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脫歐派反擊:是愚民,還是理性思考?

2016/07/07 The Glocal

到底選擇脫歐的人,在想什麼?當我們不理解他們的想法時,難道就該輕易將他們的決定貼...
到底選擇脫歐的人,在想什麼?當我們不理解他們的想法時,難道就該輕易將他們的決定貼上民粹的標籤? 圖/路透社

文/陳偉信(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科學院講師)

英國脫歐公投已結束近兩個星期,媒體的輿論似乎一面倒的認為留歐才是正途,批評支持脫歐者被民粹主義所操弄。哈佛經濟學教授魯高夫(Kenneth Rogoff)甚至說,公投結果反映出英式民主的失敗。近日支持留歐的民眾更頻頻遊行抗議,訴求二次公投來推翻脫歐的決定。

筆者雖然支持英國留歐,但並不認為支持脫歐的民眾一定是「愚民」,或是留歐就是對國家負責任的表現。事實上,根據英國民意調查公司(Ipsos MORI)在投票後一星期發佈的後民調顯示,如真有二次公投,僅有百分之一的支持脫歐者一定轉投留歐,而「可能」改變立場的僅百分之三;可見即使有逆轉的機會,但在差距不大的情況下只會陷入「輸打贏要」的惡性循環。

因此,在領導脫歐陣營的政客們一一的退下之後,我們或許該回歸政治分析的基本,來了解為什麼有超過五成的英國民眾選擇離歐盟而去。

  

在領導脫歐陣營的政客們一一退下之後,我們或許該回歸政治分析的基本,來了解為什麼有...
在領導脫歐陣營的政客們一一退下之後,我們或許該回歸政治分析的基本,來了解為什麼有超過五成的英國民眾選擇離歐盟而去。 圖/路透社

▎失效的經濟理性?民眾生活與精英生活的差距

從「利益」的角度分析,這次公投的結果對很多人來說都是大失所望,原因在於脫歐後經濟不確定性凌駕於脫歐後的經濟利益。然而,根據《金融時報》在公投後公布的數據顯示,愈是依賴向歐盟出口的地區,反而愈支持脫歐,這數據與早前歐洲改革中心(Centre for European Reform)的報告一致;而該報告同時也指出相對於倫敦這個國際大都會,支持脫歐的區域往往是移民較少的地區。因此,我們也難以從客觀數字解釋為何這些地區最終選擇脫歐。

當經濟理性難以解釋民眾行為時,政治菁英自然將矛盾指向民粹主義,認為這些支持脫歐的民眾皆是「愚民」,是受到脫歐派錯誤資訊的政治動員所影響。先不說支持留歐或脫歐者以錯誤或誇大的數據來作政治動員,當中的道德責任當由從政者承擔而非民眾,但一般人民對於「效益」的衡量準則及情景,是否與政治菁英相同,卻是許多討論沒有觸及的問題。

首先,政治菁英提出「不確定性」作為判斷效益的依歸,在外交博弈有一定的理論基礎。新自由主義學者如奈爾(Joseph Nye)跟基歐漢(Robert Keohane)指出,制度主義(institutionalism)認為制度之所以能減少「囚徒困境」(prisoner's dilemma)的出現,是因為制度提供了一個常設的博弈機制讓國家進行博弈,將談判多方「綑綁」在一個「長遠」(continuous)平台上;當談判雙方意識到彼此合作不是一時三刻之後,便會考慮日後從既有制度及談判博弈中得益,從而將未來的「確定性」放到政策效益之內,當作衡量的準則跟籌碼。

是以,在這次的脫歐辯論中,我們看到在體制內的政治精英強調歐盟制度能夠提供穩定性,以及日後出現的延伸經濟利益,希望民眾將歐盟前景納入為考慮之列。事實上,即使是脫歐陣營的政客也不斷強調脫歐後,英國不是完全離開歐洲共同市場,只是換一個模式來經營英歐經濟關係。

一般民眾的「決策環境」跟政客的「決策環境」有所差異,而人民對於效益的衡量準則及情...
一般民眾的「決策環境」跟政客的「決策環境」有所差異,而人民對於效益的衡量準則及情景,與政治菁英認知的亦不盡相同。圖為2014年英國國會補選期間,首相卡麥隆到基層為保守黨輔選。 圖/路透社

但正如法國政府政策規劃委員長(Commissioner-General for Policy Planning)指出,經濟分析往往忽略社會不同群組面對的情況,只是一刀切以社會「整體」效益為分析單位,以國家「整體」在貿易的收益為政策決定對確與否的依歸。但現實中,中下階層民眾的生活與社會上層有明顯的差別,這是無容置疑的。

此外,一般民眾的「決策環境」跟政客的「決策環境」也是有所差異的。對英國大眾而言,公投是單次博弈(one-off game),而非制度主義背後所假設的長遠博弈,未來「不確定性」的影響相對較低——特別是當留歐脫歐雙方均指未來英歐關係不會有太大的改變——此時民眾更加在意的往往是當下的生活。在單次博弈的情況下,民眾對於使用選票的效益便會有不同的解讀,例如是向卡麥隆政府表示不信任的抗議票(protest vote),或是希望以選票逼迫歐盟及英國政府正視地區所面對的問題。

學者霍博特(Sara Hobolt)及維特洛克(Jill Wittrock)分析英國民眾在歐洲議會投票取向時,發現國內政治取態、對政府的評價,以及掌握歐盟資訊的多寡,是左右民眾投票取向的主要因素。當然歐洲議會選舉難以與這次的脫歐公投類比,但從上述的研究或可側面印證支持脫歐的民眾不是失去理智,而是情景不同所作出的合理抉擇。這亦可以理解為甚麼Ipsos MORI的調查會顯示維持既有投票取態的仍是絕大多數。

當經濟理性難以解釋民眾行為時,政治菁英自然將矛盾指向民粹主義,認為這些支持脫歐的...
當經濟理性難以解釋民眾行為時,政治菁英自然將矛盾指向民粹主義,認為這些支持脫歐的民眾皆是「愚民」。圖中身著黑西裝的紳士為英國最古老的菁英俱樂部成員(In and Out Club),於2012年在倫敦聖詹姆士廣場慶祝俱樂部150周年慶。 圖/路透社

▎失效的歐盟:多速統合下失序的社會

這次英國公投傾向脫歐一方而非留歐,在在突顯出歐盟統合多年來無法跨越的瓶頸——多速政策整合(multi-speed policy integration)下的失序。傳統而言,分析歐洲統合的框架多以國家為主軸,即以往提到的「多速歐洲」(multi-speed Europe),其重點在於不同國家在統合路上的差異應被容許甚至鼓勵。但當我們由國家導向走到政策分析導向,不同的政策整合差異卻沒有被充分了解。

回顧歐洲統合歷史,利益整合與權利整合的速度差距太遠,例如在跨境罪行問題上,各國在警察互助上的統合速度,比統一保障嫌嫌疑犯於司法程序所享權利還快;在勞工問題上,勞力流動的統合度也比統一歐洲勞工保障為高。在各國政策板塊基礎不同的情況下,不平衡的政策整合密度跟速度,就會直接影響政策成效以及人民的感受——歐債危機跟快逼死希臘的撙節政策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政策整合差異加上國家體制影響,導致歐洲社會不同階層受市場自由化衝擊的影響不盡相同。

回顧歐洲統合歷史,利益整合與權利整合的速度差距太遠。 圖/路透社
回顧歐洲統合歷史,利益整合與權利整合的速度差距太遠。 圖/路透社

在各國政策板塊基礎不同的情況下,不平衡的政策整合密度跟速度,就會直接影響政策成效...
在各國政策板塊基礎不同的情況下,不平衡的政策整合密度跟速度,就會直接影響政策成效以及人民的感受——歐債危機跟快逼死希臘的撙節政策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圖/路透社

回到英國,上世紀80年代柴契爾夫人大推新自由主義,打壓勞工階級並把地方財政控制權收歸倫敦政府,同時將國家其他地區位成為扶植倫敦金融及服務業的次級地區。同時在歐洲一體化下,英國必須接受歐盟引以為傲的「四個自由」的價值,其中一項——人員流動的自由——讓本來就在沒落的藍領階級,頓時失去了用以緩衝外來人力的「工作簽證」,這項保護國人工作的最後屏障;英國工會在歐盟人員自由流動的情況下,更難代表勞工爭取利益。

即使「新工黨」(New Labour)於1997年在布萊爾(Tony Blair)的領導下重奪政權,但親歐、親中產的「新工黨」仍被視為對勞工階級的背叛。爾後歐盟雖亟欲落實保障勞工權益,並將「社會約章」(Social Chapter)納入馬斯垂克條約(Maastricht Treaty),布萊爾的領導亦於1997年接受約章,但整體仍於事無補。2004年歐盟東擴,直接的影響英國的,就是大量來自東歐勞工的挑戰,英國中下層因而更難以獲得喘息的空間。

根據牛津大學的移民研究所(Migration Observatory)的研究,2005年起外地男性工人的就業率,比英國本人工人為高,而單以2014年的數據,歐盟14國移民的就業率也比英國本地人為高,其平均時薪也比英國本地人多2.5英鎊以上。面對上述的勞工困局,英國的社會政策卻未能保障中下階層,反而經歷新工黨及保守黨的洗禮後,勞工權益反而有減無增。歐盟雖然有「地區政策」(regional policy)協助經濟落後的地區,但在英國該政策的主要受益者為創意工業以及高科技產業,上一代傳統工人受惠並不多。

英國藍領階級在面臨歐盟人員自由流動的衝擊下,更難爭取利益。而歐盟許多政策對於英國...
英國藍領階級在面臨歐盟人員自由流動的衝擊下,更難爭取利益。而歐盟許多政策對於英國上一代傳統工人受惠並不多。 圖/歐新社

對選擇脫歐民眾而言,歐盟的價值並沒非生活保障的依歸,反而是埋葬昔日生活的劊子手。...
對選擇脫歐民眾而言,歐盟的價值並沒非生活保障的依歸,反而是埋葬昔日生活的劊子手。 圖/路透社

上一代受到歐洲勞力市場衝擊,沒有得到相應的歐洲社會保障,他們的取態由中間偏左走到保守右派,其實是人之常情。對他們而言,「只」強調「四個自由」的歐盟並不是工人生活保障的依歸,反而是埋葬昔日生活的劊子手。事實上,這樣的情感在歐陸其他地區(如:法國)也有出現,但由於法國人的工人力量相對較強,勞工法例也還未經過如柴契爾夫人執政般的洗禮,因而尚有苟延殘喘的空間。

然而,要解決上述問題,要倚賴混合政府間決策及超國家主義的歐盟模式根本不可能做到︰要歐洲官僚處理因勞力流動所衍生的社會問題,意味著更多的公共財政主權需要交付予歐洲,這是主權國家不能容忍的事。

但假如由主權國家主導,要考量到的是英格蘭「白廳」(Whitehall)的政治角色。目前英格蘭內管理歐洲資源主要是「白廳」,歐盟若要繞過「白廳」直接將資源投放到英國地方地區,唯有英國政府願意在英格蘭進行如蘇格蘭內「權力下放」的地區行政改革,拱手釋出決策權,讓不同的地區政府全權負責經濟、文化、社會政策;然而,權力下放卻與英國多年來以倫敦為經濟龍頭的政策相違。

因此,現實生活中被困於歐盟自由流動政策,以及英國現有公共行政格局之中的中下階層民眾,他們投下脫歐一票不過是想掙脫困境的放手一搏,希望尋回昔日的生活。也許他們的選擇最終撕裂了英國,甚至整個歐盟,但要反思,要為這些惡果負責的,似乎不應是這些遠離權力中心的平民百姓,反而應該是有能力改革歐盟的官僚及政治精英。

現實生活中被困於歐盟自由流動政策,以及英國現有公共行政格局之中的中下階層民眾,他...
現實生活中被困於歐盟自由流動政策,以及英國現有公共行政格局之中的中下階層民眾,他們投下脫歐一票不過是想掙脫困境的放手一搏。 圖/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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