能成為穩固盟友。

儘管斯洛維尼亞在冷戰期間雖身處共產世界，諷刺的是，與蘇聯之間幾乎沒什麼互動。如今俄羅斯在斯洛維尼亞的銀行業、鋼鐵廠都有投資，甚至還提議要投資一條天然氣管線。

「彷彿過去幾個世紀的歐洲強權政治又重新回來了。」他嘆息道，「俄羅斯重新進場，美國則退開了一步。」至於昔日的南斯拉夫，特克繼續說，「我們很慶幸南邊有克羅埃西亞，因為他們是如此反南斯拉夫、也反塞爾維亞，而把我們更進一步向北融入中歐。」

在這趟逗留期間，一再聽人提起：今日無邊界的申根區，其邊界大致與日耳曼歐洲的歷史範圍重疊，也就是昔日神聖羅馬帝國的疆界。因此，斯洛維尼亞終於有了一條在歷史上的天然邊界。然而，他的話語中依然藏著某種不安：彷彿只要歐盟繼續衰弱，斯洛維尼亞仍可能再次被拋離歐洲核心。即使如今的斯洛維尼亞早已不屬於巴爾幹——事實上，它或許從來也不真正屬於那裡。

一位年輕的歐盟法學教授馬特耶．阿夫貝爾（Matej Avbelj）騎著摩托車來咖啡館。他向我解釋說：「斯洛維尼亞至今仍在形成自己的中產階級。政黨缺乏資金，制度基礎薄弱，國會議員也常常只是些無足輕重的人物。我們其實還沒有真正建立起自由民主意義上的政黨結構，例如像鄰國義大利那種體系。這仍然是我們與他們、斯洛維尼亞與歐盟、盧布爾雅那與布魯塞爾之間的問題。」

而正如我稍後沿著亞得里亞海岸繼續南下，在克羅埃西亞、蒙特內哥羅和阿爾巴尼亞所看見的那樣，儘管共產主義早已解體，但它留下的問題依然揮之不去。

《環亞得里亞海之路》

作者： 羅柏．D．卡普蘭（Robert D. Kaplan）

譯者：李易安、范震華

出版社：馬可孛羅

出版日期：2026/10/8

內容簡介：

資深記者與地緣政治專家卡普蘭，孤身展開了一場環繞亞得里亞海的漫遊，穿梭於義大利、斯洛維尼亞、克羅埃西亞、蒙特內哥羅、阿爾巴尼亞與希臘之間。從冬日嚴酷寂寥的里米尼教堂到科孚島面臨難民潮衝擊的斷崖，他帶著數十年來閱讀的詩歌、歷史與哲學，與在地的思想家、政治強人交談，從地方的歷史肌理與美學特質中，描繪出亞得里亞海地區的真實樣貌。

責任編輯／丁昱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