瘟疫試煉德意志（下）：極右退散？病毒吐回了「理性」卻吃掉「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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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篇：〈瘟疫試煉德意志（中）：救病但救不了自己的畸形醫療系統？〉

就在4月初《明鏡》批判的同時，德國民眾對實施戴口罩措施的呼聲也越來越高，已有57%民眾支持，而德國羅伯特．科赫研究所（RKI）隨即見風轉舵——終於建議民眾外出時要戴口罩了。到了4月27日，德國各邦已全面實施公共場合必須配戴口罩的措施。

如果說檢驗試劑和口罩等防疫物資的問題，對聯邦政府而言只是個代價高昂的初期失誤，還可以亡羊補牢、儘速趕上供應；那麼德國醫院經營困難與人力短缺的多年沈痾，則顯然無法在短時間內解決。

為此，衛生部長史潘（Jens Spahn）放下了姿態，以幾乎請求的口吻，在3月中發信呼籲全國醫院共體時艱，希望醫院盡可能召回退休人員、推遲其他手術，將床位讓給COVID-19患者，並承諾健保將會快速給付，補償醫院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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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有部分醫院響應，但也有不少醫院懷疑當局的承諾，抵制其呼籲。這些醫院在破產的壓力下，不得不在疫情的高峰，繼續依靠例如髖關節置換、心導管術等能賺錢的項目來維持營運。德國醫院協會會長加斯（Gerald Gaß）對此表示：

恰恰就在醫護人力因疫情處於超限狀態的當下，陸續傳出有醫院不得不裁員、或將正職人員轉為兼職的新聞。特別是在疫情中發揮極大救命功能的偏鄉小型醫院，反而普遍瀕臨倒閉。正如《時代週報》諷刺地指出：越是在緊要關頭，就越容易倒閉。

就算是大型醫院，情況也沒有好到哪裡去。疫情爆發後，不少大醫院面臨人力與財務的雙重短缺，導致部分醫護人員自身無法定期篩檢、也常在無法確保杜絕傳染的情況下繼續醫治病患。一名巴伐利亞邦的匿名醫師對《明鏡》這樣形容：「每個人只能持續工作，直到自己出現症狀為止。」

更不用提收治病患的過程欠缺分流，所有患者混在一起大排長龍等著篩檢取樣，或是送確診病患進加護病房的過程中沒有確實隔離，導致事後所有相關人員全部得隔離的各種混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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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運的是就結果而言，儘管過程中擔憂醫療崩潰的警訊不斷，但德國醫療系統的確撐過了這個難關。截至4月30日止，全德累計16萬1,539人感染、其中6,467人死亡，死亡率為4%，遠低於其它歐美各國，而基本傳染值則已降至0.75。自4月中旬起，全德各邦已逐步解封。

讓德國醫療系統暫時免於崩潰，除了是提高篩檢量、各邦實施外出限制、以及醫護人員一個肝當三個用的結果之外，還有一個讓人倍覺諷刺的關鍵因素，那就是：德國的醫院真的太多了。

近20年來始終處於政治不正確位置上的過剩醫院，在COVID-19疫情中反而變成救命的稻草，收治病患。此外，由於以營利導向的畸形發展，德國醫院經常犧牲民眾基礎醫療的需求，投資在高科技、高獲利的昂貴設備——面對COVID-19疫情，在聯邦衛生部不惜血本買單的情況下，正好讓這些設備發揮了相當的救命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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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防疫好棒棒？瘟疫下矛盾的政治效應

這些看在德國醫療政策專家的眼裡，都並非長久之道。但如此種瓜得李，畢竟在帳面上讓德國繳出了漂亮的防疫成績，也讓未曾細究的外媒，就因此「德國好棒棒」。

而德國當局也在疫情中搭起順風車，轉了個髮夾彎，宣稱要大力資助各地方小型醫院——要知道，直到疫情剛要爆發的2月下旬，衛生部長史潘都還公開鼓勵讓過剩的偏鄉醫院倒閉。對此，與史潘同屬基民盟（CDU）的一名偏鄉縣長批評道：

也差不多是這同一批政治人物，如今其民意支持度都大幅飆升。這場危機讓梅克爾內閣的滿意度在4月一舉衝上了63%，相較之前幾乎翻倍。儘管當局在防疫過程中紕漏百出，但顯然不影響民眾觀感：72%都滿意聯邦政府對疫情危機的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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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潘與索德

危機處理的第一男主角當然就是史潘。這位一開始輕忽疫情、疏於準備，造成疫情防堵失敗的衛生部長，疫情爆發後搖身一變成為梅克爾倚重的危機管理專家，在政治人物滿意度排行榜躍上第三名，聲望直逼梅克爾。

但這場危機裡最大的政治贏家，恐怕要屬巴伐利亞基社盟（CSU）黨魁、同時也是該邦邦長的索德（Markus Söder）。索德過去曾因難民政策與梅克爾摩擦不斷，其在2018年巴伐利亞邦議會選舉時，因過份親極右民粹的選戰策略備受爭議，該黨選舉的結果也慘遭70年來最嚴重的滑鐵盧。

然而就在COVID-19危機中，索德率先宣布該邦進入緊急狀態（Katastrophenfall）、封鎖邊境、實施外出管制。當4月初德國輿論都在熱議盡早解封時，索德持反對態度，此外還大力支持全民戴口罩的措施。其手腕明確、嚴格，並且都先各邦一步採取行動。這讓他在該邦贏得了高達94%的滿意度——一個聯邦德國政治史上難以想像的成績。

在《明鏡》4月底的最受歡迎政治人物排行榜中，索德也一舉爆升至第2名，甚至超越梅克爾，僅次於聯邦總統史坦邁爾（Frank-Walter Steinme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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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防疫，可以犧牲多少自由？

這樣的民意，背後反映了德國群眾心態在遭遇疫情震撼時的轉變。為了共體時艱，多數德國民眾確實展現了必要的自制與團結、以及對當局的配合與信賴：高達95%的民眾贊成外出管制、社交距離等措施。早先鄙視疫情並指控媒體「製造恐慌」的謾罵、以及歇斯底里的恐慌現象，也基本上被邊緣化。

之前從沒戴過口罩的民眾很快地適應它的悶熱不適。在家工作還得一邊照顧哭鬧小孩的父母，儘管生活節奏崩潰，但仍大抵支持政府不應輕率解封。巴伐利亞的餐廳業者在新聞鏡頭前被問到邦政府的營業禁令時，表情糾結、口氣嚴肅地回答道：「當然，他（邦長）是對的。」

而趁機大開「Corona派對」的白目大學生則被輿論譙翻。有診所醫生甚至表示：自從有了Corona，連來看診的奧客都變少了呢。這種團結自制、信任配合的大風向，一定程度也影響了傳統上以「不爭論的民主就不是民主」（”Eine Demokratie, in der nicht gestritten wird, ist keine.”）而自豪的德國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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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像《紐時》那樣單純從正面的角度去報導德國民眾對政府的高度信賴，有其危險與盲點——與民眾對聯邦政府的高滿意度極不相稱的，是後者一系列的誤判與出包，德國民眾的「信賴」其實相當一言難盡。

但另一方面，如果說疫情這種「例外狀態」對民主政治的衝擊、及其所帶來的民情轉變，將可能導致自由社會向威權傾斜或擁抱民粹？這也不盡符合德國目前的主流跡象。

相反地，德國的疫情危機大體上反而讓理智壓過情緒衝動，同時也重挫了民粹威權勢力：德國另類選擇黨（AfD）的支持度，慘跌到2017年進軍國會以來的最低點。

但這或許也要歸功於該黨部分政治人物一波自爆的神操作：他們逆風為反對而反對政府外出管制等防疫措施，並以一貫手法煽動陰謀論（例如暗示COVID-19病毒是政治菁英試圖控制人民、實施民族換血的手段），引發民眾反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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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而言，極右民粹的支持者陸續歸隊到傳統右派的保守陣營，使得基民盟的支持度明顯回血。德國民意板塊的分布，因此從過去幾年朝向極端分化，再度逆轉往中間靠攏。但目前還不清楚這個新趨勢能持續多久，特別是考慮到之後可能到來的經濟寒冬。

此外，由於多數民眾都認為疫情下的「例外狀態」只是暫時性的，民眾高度配合與信賴當局，這種表面看似「理性順民」的風向，也將很快退潮。自從4月初疫情的高峰過後，各地陽光燦爛春暖花開，民調就顯示，德國民眾對各種管制措施的耐心已逐步下降。

到了5月初，儘管每日新增確診都仍超過千人，但回復正常生活的呼聲已成為絕對主流，而各種生猛又脫線的德國鄉民也開始正常出沒了：例如有人不願遵守社交距離，就在超市裡對前來勸說的店員拉扯叫囂等。

五一勞動節當天，各地也零星出現抗議防疫措施的示威者，並與警方發生衝突。這些抗議活動多半由極左份子發起，但極右份子隨後也加入隊伍——這一對平日街頭上的死敵，在疫情危機中竟然奇妙地統一在「維護憲法」的口號下，肩並肩地捍衛起了「個人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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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德國輿情也恢復了原有的活力：針對解封紓困等議題，人們分裂成「冒險派」與「自律派」互相爭論，幾乎沒有共識。再加上對國會前此快速通過《傳染防治法》（Infektionsschutzgesetz）增修條文的違憲疑慮、對醫療專家主導政治決策的反省、對數位監控病情之手段的質疑等議題，疫情稍緩的德國社會重新眾聲雜沓。

多方的糾結與爭辯，正是典型德式政治運作的姿態。在巴伐利亞於疫情高峰嚴格實施外出管制時，還爭論能不能安靜地坐在公園長椅上獨自看書（依該邦的規定是禁止的），是德國的聯邦民主制無論如何都要堅持的餘裕，也是讓其複雜多元的社會能維持運轉之道。

然而，面對即將來臨的經濟衰退、疫情可能二度爆發的陰影，乃至於中國試圖藉疫情擴大對歐盟各國的影響力（明顯例子如義大利的「德國好壞，中國才是好朋友」）、以及對其威權模式的政治宣傳（例如疫情的詮釋競爭、散佈假消息、遊說德國外交官員等），這種自由民主的餘裕也將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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