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瑪斯的崛起:巴勒斯坦路線之爭與加薩困境
作者按:我在本站前一篇文章梳理了猶太復國主義、英國託管、以色列建國後的數次以阿戰爭與巴勒斯坦民族主義運動等數條脈絡,以及它們如何相互交織。本篇重點將放在哈瑪斯的崛起過程、治理加薩的手段以及其統治時期加薩的人道危機。結合兩篇的脈絡鋪陳,我們或許可以對今日加薩為中心的以巴衝突有更清晰、全面的理解。
前篇提到,哈瑪斯的全稱為「伊斯蘭抵抗運動」(羅馬拼音轉寫:Harakah al-Muqāwamah al-Islāmiyyah,「HAMAS」係取其阿拉伯文全名的首字母音譯縮寫),其崛起於1987年第一次巴勒斯坦大起義(the first Intifada)。哈瑪斯的前身是加薩的穆斯林兄弟會,因此哈瑪斯代表的是巴勒斯坦民族運動中具伊斯蘭主義色彩的力量之一。1988年,哈瑪斯頒布《哈瑪斯章程》(the Hamas Covenant)作為運作綱領,主張解放巴勒斯坦全境,結束以色列的佔領,並強調透過「聖戰」(Jihad)來建立一個獨立的巴勒斯坦伊斯蘭國家(Islamic state)。
哈瑪斯初代領導人、精神領袖雅辛(Sheikh Ahmad Yassin)生前即不斷強調,武裝抵抗是建立巴勒斯坦國家的唯一手段,和談無法保障巴人權益、也無助於巴勒斯坦建國,故堅決反對任何與以色列和談或放棄武裝鬥爭的嘗試,包括奧斯陸和平進程(Oslo Peace Process)在內。為此,哈瑪斯不惜以汽車炸彈、暗殺等恐怖攻擊手段,來對抗軍事、經濟、外交力量均遠超己方的以色列。哈瑪斯往往也因其反猶意識型態與不擇手段的戰爭行為而被視為恐怖組織,在國際間受到譴責。
縱觀哈瑪斯數十年來的武裝鬥爭歷程,予人極負面的印象顯然其來有自。然而,哈瑪斯可遠不止外界印象中的「恐怖組織」那麼簡單。哈瑪斯作為加薩的「在地勢力」,早在1960、70年代加薩穆斯林兄弟會時期就將武裝鬥爭結合宣教(da’wa)理念,並以專注社會服務,如建立清真寺、學校、醫院等設施的方式照顧加薩的巴勒斯坦人,累積了不少群眾支持,因而能在80年代末第一次大起義時順勢而起。
2006年控制加薩後,哈瑪斯更進一步透過警察與安全部隊、建立在加薩的媒體機構(如 al-Aqsa TV)等手段強化其對內控制與宣傳。哈瑪斯這套以伊斯蘭為核心的抵抗策略、強調伊斯蘭律法的治理政策,也導致女性權益、性別暴力等問題難以改善,往往易受外界批評。以色列也擅於藉機攻擊這一現象,指控哈瑪斯的社會服務措施都是宣揚其伊斯蘭意識型態、培植恐怖勢力的工具,強化自身攻擊加薩以「徹底消滅哈瑪斯」的正當性。然而這並不意味以色列就成功解救活於苦難的加薩人民。出身加薩,關注當地性別暴力問題的記者比珊就曾形容,加薩女性依然「在以色列殖民佔領、哈瑪斯統治與傳統價值觀的三方挾持下進退無路」。
如前篇提到,巴勒斯坦解放組織(PLO)在流亡期間漸漸轉向外交手段,卻同時失去在地連結與支持。而哈瑪斯一方面堅持武裝鬥爭、拒絕一切和談可能,在巴解的缺席之下脫穎而出,成為巴勒斯坦地面鬥爭的領導者。在武裝鬥爭之外,哈瑪斯也十分懂得隨著外在形勢的變化來調整其鬥爭策略。
專研哈瑪斯與巴勒斯坦問題的學者包修平從哈瑪斯的「抵抗」理念與論述出發,提到哈瑪斯的抵抗是一個整體的概念,不僅限於軍事行為。而隨著以色列宣布單邊撤離加薩的計畫(Disengagement Plan),哈瑪斯的重心也轉向政治參與,並與法塔赫攜手,參與巴勒斯坦政治整合。2006年巴勒斯坦議會選舉中,哈瑪斯大勝,但也因政治理念不合而導致其與法塔赫在選舉後決裂,甚至爆發軍事衝突。於是在2007年正式決裂時,哈瑪斯將法塔赫的勢力逐出加薩,成為加薩的實質掌權者,形成了法塔赫主導的巴勒斯坦自治政府控制西岸、哈瑪斯控制加薩的對峙局面。
▌被封鎖的露天監獄:加薩的全面困境
至此,我們大概可以從巴勒斯坦民族抵抗以色列、尋求建國的脈絡中理解哈瑪斯崛起的原因。從哈瑪斯成立之初開始,其與加薩就宛如命運共同體,近十多年來情況尤甚。哈瑪斯治理下的加薩貧窮、混亂,而其最大的困境,即是面對以色列與埃及的邊境管制:約200萬巴勒斯坦人居住長40公里、生活條件極差,宛如大型露天監獄的狹長地帶中。儘管以色列於2005年開始執行撤離計畫,拆除加薩境內的屯墾區,但其對加薩的封鎖並未停止。在哈瑪斯控制加薩後,以色列即透過對加薩施以海、陸、空的邊境管制,極大限制了其水源、糧食、人員與其他物資的進出。
面對封鎖,哈瑪斯發展出獨特的「地道經濟」(Tunnel economy),利用加薩—埃及邊境數千條地下通道交換、走私物資,企圖突破封鎖,重振加薩的經濟。然而這些終非支撐一國經濟的長久之計,尤其在2013年埃及穆斯林兄弟會政府倒台後,埃及軍方摧毀了地道,中斷了加薩的地下經濟命脈。
被封鎖的處境,也使得加薩陷入持續的、全方位的人道危機:難民安置問題、超過95%的水源受污染而無法安全飲用、連續數年高於40%的失業率、75%以上的人口面臨糧食危機等等,整個加薩的日常生活物資都極度仰賴國際援助。此外,以軍與哈瑪斯自2008年以來的數次衝突,已造成加薩數千人喪生,近萬巴勒斯坦人的居所待重建。加薩的脆弱同樣表現在此次哈瑪斯與以色列的戰爭中:以色列與埃及封鎖邊境的幾日內,加薩的水源、糧食與能源供給皆被切斷,地區內唯一發電廠甚至已進入斷電狀態,更有20多萬加薩人從住家逃離(多數躲進聯合國在當地的學校)。
而十多年來,即使是非戰爭狀態,加薩的巴勒斯坦人也須每日面對朝不保夕的絕望生活。近幾年,隨著週邊阿拉伯國家陸續與以色列關係正常化,巴勒斯坦主權問題漸漸在區域政治中受到邊緣化,加薩的人道危機與治理問題更是如此。除了聯合國、國際特赦組織、人權觀察,以及少數關注並聲援巴勒斯坦的人權團體外,國際社會幾乎對加薩的日常困境視而不見。
在此絕望的背景下,不少加薩人將不斷與以色列交火、對抗的哈瑪斯視為救星,與他們在封鎖線上與以色列軍警、右翼分子的日常肢體衝突、抵抗行為宛如一體。對於加薩、甚至部分遠在西岸的巴勒斯坦人而言,獨立建國無望、家園被佔據、面對日常的衝突威脅與生存危機、被權力掮客出賣所帶來的剝奪感,都可能一步步把他們推向與哈瑪斯並肩,同仇敵愾的境地。
▌結語:戰雲之下仍問題重重
篇幅所限,本文所談的巴勒斯坦問題來龍去脈省略了很多細節而未能盡善盡美,包含法塔赫與巴解的發展歷程、西岸的現狀、週邊阿拉伯國家與歐美列強的角力、地緣政治局勢等等——這些都或多或少對巴勒斯坦的現況產生影響。儘管如此,本文目的仍是希望為讀者看待以巴關係、哈瑪斯武裝鬥爭與加薩困境提供一些思考脈絡,且不讓戰爭的血腥完全掩蓋對問題本質的關注。與譴責暴行同樣重要的,是全面檢視暴行以及其背後的悲劇何以發生的歷史條件。認識到這些,我們才能在找尋以巴問題完全解方的道路上,看到哪怕一點微弱的希望。
責任編輯/王穎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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