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帝國的擴張還是亡羊補牢？美國對安全威脅解讀的根本分歧

被忽略的問題：這是掠奪，還是延遲已久的防衛？

如同上篇最後提出的疑問，美國現在正面臨一個被低估的安全威脅？還是美國僅是以「安全」之名，包裝一場權力與資源的再分配？這些分歧在國際關係學者約翰・米爾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與美國現任歐洲司令部司令兼北約歐洲盟軍最高司令的格林克維奇上將（General Alexus Grynkewich）之間的對話格外引人注目，從中可以清楚看出兩人對於美國近期行動性質的根本歧見。

米爾斯海默以其一貫的現實主義立場指出，門羅主義的核心不在於干預本身，而是阻止遠方大國在西半球建立正式軍事同盟或部署戰略武力。在他看來，無論是中國還是俄羅斯，當前都不存在與委內瑞拉締結正式軍事同盟、或重演古巴飛彈危機的現實風險。因此，美國對委內瑞拉的強硬行動無關「大國政治」，而更接近於老派的帝國主義與資源控制，特別是對石油的覬覦。

這個判斷理論上自洽，卻在實務層面顯得過於僵化。問題不在於門羅主義的歷史詮釋，而在低估當代軍事與情報合作形態。現代大國競爭早已不再以正式同盟條約作為唯一指標，而是透過高密度且低可見度的軍事合作、情報共享與基礎設施的嵌入，來實現戰略效果。俄羅斯的TU-160戰略轟炸機多次停靠古巴與委內瑞拉，中、俄提供的防空雷達與飛彈系統在實戰中暴露效能的問題，又或是中國在古巴境內運作多處電子偵察與通訊監控設施，這些都未必構成條約同盟，卻已實質改變區域安全計算。

這便是美國歐洲司令部（USEUCOM）司令兼北約歐洲盟軍最高司令（SACEUR）格林克維奇將軍（General Alexus Grynkewich）提出的「戰略匯流」（confluence）視角，深刻描述了中、俄這種非正式、但高密度的協作體系。

格林克維奇指出，俄羅斯、伊朗與委內瑞拉正透過「影子油輪艦隊」規避制裁並轉運石油，為俄羅斯在烏克蘭的軍事行動提供關鍵資金，形成資金與戰爭機器的全球循環；中國更透過華為與中興在拉美建設基礎設施，將威權監控與情報技術直接輸出至美國後院，兩國還宣稱要加強情報共享。

換言之，格林克維奇將軍不再把這些國家視為彼此分離、各自為政的地緣政治威脅，而是理解為一個協同運作的對抗性網絡。所謂的「匯流」，不僅表現在軍事層面的技術互補與能力交換上，也體現在金融與物資流動的深度整合之上。從無人機技術的擴散，到外部資金與能源資源的相互支撐，這些連結正在逐步削弱美國及其盟友原本依賴的區域隔離與威懾邏輯。

實戰數據進一步證實了這種安全威脅的具體性：美軍突襲馬杜羅政權的行動中，委內瑞拉境內部署的俄製與中製防空雷達系統未能有效攔截，這不僅引發國際社會對中、俄軍事實力的質疑，更反映出西半球早已成為大國軍事技術實戰化的博弈戰場。

綜上所述，米爾斯海默將川普政權的行動簡化為單純的石油掠奪，忽視了這是一場捍衛國家安全利益、反制「戰略匯流」的必要防禦。在現代戰爭中，雖然缺乏正式條約簽署的軍事同盟，但情報設施的滲透、戰略轟炸機的停靠以及技術輸出所構成的軍事威脅，已完全符合門羅主義所欲排除的「遠方強權干預」。因此，美國在西半球的干預行為，實質上是對大國競爭威脅的正當回應，而非單純的「帝國擴張」；而川普選擇以高衝突的方式介入委內瑞拉政局，固然增加風險，卻也反映出他對「拖延成本」所需付出高昂代價下的深度警醒。

此外，格林克維奇將軍2025年就任美國歐洲司令部司令時曾經表示，以美國為首的北約聯盟必須做好準備，應對俄羅斯和中國可能同時在歐洲和太平洋發動戰爭的可能性，並提及2027年可能是潛在的衝突爆發點。如果川普此時未能即時「清理」美國的後院，2027年若爆發第三次世界大戰，美國將陷入自建國以來最險惡的「腹背受敵」困局。這不是帝國的傲慢，而是大國生存博弈中最深思熟慮下的現實主義判斷。

表面進攻，實則殘補：川普戰略的防禦性回應與非正式聯盟警訊

綜合上述爭論，本文傾向一種折衷的戰略判斷：川普政府近期在全球多處祭出強硬手段，看似主動進攻，實則帶有補償性、防禦性的意味，意圖彌補前朝——特別是歐巴馬與拜登時期——對中、俄在地緣縫隙中坐大所遺留下的戰略縫隙。

換言之，川普的種種激烈舉措，很大程度上是對既有局勢失衡的被動矯正：透過非常規手段來重建美國在一些關鍵邊緣地帶的威懾力和存在感。如同大西洋理事會總裁坎普（Frederick Kempe）2026年年初表示：「國、俄羅斯、伊朗和北韓這四大侵略者集團的合作程度，超過了自二戰前納粹德國、法西斯義大利和日本帝國以來任何專制國家集團的合作程度，川普接手的是這樣的全球情勢。 」

在川普的戰略算計中，歐巴馬政府「重返亞洲」（Pivot to Asia）但忽視拉美，拜登政府在俄烏戰爭的背景下專注歐洲，但未有效遏制中、俄滲透西半球，導致美國後院出現安全漏洞。川普強勢介入委內瑞拉，即是為堵上這道縫隙、重申西半球不容他國染指的決心，而川普劍指格陵蘭亦反映出此心態。

這與其說是擴張，不如說是亡羊補牢式的防守式反擊。在戰略匯流的角度下，這些非正式聯盟網絡可能蠶食美國在西半球的安全主導權。如同胡振東（Tony Hu）所警示的，防衛思維必須跨越傳統界線：「當你提到北約，一般都是想到防衛歐洲，但是北約也要同時防衛加拿大與美國。」

川普對委內瑞拉用兵的實戰效果，進一步驗證了上述安全憂慮的合理性與緊迫性。美軍在突襲中輕而易舉地摧毀了委內瑞拉多年來由中、俄供應並構建的防空雷達與飛彈系統屏障。美國官員事後揶揄「那些俄製系統不太靈光」的背後，隱含著深遠的戰略訊息：雖然中、俄提供的軍事技術在實戰中無法抵擋美軍的高精準打擊，但這些系統在美國後院的廣泛佈署，本身就說明了中、俄插手美國核心利益範圍的深度與野心。

川普此次「絕對決心行動」（Operation Absolute Resolve）的意義不僅在於剷除馬杜羅政權，更是對北京與莫斯科的警告，並揭示了一個冷峻的現實主義判斷：在新版《2025國家安全戰略》所架構的新秩序中，「權力」才是終極仲裁者，而非「規則」。但這僅是美國試圖「扳正」拉美地緣政治不均衡的第一步——美國絕不容許外來勢力滲透其核心安全圈，以應對2027年可能的全球性衝突挑戰。

表面上，國際評論界爭論的是川普究竟是新帝國主義、門羅主義回歸，還是摧毀規則秩序；但真正的分歧，其實在於「威脅」的判讀。

「新帝國主義指控者」把威脅指向美國本身的失控：當華府放棄自我約束，主權與國際法就失去保護力，小國在強權面前只能卑躬屈膝照單全收。

「門羅主義的回歸」代表當前川普政府的意見，把威脅指向域外強權對西半球與北極的滲透，因此主張美國回到後院優先與核心通道防衛。

「反全球化的秩序重構論」同樣具有川普主義的內涵，把國際秩序的威脅來源指向國際制度性的失衡：全球化成本與責任分攤失序、搭便車效應蔓延，若不重談條款，秩序將從內部持續產生對抗。

「規則秩序神話論」更強調國際秩序的威脅來源一直都是擁有指定規則能力的大國，只是川普更露骨。

第五種以「中國式歷史結構論」解釋威脅根源：當單極衰退與全球南方崛起，使既有治理架構代表性不足，則必然走向更公平的權力再分配，但美國卻單方面阻礙這個進程。

「防衛性再平衡」則從較長的時段看待自由主義國際秩序威脅的來源。在此框架下，川普看似擴張的高壓手段，才可能被理解為高風險的防衛性再平衡，其目的並非重振自由主義國際秩序，實則相反。因為川普認為美國是自由貿易體制、文化多元論下的「受害者」，這一點是必須說明白的。

編按：關於上述6種觀點的比較，可參考〈圖表／倪世傑論「川普治下國際秩序」的6種觀點〉一文的圖表整理。

中小型國家的焦慮：從格陵蘭到臺灣的風險因應

歐洲前線國家的疑慮，近來已經轉移為「俄羅斯威脅」與「美國『盟友』可信度」的雙重疊加。川普政府一方面將軍費門檻推到更高水位，要求盟國把國防支出拉升到GDP的5%，這看似是在強化威懾，實則也把「承諾」改寫成「先付費、再談保護」的交易語言。

另一方面，美國於2025年底公布的《2025國家安全戰略》不再以「共同價值」描繪跨大西洋關係，反而以「文明消亡」、「歐洲自由派路線」等語彙對歐洲政治冷嘲熱諷，並把美國戰略重心明確轉向西半球與邊境控制。這種語氣上的轉向，對波羅的海與東歐前線國格外刺耳：這些國家依賴的從來不是抽象的「美歐友誼」，而是危機時刻根據北約第五條的可預期性。（詳情可參考筆者先前撰寫的〈當美國劍指格陵蘭〉系列）

延伸閱讀：
• ● 當美國劍指格陵蘭（上）北極之爭與跨大西洋聯盟的壓力測試
• ● 當美國劍指格陵蘭（下）從威脅平衡理論看歐洲、加拿大的焦慮與對台啟示

當「可預期性」被削弱，安全焦慮就會產生不信任。近期德國民調顯示，約四分之三受訪者認為美國不再是可靠夥伴。在這個背景下，歐洲政策圈開始出現更具象的訊號：討論要在格陵蘭建立某種類似歐洲／北約的軍事存在，這不只是為了北極，更像是在對華府傳遞訊息——歐洲願意把「實力」放到桌上，讓盟約不再只剩道德聲明。

對台灣而言，川普對委內瑞拉的高壓行動帶來的啟示，從來不只是「美國敢不敢動手」，而是「美國怎麼定義安全」。

在川普式的秩序想像中，安全不再由規則與多邊程序規範，而更像由「對美國是否有安全意義的地緣因素」、「供應鏈安全」以及「可立即兌現的戰略資產」來定義。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台灣成了「矽和平」（Pax Silica）的核心節點：半導體不只是產業優勢，而是一種能迫使美國把台海穩定視為自身成本的結構性槓桿。

但槓桿絕不等於保證，當秩序更加走向交易化，矽晶圓的價值就會直接折算成「條件」，而非對台「承諾」。台灣能提供什麼？願意承擔多少？能否在美國要求提高軍費與更強硬的對中政策之下同步進行調整？這些都是談判條件。

當「矽」被視為可交換的資產時，台灣要面對的就不只是來自北京的壓力，還包括盟友政治的變數——盟友的支持可能更強，但條件也可能更硬。台灣真正需要的不是把矽神話化，而是把它制度化：把產業槓桿轉成可持續的安全安排、聯合研發與供應鏈治理，使任何人想對台灣發動不利益行動時，需要付出的不是口頭成本，而是實質成本。

談到制度化，這正是最令人不敢大意的部分。如同亞伯拉罕與蘇里（Sam Abrams and Jeremi Suri）這兩位美國政治學教授於今年1月1日投書《華爾街日報》的〈川普並未留下持久的政治遺產〉一文指出，川普的大部分工作都是通過行政命令和聲明完成的，缺乏法律或國會行動的支持，而這樣的行事風格並無法留下政策遺產，真正得以長存的並非單純的權力，而是透過法律、制度和治理規範，才能在任何領導人卸任後仍能長期塑造人們的行為。

至於川普所說「習近平在他總統任內不會想要攻台」的談話，則充分反映了美國智識界與政界的憂慮：如果川普主義更體現在個人層面而非制度層面，壓縮成個人意志與個人威懾，而非可被驗證、可被接續的制度安排，那對中小型國家而言，最危險的不是世界更吵、更兇，而是規則與承諾的來源變得更短期、也更個人化。

歐洲前線國家的焦慮，本質上是三種秩序想像的拉扯。他們一方面擔心華府在交易語言與單邊施壓下，滑向近似「新帝國主義」的任性支配；另一方面又不得不面對第三類秩序想像所揭示的現實——跨大西洋關係正在被重新議價，承諾被折算為成本與分攤；而第四類更冷峻的提醒則是：規則從來不會自動救你，真正能降低風險的是綜合國力與中、小國家間的集體行動。

台灣的焦慮則更集中於第六類，當美國以更高壓方式進行「防衛性再平衡」，仍必須回答一個更關鍵的問題——如何把高壓手段導回制度化安排，使盟友之間的成本機制可持續，而不是把安全押注在單一領導人的個人風格？

換言之，六種分類的用途不在貼標籤，而在於辨識目前所面對的究竟是規則底線的鬆動？同盟關係的交易化？還是威脅形狀改變而使既有制度支撐淪為空話？的哪一種威脅。

責任編輯／張郁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