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美國劍指格陵蘭（下）從威脅平衡理論看歐洲、加拿大的焦慮與對台啟示

歐洲的威脅天平：在美、俄之間選邊站？

華府對格陵蘭施壓的強硬手法，不僅考驗北約，也撕裂了歐盟內部輿論。表面上，歐洲各國在聲援丹麥、反對美國併吞格陵蘭上的立場一致，多國領袖共同表明「格陵蘭屬於其人民」，任何決定都必須由丹麥和格陵蘭自主作出 。但私底下，各國對美國此舉的威脅感受並不相同。

國際關係學者史蒂芬．沃爾特提出的「威脅平衡理論」（Balance of threat）提供了一把理解歐洲反應分歧的鑰匙 。該理論指出，國家結盟並非單純因對方實力強弱，而是取決於感受到的威脅大小。威脅程度取決於四大要素：

• ● 對方的綜合軍事實力
• ● 地理鄰近程度
• ● 攻擊性軍力
• ● 以及侵略意圖

也就是說，面對美國這一當今最強大的國家，歐洲各國並非一律視其為首要威脅，而是取決於他們認為華府的意圖和行動是否直接危及自身安全。

以波羅的海國家和波蘭為例，長期以來他們最擔心的安全威脅來自東側的俄羅斯。俄烏戰爭持續至今，俄軍對歐洲東翼的壓力有增無減，這些國家對美國安全庇護的需求迫切，自然傾向於「威脅平衡」中的典型現象：不論美國權力是否強大到構成威脅，他們仍選擇與華府結盟，因為在他們眼中俄羅斯才是更直接的生存威脅。

對於這些國家而言，即便美國在格陵蘭問題上的咄咄逼人確實令人不安，但他們更擔憂激怒華府會削弱美國對歐洲防務的承諾。因此，東歐多數國家在公開場合雖支持丹麥的主權立場，但言辭相對謹慎。例如：

芬蘭總統斯塔布（Alexander Stubb）在社群平台X上轉發丹麥總理聲明，並表示：「格陵蘭和丹麥的事務只能由格陵蘭和丹麥決定。芬蘭全力支持我們的北歐丹麥和總理佛瑞德里克森。」

愛沙尼亞總理邁可（Kristen Michal）則強調格陵蘭是「丹麥王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決策權在丹麥與格陵蘭雙方」。他明確指出，關於格陵蘭的所有決定應由「格陵蘭與丹麥獨自決定」。愛沙尼亞與丹麥這個「北歐—波羅的海盟友」站在一起，表達全力的支持與團結。

波蘭總理圖斯克（Donald Tusk）則是在不指名批判美國的前提下這麼說：「無論是敵人還是盟友，都不會認真對待一個虛弱且分裂的歐洲。這一點現在已經非常清楚了。我們必須最終相信自己的力量，我們必須繼續武裝自己，我們必須展現前所未有的團結。我為人人，人人為我。否則，我們就玩完了。」

「One for all, all for one」（我為人人，人人為我）出現在圖斯克的貼文中，並不是一句修辭性的勵志口號，而是一個高度政治化、戰略化的隱喻。要理解它的寓意，確實必須回到《三劍客》（Les Trois Mousquetaires）這個典故本身。

在大仲馬的《三劍客》中，「One for all, all for one/Un pour tous, tous pour un!」的真正含義並不是浪漫的友情，而是在生存威脅面前，任何一人的失敗，都意味著所有人的失敗；任何一人的防衛，都是集體的防衛。三劍客並非每次都彼此喜歡、意見一致，甚至時常衝突，但在面對王權、陰謀、外敵時，他們不能選擇「旁觀」，而是沒有選擇的集體責任（non-optional solidarity）。

但外交手段的運用往往充滿彈性與多樣的可能性。儘管歐洲各國領袖在公開場合展現了前所未有的強硬與團結，但若考量到現實政治的殘酷，他們仍會審慎評估每一項談判的機會，私下則可能敦促丹麥尋找折衷方案，避免將美國逼到對立面。從沃爾特的理論來看，這屬於「順從強權以對抗更大威脅」的策略：在他們眼中，就算美國強勢到讓歐洲感到壓力與不滿，但美國畢竟是盟友，而俄羅斯的虎視眈眈，才需要最優先被遏制的威脅 。

與此同時，法國、德國等西歐大國對華府單邊威脅盟友的做法則更加警惕。他們雖然同樣重視俄羅斯帶來的傳統安全挑戰，但評估美國此舉破壞戰後秩序的潛在影響風險更高。

法國總統馬克宏在2025年事件之初就高調聲援丹麥，不僅發表「不能購買或併吞盟國領土」的原則性聲明，還親赴格陵蘭示威性訪問，以展現歐洲團結。法國歷來主張歐洲戰略自主，不像東歐傾向依賴美國，因此在格陵蘭問題上更傾向強硬表態，以防止開啟21世紀「強權即公理」（Might makes right）的惡例。

德國方面，雖然在安全上依賴美國保護，但基於對國際規則的重視和憂慮聯盟面臨分裂風險，德國也明確支持丹麥立場。德國總統史坦麥爾（Frank-Walter Steinmeier）強烈批評了川普領導下的美國外交政策，並敦促世人，切勿讓世界秩序淪為肆無忌憚者可以隨心所欲地掠奪他們想要一切的「盜賊之窩」。

這些西歐大國權衡的是：美國此舉如果演變為衝突，不僅會導致北約瓦解、也會導致對俄防線崩解，整個歐盟的安全與經濟都將遭受巨大衝擊。因此，對許多西歐領袖而言，普丁與川普共同構成眼前最現實的威脅——而後者更直接威脅到跨大西洋關係的穩定，和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

歐洲國家一方面要對內維持團結，對外傳達「絕不接受以武力改變格陵蘭地位的紅線」等一致訊息；另一方面，又不能把態度升級到不可挽回的地步，以免逼得華府徹底翻臉，撤出對歐安全承諾。如同德國馬歇爾基金會巴黎辦事處主任昆塞茲（Martin Quencez）所言，歐洲人不能承受得罪川普政府的後果。歐洲各國領袖在公開聲援丹麥主權的同時，也得小心翼翼地避免使用過激字眼攻擊美國總統，以免讓川普政府進退失據、失去下台階。

某種程度上，歐洲正在雙線作戰：既要守住對格陵蘭主權的原則立場，又得安撫美國，防止同盟關係徹底破裂。這是一種艱難的平衡，而時間所剩不多。

時間緊迫：歐洲有能力嚇阻美國嗎？

伴隨川普設定的2026年3月最後通牒時限迫近，歐洲各國不得不嚴肅思考一個過去幾乎不可想像的問題：如果美國執意在格陵蘭採取單方面行動，歐洲究竟能拿出什麼辦法來阻止？

兩個月的時間轉瞬即逝，而歐洲手上的籌碼有限。首先可以排除的是與美國正面展開軍事對抗：英、法、德等主要國家不可能在短時間內調兵遣將部署格陵蘭，更不可能與美軍正面衝突。一旦北約盟國間兵戎相見，北約等於名存實亡，這是歐洲各國絕不願意承擔的最壞前景。

因此，「嚇阻」美國必須採取政治、外交及法律途徑，以提高華府動武的政治成本，同時尋找讓川普下台階的方案。歐洲的決策者們眼下能動用的短期策略工具包括：外交集體施壓、法律與國際輿論、經濟與科技聯繫、同盟機制約束等方式。

● 外交集體施壓：歐盟和北約可以召開緊急會議（例如：援引北約第四條進行盟國磋商），形成共同立場敦促美國克制。事實上，歐洲各國已公開警告華府，強行奪取格陵蘭將對盟友的主權構成不可接受的侵犯。透過統一步調的外交斡旋，歐洲希望喚起華府內較理性派的憂慮：這種行為將撕裂西方陣營，最終只會有利於俄羅斯與中國。

● 法律與國際輿論：歐洲及其夥伴國家可考慮將格陵蘭問題提升至聯合國議程，並以《聯合國憲章》中「禁止以武力取得他國領土」的核心原則作為論證基礎。即便美國能在安全理事會行使否決權，阻止任何具約束力的決議，相關討論與譴責仍可在聯合國大會中展開，進而形成實質性的道德與規範壓力。

與此同時，歐洲各國亦可支持格陵蘭向國際法院（ICJ）尋求諮詢意見，強調格陵蘭人民的自決權，以及外部強權施壓的法律界限。儘管國際法院的諮詢意見本身不具法律強制力，但在國際法與國際規範層面，仍具有重要的象徵與判例意義。

透過這些國際法律途徑，歐洲能向美國政府以及美國社會傳達一項清楚的訊息：若美國訴諸軍事手段，將違反二戰後所建立的國際秩序，這種行為將使美國淪為「國際秩序的破壞者」，並對美國的全球聲譽與領導地位造成嚴重且長遠的損害。

● 經濟與科技聯繫：雖然在短期內對美實施經濟制裁不切實際，但歐洲仍可尋求具象徵意義的措施，增加華府壓力。例如，暫停與美國的部分高層經貿對話、或推遲履行各式契約，並警告美國倘若局勢升級，不排除限制美國企業准入歐洲市場等反制措施。這類舉措短期內對美國經濟影響有限，但對川普政府而言是政治上的襲擊。此外，歐盟還掌握著一些關鍵技術和數據監管權力，或可作為對美談判籌碼，讓美國認識到盟友並非全無還手之力。

● 同盟機制約束：歐洲可以善用北約內部程序來拖延、或阻止美國單方面採取行動的合法性。例如，如果美國試圖以北約名義強化在格陵蘭的軍事部署，其他盟國可以拒絕在北約理事會替美國背書。丹麥亦可根據北約條約要求北約盟國進行集體磋商，明確指出自己受到來自盟國的威脅，從而將議題置於聯盟議程，迫使美方進入多邊討論程序。此舉雖然未必能真正約束白宮，但至少能爭取時間，增加川普繞過盟友行事的難度。

然而，我們也必須承認，歐洲的「嚇阻牌」遠不如美國在冷戰時期用於嚇阻蘇聯的那些硬實力工具來得直接。歐洲能施加的多半是政治和道義壓力，而川普政府是否在乎這些壓力？仍具有很大的不確定性。如果華府認定，攫取格陵蘭攸關國家安全核心利益，除非歐洲願意承受北約決裂、美歐翻臉的後果，否則難以單方面迫使美國收手。歐洲國力雖整體可與美國相比，但在軍事和戰略決策上仍缺乏統一意志，更何況眼下仍深深依賴美軍遏制俄羅斯。

在這種掣肘下，歐洲各國內部其實普遍明白，他們真正寄望的「嚇阻力量」其實在美國內部：包括美國國會兩院的制衡、輿論的約束，以及美軍高層對毀盟之舉的憂慮。如果美國內部能意識到付諸武力的代價高昂，也許才能讓川普政府三思。而歐洲所能做的，就是盡可能強化這種認知。

加拿大的「下一個」焦慮症：兼論台灣的機會與困境

對加拿大而言，格陵蘭風波之所以格外敏感，並不僅因這關乎北極安全或航道治理，而在於它與另一個更具震撼性的訊號同步出現：加拿大本身也反覆被川普以「可能成為美國國土」的語言威脅。當併吞、納編、或以軍事與經濟壓力逼迫對方讓步的想像，被公開當作政策選項反覆釋放，雙邊關係便不再只是盟友間的摩擦，而開始滑向「主權可被重新定價」的權力政治。

正因如此，加拿大總理卡尼（Mark Carney）在巴黎與丹麥首相佛瑞德里克森會晤時，罕見地以高度明確的語言表態，強調格陵蘭的未來「只能由丹麥與格陵蘭人民決定」，並重申自決、主權與領土完整是不可動搖的基本原則。

加拿大同時宣布，將於2026年2月初在格陵蘭首府努克設立領事館，並由外長與具有因紐特人血統的總督西蒙（Mary Simon）親自出席，刻意將支持丹麥與格陵蘭的立場制度化、可見化。加拿大這些動作已不只是外交象徵，而是對華府釋放清楚訊號：加拿大拒絕將「領土化語言」視為可被容忍的談判風格。

然而，加拿大的政策風險依然存在於結構層面。其一，加拿大畫的紅線是否足夠清晰？若加拿大對美國「第51州」式言論的回應止於辭令，反而可能被解讀為仍有施壓空間。其二，一旦美方持續將主權議題武器化，加國國內對美依賴、國防自主與外交路線的分歧勢必擴大，加拿大是否具有足夠的內部承受力？其三，加拿大在安全、經貿與供應鏈上高度嵌入美國體系，使得加拿大難以採取對等反制措施，卻又無法承受長期示弱，顯見加國能採取的回擊手段與美國並不對稱。

因此，加拿大真正面對的不是北極治理問題，而是如何在不與美國正面對撞的前提下，仍能守住「盟友關係不得滑向主權威脅」這條底線。格陵蘭若被美國以單邊方式改變現狀，將不只衝擊北約，也會強化一個對加拿大極為不利的先例：領土與主權可以被當成戰略交易的一部分。而在這個發展中的案例下，加拿大已不再是旁觀者，而是被迫必須提早站位、也必須承擔後果的當事國。

對台灣而言，格陵蘭與加拿大所面臨的處境，並非遙遠的地緣政治插曲，而是一則高度現實的預告。當強權開始以「安全需求」為由重新詮釋主權，盟友關係又被納入交易與施壓的語言體系，中小型政治體最危險的風險不是被強權直接入侵，而是被迫在「默許現狀（被）改寫」與「承擔全面衝突風險」之間做出選擇。

知名記者何貴森（Chris Horton）說「國際法曾不在乎台灣」的論斷有些言過其實了。台灣長期並非倚重單一國家的口頭承諾，而是仰賴國際法上「禁止以武力取得領土」的原則、主要民主國家在台海議題上的共同表述、以及一系列可操作的合作架構所構成的政治與外交防護網。例如：G7、歐盟與北約在相關聲明中反覆強調「反對以武力或脅迫改變（台海）現狀」，加上美日同盟、美菲協防、美澳與AUKUS等印太安全安排所帶來的戰略嚇阻與協調能力。台灣正是在這樣的世界轉換中首當其衝。

格陵蘭危機提醒我們，真正的風險不只來自內部與外部敵人，也可能來自同盟體系內部規則的鬆動。對台灣而言，如何在強權競逐與秩序鬆解之間，維持清晰的主權敘事與多重戰略連結，將不再是可以從中選擇的選項，而是攸關生存的條件。

責任編輯／張郁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