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爛一手好牌：馬來西亞入獄的前首相「政壇墜落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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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情提要：〈「我的老闆」坐牢了：馬來西亞前首相納吉，貪汙判刑12年〉

2022年8月23日馬來西亞聯邦法院五名審訊法官一致裁決，宣布駁回前首相納吉（Najib Razak）針對SRC案的上訴、維持最高法庭對他的判決，即監禁12年及罰款2億1000萬令吉，即日起收押。這是馬來西亞建國以來第一位被判刑及入獄的前國家領袖。

▌納吉入獄：司法正義？政治迫害？

從國家民主化的視角來看，納吉入獄在馬來西亞具有重大的政治象徵：

第一，納吉是第一位被控告、同時也是首名被法院定罪的前首相，這意味著沒有人能逃脫法律的制裁。雖然馬來西亞一直以來奉行民主憲政，儘管之前也有針對王室成員的審判，但是馬來西亞的法律制裁還不曾在行政首腦的層面上實踐，過去也一直被質疑是否能不受政治干擾、發揮應有的制衡作用。尤其是1988年發生的巫統黨爭下，時任首相馬哈迪革退時任最高法院院長和另外兩位最高法官的事件，以及2007年爆出律師林甘（VK Lingam）影響法官升遷的事件衝擊了司法獨立的印象。至少納吉的判決恢復了人們對馬來西亞司法機關的信心，對從政者而言無疑是一項深刻的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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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對納吉進行法律追責具有彰顯民意的含義。2018年5月9日馬來西亞第十五屆全國大選首次實現政黨輪替，自1957年獨立以來執政61年的「國民陣線」（前身是「聯盟」，以下簡稱「國陣」）在選舉中被在野黨陣線「希望聯盟」（以下簡稱「希盟」）擊敗。當時希盟勝選的要素之一便是成功凝聚了選民對納吉的不滿，將政府執行引發百物漲價的6%消費稅（GST）政策與納吉虧空國庫作連結，呼籲民眾透過選票終結和懲罰涉及「一馬公司」等多宗腐敗醜聞的納吉政府。因此，在希盟執政後對納吉提出檢控是順應民意的象徵。甚至在2020年2月「國民聯盟」（以下簡稱「國盟」）在喜來登政變上台後，亦沒有撤銷對納吉的提控。

有人質疑針對納吉的檢控會不會只是一場政治動機明顯的骯髒操作？或是朝野鬥爭的「政治迫害」手段？這樣說的根源是馬來西亞「三權分立」的制衡結構並不均衡分布，掌握司法檢控權的總檢察長由首相所任命，同時也擔任政府法律顧問、檢察司、法律草擬人、司法與法律服務委員會的成員。但所謂「政治迫害」只是為納吉一方辯護的說辭，在現有體制下行政權能「干涉」的只是是否提出檢控的部分，而無從影響司法的判決。

也正因為如此，納吉在擔任首相期間才會千方百計阻止總檢察署對其作出提控，更不惜無視輿論壓力在2015年6月27日以「健康理由」強行撤換當時準備就SRC案提控納吉的總檢察長阿都干尼，當時只有「換政府」成為唯一能讓納吉接受法律檢視的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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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2018年：仕途一帆風順的納吉

直到2018年選舉下台以前，納吉的仕途可以說是一帆風順，他的拜相路徑基本上是馬來西亞貴族如何按部就班登上權力最高峰的模範案例。納吉出生於政治世家，他的父親和姨丈分別是馬來西亞的第二任及第三任首相，尤其是他父親敦拉薩在馬來社會中擁有崇高的地位。

他在23歲時承接父親突然離世留下的北根（Pekan）國會議席而正式步入政壇，成為當時最年輕的國會議員。在父親敦拉薩光環的加持下，他25歲就出任能源及通訊部副部長，並且年僅29歲便成為馬來西亞最年輕的地方首長彭亨州務大臣。後來經過馬哈迪的進一步提攜，他還擔任過青年及體育部部長、巫青團團長、國防部長、教育部長、副首相等重要職務，基本上完整走過了成為首相必要的歷練之路。

納吉在2009年9月至2018年5月擔任首相九年間的功過難以一語概括，大體上他延續了前任首相阿都拉·巴達維開明的政治作風。納吉的建樹主要圍繞在族群平等和經濟發展層面：首先，2010年納吉提出「一個馬來西亞（1 Malaysia）」計畫的施政框架，希望通過這個口號來促進國民團結，試圖扭轉自父親敦拉薩推行「新經濟政策」（NEP）以來國家政策偏重馬來人的傾向。

「一個馬來西亞」的政策精神尤其體現在扶弱政策的去族群化：削減保障馬來人特權地位的「保障固打」（quota）份額；對弱勢的援助不論膚色、而是根據個人或家庭收入水平發放不同數額現金的「一馬援助金」（BR1M）制度。其次，在經濟上納吉也敢於扭轉過度依賴油氣盈利補貼的津貼政策，並出台不受歡迎的消費稅政策。其任內也提出不少大型國家發展計畫，如敦拉薩國際貿易中心、巴生谷捷運計畫、馬新高鐵、關丹產業園區、東海岸鐵路計畫、馬六甲深水港皇京港計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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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納吉的新政並沒有如期獲得民眾的支持。他除了面對黨內保守馬來右翼的反對，在黨外，納吉執政的九年間也是馬來西亞公民運動蓬勃發展的時期。如以爭取公平與乾淨選舉的「淨選盟」（BERSIH）在其任內成功發動50萬人的大集會，各種社會議題及政治集會如雨後春筍般舉辦。雖然相對於80-90年代馬哈迪掌權時期的政治氣氛稍有寬鬆，但是卻不意味著納吉有意推動政治改革，相反，他任內的「改革」是充滿矛盾和狡猾的。

例如，納吉雖然在2011年8月廢除過往經常拿來對付政治犯的「1960年內安法令」，但是卻又通過了「2012年國家安全罪行法令（SOSMA）」和「2016年國家安全委員會法案」來擴大首相權力，又在2016年利用「國安令」對付淨選盟5.0集會的組織者；他既在2012年修訂「1984年印刷與出版法令」之下要求報業執照一年一更的條例，卻又多次動用國家機器去干涉報導淨選盟集會及他涉一馬公司弊案的新聞報導。顯示納吉所謂的改革多是為了實現其政治目的而巧立名目。

推倒納吉的最後一根稻草是爆發震驚國內外的「一個馬來西亞發展有限公司」（1MDB）貪污弊案。2009年成立的一馬公司原先目的主要是為納吉經濟轉型計劃提供資金，但自2015年3月起，《砂拉越報告》、《The Edge》和《華爾街日報》多篇報導指控納吉及其同夥非法挪用了該公司資金約45億美元，並爆出該公司在2013-2015年短短三年期間產生了近420億令吉（約新台幣2千800億）的債務。

納吉此次被判罪成的即是在他擔任首相兼財政部長、一馬公司顧問局主席和SRC國際公司的名譽顧問期間，非法挪用一馬公司子公司SRC國際的資金4200萬令吉。弊案爆發後，納吉為了鞏固地位大動作干預調查引發不滿，包括撤換副首相、解散調查弊案的特工隊、迫使反貪會高層和總檢察長「提早退休」。

然而，令民眾切實感受對納吉的失望的是物價上漲的壓力。納吉政府在2015年4月1日推行6%的消費稅改革之際，偏偏遇上始於2014年的原油價格暴跌潮，在同個時期爆出「一馬公司」的弊案引發外界對馬來西亞償債能力的擔憂，導致股市低迷、令吉跌至10年低位，造成百物漲價。

此外，再加上當時在野黨的聯盟策略湊效，因此，儘管納吉執政時期馬來西亞各種經濟數字表現亮眼（如2017年經濟成長率達到5.9%創下近三年新高、出口增長近兩成、吸引的外資從2015年101億美元增加到2016年的114億美元，甚至穆迪和惠譽的信用評級維持、不受弊案影響），都無法阻止選民在2018年唾棄國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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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2022年：跌下政壇後的Bossku效應

在2018年5月9日敗選之後的納吉很快辭去了國陣和巫統主席，並於同年7月4日開始面對各項訴訟，包括三項與「一馬公司」弊案相關的失信罪名，及一項濫權罪名。牽涉這些弊案並未讓納吉從此在政治上消聲匿跡，雖然從敗選到被起訴的這階段他確實低調了一段時間，但他很快便找到了重新出發的機會和方式。

納吉大體採取了兩大手段：第一是消極應對司法審訊，他利用各種方式拖延法庭審訊，例如不斷請病假，並一概否認所有的罪狀。納吉在2020年7月首個被判七項控狀皆罪名成立的SRC案中，直到最後一刻都爭取執行所有可推翻判決的機會。第二，2019年初納吉藉著希盟政府缺乏執政經驗的窘境，通過批評和嘲諷希盟的施政表現，吸引對希盟未兌現選前諾言而感到失望的群眾，以「我的老闆」（Bossku）網紅形象復出。

納吉背後的公關團隊成功塑造符合納吉愛表演的人設，如善於利用調侃、嘲諷、揶揄的口吻在臉書上批評政敵，將其打造成馬來西亞政界最有影響力的KOL。不僅如此，納吉的回應和表現和一般政治人物相比往往靈活有趣。他除了能及時反應民眾對政府的不滿之處，也會呼應時下的流行梗與年輕人互動，推出「我的老闆」周邊產品。

他還大膽直面政敵，除了會到其臉書帳號下留言還敢於挑戰辯論。同時納吉的問政也喜歡引用數據、圖表和國外案例來加強他的論證，與政敵還停留在利用道德觀念和反覆指控的過時論述形成鮮明對比。就算是在當今國盟執政時期，作為執政黨一員的納吉在問政方面還比在野黨領袖安華積極。納吉的受歡迎程度反映在他臉書專頁的按讚人數：他有約460萬名粉絲，平均每個貼文的按讚數都達到一萬人以上，回應熱度遠超馬哈迪和安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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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在社群媒體上，納吉還利用自己的影響力舉辦線下造勢活動。從金馬倫、士毛月補選，到馬六甲和柔佛州選舉他都是國陣的頭號助選人，毫不避諱自己的貪污嫌犯身分。納吉對他的受眾有強烈的市場嗅覺，對自己的人格魅力有清楚的認識。例如他會在網路上刻意塑造「專業」形象，專門吸引那些對希盟不滿的受教育群體，對外則突顯對低收入B40群體、鄉村居民和年輕人的關注。

納吉也善於抓住民眾對他形象反差的心態——他在擔任首相期間因為安保的原因無法親近民眾，而民眾對一個過去的首相及眾矢之的對象也充滿好奇。因此他在公共場合高調與民眾互動，試圖營造一種親民的姿態，讓民眾不覺得和納吉在一是一件羞恥的事，以至於民眾竟會主動呼應納吉自我調侃其貪污指控的口號「害羞什麼？我的老闆」（Malu apa bossku）。

失去權力的納吉無法像過往那樣動用國家資源進行宣傳，他透過個人魅力經營網紅形象卻意外在民間走紅，跳脫首相的束縛似乎讓他有了更多的發揮空間。簡而言之，「我的老闆」形象囊括了原本專屬於希盟的優勢，如網絡政治攻防、個人領袖魅力及親民的政治集會。希盟由於在執政後缺乏執政經歷、沒有兌現選前承諾，導致在民眾心裡光環盡失，也未能及時調整和改進宣傳策略，致使納吉漁翁得利。

納吉趁著未完成上訴程序之際積極走動民間，有意要讓民眾淡忘其「盜賊」形象、無視他的貪污案件，甚至進一步將自己塑造成「受政治迫害者」的形象，以備未來有機會東山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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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8月後：納吉入獄後的馬來西亞政局

針對2022年8月23日聯邦法院對SRC案的終審結果，納吉已經耗盡所有上訴渠道，最後擺脫牢獄的機會只剩下兩個：一是向聯邦法院入稟司法檢討，透過檢視司法程序來翻案。納吉可能會辯稱審訊環節的程序不當，因為聯邦法院五司拒絕給他新聘的律師團隊充足的準備時間；二是尋求最高元首的特赦。馬來西亞的法律中對特赦沒有詳細規定，無指南可依循。雖然王室有特赦的權力，但仍會面對民意的觀感和壓力，預計短期內不會執行。

納吉入獄後有人歡喜有人憂，首先引起不滿的是巫統的黨內基層。根據《當今大馬》報導，對於巫統的支持者來說，納吉遭到了選擇性提控。他們認為將納吉定罪的最高法院法官納茲蘭在審理SRC案時存在利益衝突，並認為現任首相伊斯邁·沙比里（Ismail Sabri bin Yaakob）似乎有意拖延大選、欣見納吉入獄。

其次，不滿的是同樣牽涉官司的巫統主席阿末扎希，他曾在2015-2018年期間擔任納吉任內的副首相。他在2018年以後一共面對87項控罪，其中47項已經宣判表面罪名成立，目前正在自辯階段，剩餘40項控罪則將在9月初開始審理。一般預測，如果立即解散國會舉行全國大選，國陣可能有機會單獨執政。那麼作為黨主席的阿末扎希就會成為首相人選，進而可以透過操弄司法程序來脫罪。

然而在馬來西亞的西敏寺制度下，解散國會的權力掌握在首相身上。沙比里成為首相是國盟內部妥協的結果，他在巫統黨內只是副主席身分，意味著如果現在解散國會、進行選舉，他就不會再擔任首相。以目前的局勢來看，對他來說最理想的作法是拖延選舉。這一屆政府的屆滿期限是到2023年7月，他可以藉由不干涉法庭判決將黨內涉貪的競爭者剔除，同時他還能獲得尊重司法獨立的美名，就看他是否能熬過黨內高層的不滿和挺納吉的巫統基層的壓力。

納吉入獄對希盟支持者而言固然是美事一樁，可以證明過去反對國陣腐敗的鬥爭路線是正確的，但未必會對希盟未來的選情有所幫助。當反貪已經是朝野共識後，希盟需要提出新的論述和方針來吸引更多的選民。如果巫統黨內有官司的「法庭幫」都被判罪成，反而是提供巫統實現黨內新陳代謝、放下貪污包袱的契機；如果巫統黨內的領導結構仍維持不變，收割馬來選民對國陣失望情緒的，更可能是強調馬來人主體的國盟。

最後，此案並不是納吉官司的終點。納吉的審判遠遠未到結束的時候。除了剛審完的SRC案，納吉接下來還要面對涉及金額高達22億8000萬令吉的「一馬公司」案、竄改「一馬公司」報告案和涉款66億4000萬令吉的國際石油投資公司（IPIC）的刑事失信案。

儘管不排除他在有朝一日會再度崛起，但是SRC案終審上五司都一致的裁定讓他沒有辦法褪去「盜賊」的道德包袱。而他在2019年透過「我的老闆」形象累積的支持者是否能在他入獄之後還繼續支持他，或轉換成某種政治力量延續這股熱潮？亦或他的粉絲們對納吉的關注只是茶餘飯後看熱鬧的心態？仍有待後續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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