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俄侵略的正義表態？波羅的海掀起「蘇聯紀念碑清除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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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俄羅斯侵略烏克蘭之故，長期與大國勢力對抗的波羅的海三國，立場更堅定，於今年陸續通過「去蘇維埃」相關法令，並趕在 12 月拆移重要紀念碑，更改街道名。例如立陶宛首都維爾紐斯市長希馬修斯（Remigijus Šimašius）在今年 2 月，俄羅斯對烏克蘭發動戰爭後，即對媒體發出一份聲明，指出該市自 1991 年獨立以來，即逐步移除市內的蘇聯標誌——紀念碑、雕像和其他對前佔領者的紀念物，現在還要再拆一個。

他聲明中所指的最後一個標誌，即是位在維爾紐斯城市東邊、Antakalnis 公墓裡的花崗岩蘇聯軍人雕塑。這六個高達六公尺的花崗岩雕塑，是藝術家於 1950 年代設計，至 1980 年代再修建的作品，更是立陶宛著名的紅軍紀念碑。儘管維爾紐斯市於年初即有計畫，卻遲至年底才動工，並於12月中完工。報載，拆除工程耗資 60,000 歐元（約新台幣 195 萬）。

然而，移除這座花崗岩塑像並不如想像中簡單，尤其它位處在作為文化遺產保護的 Antakalnis 公墓裡——這個佔地約兩公頃、位處維爾紐斯城郊的紀念墓園葬有拿破崙東征的士兵，立陶宛前總統與藝文名人，蘇聯時期政府官員，波蘭人，二戰時期身亡的蘇聯士兵，還包含換言之， 1991 年1 月因訴求獨立、發動運動，而喪命於蘇聯坦克槍砲下的立陶宛人。這座公墓具體而微地呈現立陶宛的近代史圖像，故成為維爾紐斯市的文化遺產。

儘管 Antakalnis 公墓帶有「多族群共存」的多元性，但相較於南邊的波蘭或猶太墓園，蘇聯元素仍顯突出—— 5 月 9 日慶祝蘇聯在二戰獲勝的中央慶祝活會在此舉辦，居住在立陶宛數千名俄羅斯人或外交官員都會聚集在此。

因此，維爾紐斯市政府拆移雕塑的決定，招致境內俄羅斯裔強烈反對，進而向聯合國請願：他們認為工程車進入墓地，會使墓碑在搬移過程中移位，也會褻瀆在二戰中與納粹德國作戰的先人。這項請願引起人權委員會關注，拆遷工程因此不斷延宕。對此，維爾紐斯市政府表示，聯合國被請願書誤導，錯以為墓地會被影響——事實上，紀念碑位處墓園之中，三千名蘇聯軍人墳墓在其兩側，而不是在紀念碑之下。他們拆的是紀念碑，並非墳墓。

「我們當然不會碰墓碑，只是著手拆除雕塑群——沒有人埋在它們下面，蘇聯將墓地變成意識形態偶像紀念館的習慣令人反感，」維爾紐斯市長希馬修斯發言強烈：「如果你去參觀 Antakalnis 公墓的蘇聯墳墓，會感覺自己彷彿處於另一個現實中——佔領者的士兵在那裡被稱為英雄和游擊隊員。」

他更進一步表示，很多國家會傾向不去處理這樣的墓碑，他們也不會對墓碑下手，但為了呈現歷史客觀性，他們會朝著加裝訊息說明的方向規劃，好讓市民與遊客了解這裡葬著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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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除完工那周，極地寒流帶來的大雪，覆蓋了工程痕跡，仿若原置放雕塑的基座本就毫無ㄧ物。白雪茫茫，我指著照片問園區維護人員雕塑位置在哪裡？卻有人答：「在格魯塔斯（Grūtas park）。」

曾受蘇聯統治的立陶宛自 1990 年宣布獨立後，境內絕大多數的列寧及蘇聯人物紀念碑都被清除、毀壞。為了將部分雕塑留予後人，新政府將其存放在國有倉庫，但既無人整理也浪擲稅金。於是，立陶宛政府啟動一次標案，好讓這些紀念碑可以得到維護與展示，最終由企業家馬利納烏斯卡斯（Viliumas Malinauskas）得標——他在位在維爾紐斯西南方約 123 公里遠的私有土地上打造佔地 20 公頃的雕塑公園以展示這段歷史，並自行維護，不需政府補助。這個名為格魯塔斯的雕塑公園於 2001 年正式成立。

儘管這個夾雜動物、列寧與史達林的公園，像是古怪的拼裝車，但創辦人對於「去除威權象徵」，很有一套想法，網站上如此提醒：「將『偶像』從基座上取下，改變紀念碑的展示位置和狀態，並使用特殊的展示技術加以額外輔助，會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改變紀念雕塑的意識形態脈絡。⋯⋯」園方還補充說明：蘇聯意識形態對於社會影響重大，透過公開展示，讓曾經壓迫並傷害立陶宛數個世代國家精神的赤裸裸的蘇聯意識型態，得以被看見。

不過，Antakalnis 公墓的紅軍雕塑其實是會送到國家博物館，非如園區維護人員所言，是送到格魯塔斯。而我想要在墓園找的是「遺跡」，不是雕塑本身，故憑直覺猜測二戰蘇聯將士與蘇聯墓區的方位，並真的發現了它——確認並不難，因為唯有此區在入口兩側刻出 1941 與 1945 兩排數字，並立有全新的告示說明此處有 1940 至 1990 年蘇聯佔領立陶宛時期的士兵共產黨員官員及其親屬，「自佔領以來，所有紀念碑、日期、銘文都保留下來」，「請尊重逝者的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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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俄烏戰爭而起的「去蘇維埃」，不只有紀念碑。維爾紐斯市政府今年陸續接到更改蘇聯街道名的提案，但多遭維爾紐斯市的歷史記憶委員會否決。據媒體報導，居民爭相提出類似建議，像是以蘇聯數學家柯瓦列夫斯卡婭（Kovalevskaya）與文學家普希金（Alexander Pushkin）為名的學校就被提議更名，但委員會認為許多訴願的論據不清楚，也無具體社區目標，故不受理。該委員會發言人也對媒體強調，他們的立場溫和，也盡量避免讓現正發生的時事與歷史記憶產生混淆。

但與這樣的意見相比，立陶宛政府的立場卻是強悍。幾乎就在維爾紐斯決定拆除蘇聯士兵不久，中央政府便提出「去蘇維埃化法」（Desovietisation law）草案，並在該紀念碑即將拆除完工之際—— 12 月 13 日——國會在 6 名議員棄權，103名議員同意下，表決通過此法。

此法通過，意味此後立陶宛政府可依據此法，逐步禁止在公共場所宣傳「極權主義和獨裁政權及其意識形態」之情事發生。換言之，該法不僅為拆除蘇聯時代紀念碑和紀念物提供法源依據，還授予地方政府更改街道與其他相關物事名稱的權力——然博物館、檔案館等向大眾宣傳極權專制後果，以及將相關物件用於教育、學術、藝術收藏等目的者，不受此法約束。

積極「去蘇維埃」的，不只立陶宛。波羅的海三國過往雖有處置蘇聯象徵的行動，但大抵還是任其污損或無視的消極處理，俄烏戰爭的爆發，顯然催動了「去蘇維埃」的引擎，其以拉脫維亞為首，率先拆除公共空間中的紀念碑或象徵物，並考慮「完全移除」。甚至在聖誕氣氛濃厚的 12 月，拉脫維亞仍趕著拆除六十餘座蘇聯紀念碑。

而相關立法，也是拉脫維亞開了先鋒，於 6 月 16 日三讀通過「禁止在拉脫維亞共和國境內展示美化蘇維埃及納粹政權及其拆除物品」法案（the Prohibition of Exhibiting Items Glorifying the Soviet and Nazi Regimes and Their Dismantling in the Territory of the Republic of Latvia）。該法規定：拉脫維亞境內約 300 座蘇聯佔領政權與軍隊的紀念碑、牌匾與紀念場所，將可依據此法移除，並於博物館收藏。而其立法理由則是：防止對拉脫維亞作為民主國家和民族國家的價值觀詆毀與威脅，並對蘇聯和蘇聯非法佔領權力、政策與罪行表達譴責之意（納粹德國在拉脫維亞境內的作為亦同）。

該法的立法目的還包含：促進大眾對二次大戰期間及其後發生在拉脫維亞境內事件的了解，從而加強公眾的歷史記憶；防止虛假、不準確及對歷史事件產生偏見報導的發布；對拉脫維亞人民對蘇聯和納粹德國占領的抵抗表示敬意。

12 月中，拉脫維亞首都里加的議會，即通過市內三條以蘇聯將士、地名、科學家為名街道的更名提案。

除了可見的硬體，三國也沒忽略不可見但影響深遠的軟體——禁止俄羅斯語教育，即便拉脫維亞和愛沙尼亞境內俄羅斯人（裔）為數眾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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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羅的海三國對俄羅斯的情緒，來自於二戰之前蘇聯的侵略屠殺，及其後伴隨佔領而來的權利剝奪、鎮壓與驅逐。而紀念碑，對他們來說，既是蘇聯利用逝者賦予這個物件神聖性，也顯示其統治的正當性。因此，1990 年代獨立後，不論是政府發動或民間帶頭，三國的紀念碑陸續遭到清除，如拉脫維亞境內數十座列寧與史達林紀念碑，在 20 世紀結束前便已處置完畢。

然而，列寧與史達林的紀念物是ㄧ回事，蘇聯士兵紀念碑因牽涉到二戰歷史史觀的競爭衝突，處理上較為複雜：對於波羅的海三國而言，蘇聯戰爭紀念碑既代表反法西斯主義與對納粹的勝利，也是蘇聯佔領鎮壓與人民受到大規模勞改與驅逐的記憶。

換句話說，蘇聯紀念碑可以是「解放」的象徵，但也會是侵略與佔領的印記。

儘管立陶宛境內只有 5％ 的俄語族群，來自俄羅斯的族群卻佔拉脫維亞及愛沙尼亞四分之一人口之多。故反對紀念碑拆移的俄羅斯代表宣稱，有超過 15 萬蘇聯士兵為了「解放」拉脫維亞而亡，幾乎每個拉脫維亞的俄語家庭都懷念那場戰爭的受害者及為反法西斯而戰鬥的祖先。

不過俄裔年輕一代並不見得同意這樣的史觀，也清楚紀念碑的屬性；而對三國人民來說，紀念碑提醒他們的，是那段時期的苦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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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烏戰爭則讓這條紅線更為鮮明。支持拆除紀念碑者雖認爲二戰受害者需要受到尊重，但對美化蘇聯軍隊的宣傳物則無法容忍。現代俄羅斯軍隊在此刻被視為蘇聯軍隊的延續。

2007 年，為了拆除「青銅士兵」，愛沙尼亞首都塔林曾爆發劇烈衝突——愛沙尼亞人認為那是佔領的痕跡，俄語族群卻道是護國行動勝利的象徵，也是他們在愛沙尼亞的權利主張。為了保護銅像，俄羅斯人進行長達兩天兩夜的大規模抗議與騷亂。

多年來，愛沙尼亞再無處置紀念碑的行動，但今年 8 月，總理卡雅·卡拉斯（Kaja Kallas）卻宣布「盡快」完成拆除境內所有公共空間中兩百至四百座不等的蘇聯紀念碑，而當時須盡快處理的，是位在該國第三大城市納爾瓦（Narva）的蘇聯 T-34 坦克。「紀念逝者可以被尊重，但要在正確的地方進行，例如公墓。」卡拉斯透過記者會強調國家與政府必須做此決定，「坦克是兇器，不是紀念碑，這些坦克正在烏克蘭街頭殺人。」她認為是俄羅斯對烏克蘭的侵略撕裂了社會傷口，必須透過移除蘇聯紀念碑以避免緊張局勢升高。

愛沙尼亞公共行政部長莉娜．索曼（Riina Solman）認為《地名法》（Place Names Act）可以作為法源依據，並藉著此法修正，來解決蘇聯紀念物或街道更名的處置問題，「俄羅斯的侵略與對烏克蘭的屠殺，讓我們有道德權利去審視愛沙尼亞人民尚未癒合的傷口。」她說，烏克蘭正發生的事對他們來說意義重大，提醒他們父母一輩的歷史，而今日正可以透過地名法來治癒人民的創傷，並藉此將仍被公開展示的蘇聯殺人犯名字更換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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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獨有偶，維爾紐斯市長希馬修斯也在聲明中指出：移除蘇聯士兵雕塑的決定是「對俄羅斯毫無根據對烏克蘭發動侵略的回應」。

「這些行動將把俄羅斯民眾推向普丁，」代表俄裔立陶宛人向聯合國請願的猶太裔律師斯坦尼斯洛瓦斯．托馬斯（Stanislovas Tomas）表示，「你應該與立陶宛的俄羅斯人溝通……讓他們相信歐洲社會的價值觀，而不是讓國家的住民成為敵人。」

他認為，這座紀念碑代表了祖先、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英雄、勇敢的士兵，

他說自己的委託人同樣反對俄羅斯發動的戰爭，也強烈希望這個國家更換領導人。

愛沙尼亞學者也對該國拆除行動提出質疑。「我們無法摧毀任何可能引發對過去創傷經歷的恐懼的事物。我們當然可以拆除所有的紀念碑、紀念館和戰爭墳墓，但這些並不是蘇聯過去的唯一痕跡，我們周圍仍然有許多蘇聯時期的建築、景觀等。」愛沙尼亞文化歷史學家馬雷克．塔姆（Marek Tamm）接受媒體專訪時說道：他只希望拆除紀念碑的決策是基於專業知識、謹慎的討論以及更長遠的考慮而定，因為烏克蘭的戰爭總有一天會結束，烏克蘭將再次擁有主權，而愛沙尼亞將擁有沒有任何蘇維埃政權經驗的新一代愛沙尼亞人，應該考慮這些人的觀點。

對於愛沙尼亞政府的說法，他的意見是：儘管具有高度象徵意義的紀念碑有形成安全風險的可能，但不應該將所有紀念碑「安全化」，並將它們視為威脅。他說，有超過九成的蘇聯紀念碑從未被參觀過，甚至已完全被遺忘。「我的論點是，如果我們越是透過政治手段將這些紀念碑置於鎂光燈下，就越有可能讓這威脅再次出現，並無意中引發新的緊張局勢。」

事實上，對維爾紐斯移除花崗岩蘇聯軍人雕塑一事，俄羅斯曾表示抗議，而就在今年底，即12月，拉脫維亞外交部亦發布新聞稿指出：俄羅斯調查委員會已就拉脫維亞禁止展示美化蘇聯軍隊的紀念碑和紀念館，以及在拉脫維亞多個城市拆除此類紀念場所的法律，提起刑事訴訟和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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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二次大戰與俄烏戰爭連結在一起，是一種歷史偷渡，表面上看似合理，實際缺乏邏輯。不過，若是將拆除紀念碑作為對烏克蘭的聲援方式，並非沒有道理，又或者，我們可以說，波羅的海三國正是趁這個機會，處理蘇聯時期的歷史記憶，甚至進一步擺脫歷史的霧霾。

然而，處置蘇聯紀念物，不意味著就能完全除魅。反對者不斷提出異議，愛沙尼亞總理便在推特上飽受質疑，許多網友回應若非蘇聯軍隊，愛沙尼亞會受到納粹侵略，還有人諷刺說：「要不要一併移除蘇聯時期的基礎建設？」

如前所述，政治人物與學者專家的意見並不那麼情緒化，反而認為這是ㄧ種當下的激情，且是由右翼政治人物帶動。對於戰爭，他們更希望穩固民主的邊界，如立陶宛反對黨議員佩特拉斯·格拉蘇利斯（Petras Gražulis）認為，立法處置蘇聯紀念物這件事走得太遠了，

他進一步解釋，立陶宛是民主國家，人民有權利決定是否要收看俄羅斯電視頻道，若要採取禁止與限制的方法，那與蘇聯時期禁止收看、收聽《BBC》與《美國之音》類似。簡言之，該議員認為此法是多餘的，與民主無關。

然而，需補充的是，通過「去蘇維埃化法」並非表示政府可任意處置蘇聯紀念物或名稱——判斷一個物件是否符合「去蘇維埃化法」規定，是立陶宛種族滅絕和抵抗研究中心或（和）市政當局的權責，且交由特別委員會評估。立陶宛總統吉塔納斯．瑙塞達 （Gitanas Nausėda）至今尚未簽署發布「去蘇維埃化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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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俄烏戰爭而起的蘇聯紀念碑清除潮，不只發生在波羅的海三國，匈牙利布達佩斯、波蘭與捷克也陸續傳出蘇聯紀念碑遭移除的事件，而在烏克蘭甚至有普希金雕像被推倒的情事發生。

這些新聞看在德國學者眼裡，不敢置信——德國與俄羅斯在二戰前後糾纏不清，充滿各種愛恨情仇，受到蘇聯軍隊攻擊，甚至還被瓜分了大半國土，但蘇聯紀念碑在德國卻是受到保護，將其視為歷史的一部分。

雖說如此，位在柏林市區的德俄博物館（German-Russian Museum ）館方在俄烏戰爭後，針對俄羅斯發動戰爭一事，表達譴責之意。這個博物館是蘇聯於二戰時的柏林總部，也是納粹德國降服之地，如今是德、俄、烏克蘭等國共同合作的教育之地，為的是要記取德國發動戰爭與種族滅絕的歷史教訓，然這種多樣性與初衷，在現正發生的戰爭中，顯得模糊曖昧，使得博物館決定儘管原館名帶著歷史意義，但仍決定改名為：柏林ー卡爾斯霍斯博物館（Museum Berlin-Karlshorst）。這是以博物館所在地命名。

「紀念碑反映出人們的價值觀，而每個社會都自欺欺人，以為自己的價值體系會長存不朽：故而人們把價值觀付諸於石頭，並為它安上一個基座。可是世界會變化，而人類蓋的紀念碑──及其代表的價值觀──卻永遠囚禁於某個時間點。」《25座二戰紀念碑教我們的事》作者齊斯．洛韋（Keith Lowe）即寫道：

對過往被強權統治，生命財產受到侵害的中東歐國家而言，「歷史」決定他們面對今時今日的情勢的態度，而「紀念碑」的建成與處置，本身就是意識形態也是政治，更是立場的宣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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