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氣候會議：公民團體，拒絕沉默的場外之聲
每年的氣候會議，公民團體都是發聲的要角之一，今年自然也不例外——直到11月13日。巴黎遭遇恐怖攻擊之後，不僅歐陸各國風聲鶴唳，各大與會的公民團體、NGOs、以及主辦的法國政府，在「哀悼」與「安全」之前，各項與會安排也受到衝擊而一一停擺。
但，會場之外的巴黎，公民團體原先的計劃又是什麼呢？氣候會議中，這些團體又有怎樣的影響力，為何許多國家代表對這些組織，總是一個頭兩個大呢？
國際條約和其締約國大會，一般來說主體都是「國家」，意即國家是主要參與決策的行為者，每年真正去「開會」的，也是來自各國的代表團。
儘管如此，1990年代開始，公民社會時常在決策的過程中，扮演舉足輕重的腳色，特別是在環境治理的領域。非政府組織大多以觀察員的身分參與聯合國氣候會議（有些也以國家代表團的身分），並透過收集和傳播資訊、政策顧問和分析、政策執行、評量和監督、倡議、替少數發聲以及群眾動員......管道，對會場之內的討論，進行一定程度的政策參與和干預。
每年的氣候大會，有如一場大型的「氣候博覽會」。政府間組織和公民團體，有各式各樣的攤位，散播傳遞各種資訊，不僅會場裡周邊會議（side event）多不勝數，場外論壇也是琳瑯滿目，環境議題涵蓋之廣泛，凸顯出氣候變遷高度錯綜複雜的特性。公民團體雖然一方面扮演著和聯合國互相合作的腳色，但另一方面，大概更常以監督、抗議者的姿態出現。往年在為期兩周的會議之間，公民團體舉辦遊行已成慣例，遊行的規模年年不一，2009年的哥本哈根會議的遊行參加人數逾萬人（也有小規模衝突偶發事件），但2012年在卡達舉行的遊行卻只有數百人參與。
今年，不同於以往將遊行舉辦在兩周會議之間，「原本」數個公民團體（Coalition Climat 21）已經預告並且摩拳擦掌，號召在議程的最後一天（12月12日），要在巴黎發起大規模的氣候正義公民不服從行動，並號稱要打破參與人數的歷史紀錄。
原定計劃的遊行宗旨，環繞著「紅線」（Redlines）——意指的是為了確保「一個正義的和可居住的地球」，那些在氣候政策上不能「被妥協」的最低限度條件。這些公民團體行動者們，計畫封鎖會議現場、街道和公共設施，直到一份有意義或成功的新協議出爐；換言之，如果產出的協議空洞或不具意義，則封鎖將無限期延續下去。
當然，面對如此大規模的公民運動，主辦單位的「猶豫表情」也就不難想見。早在十月份，舉辦於德國波昂的氣候前哨會議中，日本政府就要求將公民社會團體的觀察員，「置於監督討論和談判之外」，企圖加速準備決議文草稿的進程。此舉引起了公民團體的不諒解，而如此不公開、不透明化、沒有參與性的過程，不僅喚起各界對2009年哥本哈根氣候議的不愉快記憶，也被視為是邁向巴黎前的錯誤一步。
與此同時，法國當局也擔心公民團體的抗爭預告，將威脅到會議的穩定與形象安全，為了擋掉這些公民團體的運動，法國政府採取的措施包含邊境管控（11月13日到12月13日，包含和比利時、盧森堡、德國、瑞士、義大利、西班牙的邊境）、拒絕核發簽證給想與會的行動者、限制住宿、以及有限的贊助金額（2009年的會議，丹麥政府提供兩百二十萬歐元協助公民團體，巴黎政府目前只願意提供十五萬歐元）......等等施壓策略。
然而，法國政府、各國代表、以及各公民團體之間的折衝角力，在11月13日的恐攻悲劇後，各種協商也全被喊停。
雖然整個巴黎的城市氣氛依舊嚴肅、悲傷，但氣候會議照最終仍照原定行程舉辦。只不過原本公民團體計畫的兩個集會遊行——一個在會議前，另一個在會議後——巴黎當局因為攻擊事件還在調查中，全國至今仍處在緊急狀態之下，除了全境封鎖依舊外，各種維安資源也因恐攻事件而被感壓力；為了減少風險，法國政府最後決定不給予集會許可，12天的會議期間，巴黎將不會有任何氣候集會、公民示威的發生。
對於法國的決定，公民團體一方面感到失望，一方面也表示諒解。不過會議前的集會，本來就是以「全球同步」為安排，亦即在11月28號（六）或29號（日）這天，世界各地都會有相同主題的集會，雖然大規模的公民集會無法在巴黎實現，但活動主辦仍呼籲其他城市「更要團結站出來」，讓環境公民的聲音和要求被世界聽到。
目前兩場在巴黎無法舉辦的遊行，活動主辦單位還繼續與巴黎事府協商、討論其他「可能」的可行方式。環團代表們再次強調，雖然實體的集會無法繼續，但是其他形式的動員，「只會有增無減」，絕對會確保公民團體的訴求，能在聯合國氣候會議裡被聽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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