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東國家的現代奴隸：黎巴嫩卡法拉制度下的家務移工
黎巴嫩現場採訪、攝影／陳彥婷（獨立記者）
▎接續上篇：《被拋下的幫傭：黎巴嫩戰火下，無處可去的外籍移工》
戰火燃燒逾13個月的黎巴嫩，終於迎來停火。曾經繁華的土地上，除了居民，還有一群長期被忽視的人，苦痛鮮少有人聽見。移工、性小眾——被社會邊緣化的身影，從未真正融入主流，在戰爭陰影下成為最無助的存在。當炮火擱置，所謂「和平」是否只屬於某些人的平靜？獨立記者陳彥婷走進被遺忘的角落，記錄在真主黨與以色列戰爭中遭遇滅頂之災的移工與性小眾。戰爭結束了，但社會的裂痕未必痊癒。遺落在時代縫隙的弱勢群體，如何在未來的黎巴嫩找到一席之地？
「假如我沒有登上那班飛機，我的命運會不會改寫？」這個問題，或許是Myra過去20年來，不斷在她心中盤旋的迷思。
原本生活安逸的她，在菲律賓曾是有執照的護士，日子平穩無憂。她能流利地講英語，和許多志向遠大的年輕人一樣，Myra也渴望新的挑戰。2004年，她決定放下已有的安穩生活，嘗試在加拿大尋求護士職位的機會。命運似乎總是充滿意外，一次會面中，仲介向她推薦一個出乎意料的選擇：有個黎巴嫩的家庭需要一名私人看護，條件不錯，還能擁有些許私人時間和不錯的薪水。Myra猶豫再三，最終踏上了前往中東的航班。
然而，現實與想像大相逕庭。「我確實成為了那個5歲男童的私人看護，照顧他患有癲癇症的病情，但工作內容遠不止此。」Myra笑著回憶，語氣中夾雜一些無奈。「我不僅要照顧他，還要幫忙打理家中的大小事，做飯、打掃、洗衣，簡單來說，我變成了一名家庭幫傭。」
由專業看護變成普通家傭，那時的她並不甘心，但也無奈接受了這個現實。從打掃、做飯、洗衣服等家事她都唯唯諾諾，試著將這份工作盡可能做到最好，「直到有一次，我的女主人要求我打掃陽台，而我有懼高症。當我向她解釋時，她竟然回我說：『所以妳覺得我們是請妳來讓你摔死嗎？』」
黎巴嫩約有13.5萬名移工，大部分來自衣索比亞、孟加拉、獅子山共和國、斯里蘭卡和菲律賓。大多數移工是女性，她們受雇到私人住宅做家務工作，包括打掃、煮飯和照顧雇主的孩子。連同家庭幫傭的外來移工只能應用唯一的合法制度——卡法拉制度（Kafala），雇主作為移工的擔保人和贊助者，負責申請移工的工作簽證，同時可決定合約條款和工作條件，令移工更容易受到剝削和虐待，甚至走入人口販賣圈套。
不少家庭幫僱的經歷中，雇主會沒收他們的護照與簽證文件，令他們無法中止合約或離境。此外，不少雇主訂下苛刻的工作條款，例如永遠把移工鎖在家内、沒有雇主陪同不可外出；休息日不定時，或者可能一個月只有一天；有些移工沒有自己休息的房間，要與雇主的孩子同睡、睡走廊、睡廚房、睡陽台等，有移工支出，有人曾8年都沒有放假，有人完全不知道自己在黎巴嫩哪個地區工作，有的甚至沒有電話卡。
27歲的Suward本來在獅子山共和國開時裝店，生活不俗，但她為了子女未來，打算把生意擴展，當時時裝店月收入只有150美元，她被到海外當僱員月薪350美元的優厚薪資吸引。從抵達的那一刻起，她被載往一個家庭作幫傭，這是夢魘的開始。沒收電話、護照，呼喝她做家事⋯⋯她不諳阿拉伯文，女主人很強勢，她只能唯命是從。有一次，雇主要求她處理水煙，Suward因健康原因沒有完成工作，對方便對她拳打腳踢，成為她在黎巴嫩遭遇暴力的開始。
黎巴嫩美國大學2022年報告中曾指出，68%家務幫傭受到一定程度的性騷擾，11％受到性侵犯。無國界醫生指出在2022年，近1500名幫傭因為工作或居住環境，深陷憂鬱、焦慮或創傷困擾，需要接受輔導。國際非政府組織人權觀察在2008年調查，每一周就有一名幫傭不自然地死亡，多為自殺。
幫傭死亡的另一項原因是嘗試逃跑，在艱難處境之下，不少移工只能選擇逃跑，但除了承受被抓的風險之外，雇主也可能控訴移工在家偷竊，來推卸支付移工離境的費用，再來是移工基本上沒辦法取回自己的文件，加上脫離合約，不符合文件要求，可能面臨被羈留、遣返。
畸形的卡法拉制度源於伊斯蘭法律的法律監護人，在20世紀初，因採珠等產業需要外地勞工而在海灣國家興起，本來是引入鄰近國家的阿拉伯工人，但因為憂慮外來的阿拉伯人會在國內傳播另類思想，挑戰海灣國家主權，加上東南亞僱員更便宜，許多雇主在70年代石油業興旺時，開始轉為僱用東南亞國家的非阿拉伯工人。對海灣國家而言，湧入大量移工令人口比例急劇轉變，有些國家50年內人口飆升10倍，為了保障本地雇主，卡法拉制度逐漸演變成雇主極權的制度。
這種「擔保人制度」並非黎巴嫩獨有，沙烏地阿拉伯、約旦、阿曼、卡達、科威特、約旦、巴林、阿拉伯聯合大公國都有，但各國的卡法拉制度稍有不同，例如在黎巴嫩，移工不受勞動法保障，沒有基本合約，換工作、終止合約都必須得到雇主許可。但黎巴嫩的勞動法對於基層工作的家庭幫傭者尤其苛刻，第七條特別剔除他們，讓他們沒有最低工資和工時的保障，沒有定期休息日，也不可參加工會。
相比之下，香港和台灣法規較為重視家務幫傭的基本權益。在香港，幫傭享有最低工資、休息日保障，以及合理的工作時間，又享有《僱傭條例》及《雇員補償條例》等與本地僱員同樣的僱傭權益及保障，台灣也有類似的法規，幫傭每天必須享有總計不少於12小時的休息時間。雖然在執行上仍存在挑戰，尤其是在工作環境的透明度和僱主責任上，但比起幫傭被視為雇主財產的黎巴嫩，仍算是小巫見大巫。
曾在2015年，黎巴嫩的國家聯合勞資工會宣布建立一個家庭幫傭工會，超過200名幫傭響應，國際社會亦支持，但國内聲音卻異常保守。時任勞動部長直指工會違法，斥法律程序足以保障權益，而非把幫傭扯入政治與階級的遊戲，又指外來移工打擊國內競爭力，質疑成立工會只為國際社會的捐款。最終，工會在一片唱衰聲下解散，深化卡法拉在黎巴嫩國内的關係。
黎巴嫩司法機構多年沒有為幫傭權益把關，缺乏投訴機制，執法部門漠視雇主虐待行為早已為人詬病，國際人權組織斥責利害關係人與其他國際組織亦置若罔聞，如歐盟、聯合國等缺乏推行實際措施，加上整個制度涉牽涉價值一億美元的產業鏈，仲介公司便賺取近6成，所以他們明知移工將面對虐待、不合理工作，仍然視若無睹，推動廢除卡法拉制遇上阻力，各國社會也沒有加以打擊。
「仲介不會告訴他們事實，有些人連這邊有戰事也懵然不知。這邊國家用專機把幫傭送走，明天又有新的一批女人來到。」Myra說得特別感慨，因為她自己也是受害者。自從與女雇主的一次爭執，Myra的底線被踐踏，向仲介要求返回菲律賓，但仲介要她自行繳付3,500元美金的手續費，Myra不希望為家裡帶來困擾，最終選擇留在黎巴嫩，並接受成為家庭幫傭的命運。
隨著時間流逝，Myra逐步擺脫卡法拉制度的枷鎖，當過美髮師又轉了行，最終結婚。Myra不僅重獲自由，還與兩位同樣來自菲律賓的朋友Mimi和May共同創立一個支持菲國同胞的團體Tres Maria。「沒有人比起移工，更能夠理解移工的處境。」自知黎巴嫩國內有經濟問題，國內風氣亦不特別積極，Myra便決定自己組團自己救，從疫情期間開始支援在黎巴嫩的菲律賓人，從一開始每星期固定發放米、罐頭食品、日用品等，到後來開始舉辦文化交流活動，又販售手工醬料和手作產品，為當地移工社群提供經濟支援。
「假如我沒有登上那班飛機，我的命運會否被改寫？」Myra依然無法確定問題的答案，但肯定的是，在沙漠中生根發芽的卡法拉制度，束縛無數移工的命運，讓他們的希望如同隨風而逝的沙粒。幫傭要走出困局，跨越到自由，除了依靠當前的國際組織之外，或許只能依賴自己。
責任編輯／王穎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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