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戰秩序的瓦解？國際社會對川普2.0美國轉變的5種評價

丹麥／格陵蘭與美國就格陵蘭問題的談判於台北時間2026年1月15日清晨結束。丹麥外交部長拉斯穆森（Lars Løkke Rasmussen）與格陵蘭外交部長莫茨費爾特（Vivian Motzfeldt）在會後向記者表示這是一場沒有共識（agree to disagree）的對話，因為他們並沒有說服美國政府放棄將格陵蘭島併入美國。

在這場會談之前，法國決定在格陵蘭首府努克設立領事館，德國、瑞典與挪威也決定派遣軍事人員進駐格陵蘭。拉斯穆森特別強調，他確實和川普一樣對北極新的安全形勢感到擔憂，但自冷戰以來，是美國從格陵蘭島撤出了軍隊。

拉斯穆森這句話迭有深意：冷戰期間，美軍在格陵蘭派駐了15,000人，但現在卻不到200人，格陵蘭島的長期安全在1951年美國和丹麥簽署關於格陵蘭島的國防協議以及北約條約等現有框架內也可以得到保障，美國如果只是想要擴大在格陵蘭的軍事存在，已有前例可循，何苦要以取得領土的方式解決？

川普究竟是在重畫疆界，還是在重寫秩序？

川普顯然以敵意的角度看待歐洲國家的新增駐軍的行為。他在Truth Social宣布丹麥、挪威、瑞典、法國、德國、英國、荷蘭和芬蘭等8國近期向格陵蘭增兵「目的不明」，還說「這對我們星球的安全、保障和生存來說是一個極度危險的局面」，並懲罰性地將這8國的貨物輸美關稅從10%提高到25%。

2026年，川普將口頭上的帝國主義轉化為實際行動。在當前國際評論的語境中，「川普正在摧毀二戰後國際秩序」幾乎已成為一種直覺式判斷。無論是對多邊主義的輕蔑、對盟友的公開施壓，還是對領土、資源與勢力範圍的直白表態，川普成了自由主義秩序的顛覆者。然而，這樣的敘事往往忽略了一個更困難、卻也更關鍵的問題：當我們指控某位國家領導人「破壞秩序」時，是否其實是在逃避面對該秩序本身早已失衡的事實？

冷戰結束後的國際秩序，長期以「自由、開放、以規則為基礎」的自我描述，卻在實際運作中高度依賴美國單方面提供安全、金融與制度公共財。這種安排——所謂「美利堅和平」（Pax Americana）——在美國仍保有相對優勢時得以維繫，但隨著中國在加入WTO之後迅速崛起的態勢、俄羅斯訴求歐亞空間（Eurasian space）甚至不惜發動戰爭力圖獲取地緣政治優勢、以及全球新興的開發中國家對既有規則的不滿加劇，這套秩序早已進入張力累積的狀態。川普並非這場危機的起點，更像是將潛藏的矛盾公開化、甚至以粗暴手段「重整」的催化劑。

正因如此，國際評論界對「川普與國際秩序」的評價，從來不是單一聲音，而是呈現出至少五種彼此競逐的理解路線。

編按：關於以下各種觀點的比較，可參考〈圖表／倪世傑論「川普治下國際秩序」的6種觀點〉一文的圖表整理。

觀點一：新帝國主義

第一種觀點是將川普視為「新帝國主義」的代表。在這個框架中，川普的外交政策被解讀為赤裸裸的單邊主義、美國獨斷專行、重啟帝國式擴張的色彩，以經濟制裁、軍事威脅與政治干預迫使他國讓渡資源與主權，無論是對拉丁美洲的強勢介入，還是對丹麥、加拿大等盟友領土的挑釁式發言，皆是公然踐踏戰後國際法與主權規範。

這類論述在歐洲自由派與部分拉美評論中尤為常見，其核心焦慮在於：一旦美國不再自我約束，整個秩序將退化為赤裸的強權政治。像是法國總統馬克宏講得最為直白，他在1月8日向法國駐外大使發表演說時痛批美國「背棄盟友」、「視國際規則為無物」，並暗指美國將世界拖入「新殖民主義和新帝國主義」危險之中。

甫於2025年底出版《解凍：為未來北極的爭鬥》 一書共同作者、倫敦密德瑟斯大學教授教授道茲（Klaus Dodds）就指出：「這看起來更像是一個擴張主義威權君主制新世界的組成部分，而不是一個建立在協議、框架、規範、規則和條約之上的世界。」

觀點二：門羅主義的回歸

第二種觀點則是正當化門羅主義的回歸。在這種思維方式下，川普並非無序的破壞者，而是試圖恢復以勢力範圍為核心的傳統地緣政治邏輯。美國重新強調西半球的排他性，防止域外強權——尤其是中國與俄羅斯——在拉丁美洲與北極地區建立軍事與戰略據點。

從這個角度看，川普的行動不是擴張，而是收縮，是美國試圖在全球多線承諾難以為繼的情況下，優先鞏固「核心區域」。這又以2025年底公布的新版《2025國家安全戰略》 明確提出對1823年門羅主義的現代修正，學界稱之為「川普推論」（Trump Corrolary）為代表。

這種觀點的核心邏輯是將西半球視為美國的特權勢力範圍，並以此作為全球收縮下的戰略堡壘。關鍵論點包括：美國不再尋求「全球霸權」，而是轉向鞏固「區域霸權」。美國將調整全球軍事部署，將資源從中東等「相對重要性下降」的區域撤離，重新集中於西半球，以應對移民、毒品與域外強權的滲透。

觀點三：反全球化秩序重構

第三種觀點則將川普視為「反全球化秩序的重構者」。這一派論者認為，問題不在於秩序是否存在，而在於這套秩序是否仍然公平。川普所反對的並非規則本身，而是反對在他看來對美國不利、卻讓競爭者搭便車的制度安排。從貿易、金融到安全分攤，川普的強硬姿態被理解為試圖重新談判成本與責任分配的策略，而在這當中重要的是「實力」。

如同大西洋委員會（Atlantic Council）非常駐研究員布吉奈特-弗羅利（Justina Budginaite-Froehly）所強調，美國總統不太可能被國際法方面的說教所約束，但他會對實力、清晰的立場和實地情況有所回應；如果歐洲想要確保格陵蘭島不會重蹈美國在委內瑞拉的覆轍，就必須停止只依賴規則的現狀，開始建構一種令任何脅迫都不可能實現的戰略現實。

第二種觀點與第三種觀點並不衝突，而是互為表裡。「門羅主義的回歸」代表美國在物理空間上的退卻，試圖在傳統勢力範圍內築起防護牆；而「反全球化秩序的重構」則代表美國在制度規範上的反彈，試圖廢除對其不利的合約，如同美國國務院宣布退出66個國際組織。兩者共同構成了一種「戰略性的防禦收縮」——現在的美國不再追求統治世界，而是追求在西半球與重寫的規則中，確保絕對的優勢。

觀點四：規則秩序神話論

第四種觀點認為，這個世界本來就沒有真正的規則秩序，是歐洲國家長期把「規則型國際秩序」當成自我安慰的神話；真正的問題不是「規則第一次被打破」，而是大國一直都在選擇性遵守規則，只是現在變得更赤裸。丹麥籍的歐洲議會議員達爾（Henrik Dahl）直言：「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很大程度上只是一個規範性的幻影，而中小歐洲國家尤其熱衷於在言論上將此奉為圭臬。

歐洲國家必須誠實面對權力政治一直都在的現實。例如評論人馬力克（Kenan Malik）坦言，二戰後所謂的「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其實是美國在冷戰格局下，通過聯合國、北約、世界銀行、世界貿易組織等機制，把有利於自身安全和經濟的規則制度化，而非一套真正的中立、普世的規則。

如果我們只把問題歸於川普本人，就會忽略更深層的結構：戰後秩序本來就是以權力現實為基礎，而不是理想化的國際社會基礎。在「沒有規則的霍布斯世界」以及「強權超越規則的世界」之間進行抉擇並不困難，所以下一步該問的或許是：如何在承認強權政治的同時，還能讓規則具有約束力？

觀點五：中國式歷史結構論

第五種觀點採取一種更具「歷史結構論」色彩的敘事方式，並以《新華社》筆下關於國際秩序轉型的「多極世界敘事」為代表。

這一立場並不將當前國際秩序的動盪歸因於川普個人的破壞性，而是將其置於更長時間的結構轉移之中，認為冷戰結束後的單極時刻正在衰退，「全球南方」不再只是秩序的被動接受者，而是重塑規則意義與實踐方式的關鍵行動者。「全球南方」正逐步崛起，並要求重新定義全球治理的權力分配。

在這套敘事中，重點在於既有治理架構——例如聯合國安理會的代表性、布列敦森林體系中的投票權配置——是否仍能反映當代世界的現實權力與人口結構？

中國官方論述認為，這些制度早已喪失實質代表性，因此引發非西方世界對改革甚至重設規則的集體訴求。正是在此背景下，中國提出一系列「全球倡議」作為替代性的敘事與實踐框架，包括：全球發展倡議、全球安全倡議、全球文明倡議，以及近來更系統化的全球治理倡議等。這些倡議共同指向一個核心主張：所謂的秩序轉型，並非意在推翻現有國際體系，而是透過強調「正義與公平」的重新詮釋，使全球治理更具代表性與包容性。

上述五種觀點可以看出，國際評論界對川普的分歧，表面上圍繞著帝國主義、門羅主義、全球化與規則秩序，但更深一層來看，這些爭論其實指向同一個關鍵問題：美國是否正面臨一個被低估、但正在成形的安全威脅結構，還是僅僅以「安全」之名，包裝一場權力與資源的再分配？這個問題的答案，將體現在下篇文章中探討的第六種觀點：防衛性再平衡。

責任編輯／張郁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