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市場政治學】全球民主退潮下看「中國模式」與「太陽花運動」

2015/07/29 菜市場政治學

文／陶儀芬（台灣大學政治系副教授）

※本文為太陽花週年系列第四篇[1]

2015年1月，最新一期的《民主季刊》(Journal of Democracy) 是一個創刊二十五週年紀念專輯。這個在「第三波」民主化高潮建立的刊物提出了「民主是否正在退潮中？」(Is Democracy in Decline?) 的疑問，邀請許多當代重要的民主化研究者為文探討這個問題，雖然論點不一，但總得來說，答案是肯定的：沒錯，我們正處在一個民主退潮的時代！根據「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的年度調查，全球已經連續九年處在民主退潮中。也就是說，自2006年以來，每年自由分數衰退的國家要多於增長的國家，而2014年尤其慘烈，自由衰退的國家是自由增長國家的幾乎兩倍（61/33）[2]。

進一步追究自1970年代中期以來的「第三波」民主化為何在二十一世紀出現頹勢？有些國家是因為個別內政問題，如蔓延的貪腐問題（菲律賓）、無能的政府治理（巴基斯坦）、難以消彌的族群衝突（肯亞）、日趨惡化的經濟不平等（墨西哥）、政治菁英對憲政體制的藐視（泰國）等，讓該國人民與統治菁英對民主體制喪失信心而放棄。但也有一些國家則是受到俄羅斯、中國、委內瑞拉這些看似更有效能的威權政體的鼓舞而漸漸遠離民主的。這樣的「威權國際擴散」(international diffusion of authoritarianism) 一開始多半都是以價值示範的方式進行，但晚近漸漸可以看到這些威權大國可以用日益增強的經濟實力，去影響一些脆弱小國國內的社會力量分布與制度發展，進而影響其在民主與威權政體光譜上游移的方向。

面對威權擴散，西方民主國家普遍仍感受不到對他們的實質地緣政治利益有什麼威脅，多半都是睜一直眼、閉一隻眼，不會有什麼「反威權擴散」的具體作為。況且依照上個世紀的經驗，民主大國的支持往往也是靠不住的，支持的力道與方向還是以民主大國自身的國家利益考量為依歸，美國在1950年代對東歐國家民主運動的背棄以及1970年代對拉丁美洲民主政體的殘害都是具體的例子。自由受到威權大國威脅的小國，終究還是要靠公民社會自我意識覺醒與自我行動力量的發揮來捍衛自己的民主。

▎「中國模式」與全球民主退潮

如稍早提到的，當今世界的民主退潮大多是因為新興民主國家本身體質脆弱，無法有效處理該國長期面對的結構問題所致，但隨著西方民主國家的影響力減弱，而像俄羅斯、中國、伊朗這樣的區域威權大國影響力增強，學界也開始注意到威權大國在全球民主退潮中可能扮演的角色。

一般來說，威權（或民主）政體的國際擴散可分為「價值示範」與「實質影響」兩個層次進行：前者是藉由威權（民主）政體本身的表現與宣揚展現威權（民主）政體的效能與適切性（effectiveness and appropriateness）；後者則是藉由威權（民主）政體因國力而產生的影響力直接要求他國改變政策 (leverages) 或在他國培植可影響的社會力量(linkages)[3]。在《民主季刊》的這個「民主是否退潮？」的專輯中，哥倫比亞大學的黎安友 (Andrew Nathan) 教授認為，中共威權政體主觀上並沒有促進威權擴散的意圖，但客觀上它為了維護自身的生存與利益確實在示範威權價值、支持威權盟邦、壓制台港民主、倡導人權與民主體制脫勾等六個方面對民主的進展產生負面的影響[4]。

在1990年代，「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席捲全球之時，經過六四鎮壓的後天安門中共政權，面對國內的正當性危機與國際的孤立顯得相當脆弱當脆弱。在江澤民「穩定壓倒一切」的原則之下，這群技術官僚統治菁英在政治上以制度化取代民主化建立了「韌性威權」，在經濟上以「低人權優勢」（秦暉語）擁抱全球化，在中國東南沿海發展「世界工廠」，以大量廉價消費品製造出口創匯帶動經濟成長，漸漸地站穩腳跟。弔詭地，這起初是為了防範國際民主浪潮的「和平演變」而建立的另類現代性追求路徑，隨著中國的國力增強，到了二十一世紀卻發展成了全球威權發展典範的「中國模式」。

究竟什麼是「中國模式」呢？綜合海內外各種正負面看法，我把它定義為一種建立在反自由的國家與市場關係 (illiberal state-market relations) 與反自由的國家與社會關係 (illiberal state-society relations) 之上的經濟全球化模式，之所以是反自由，是因為它的市場經濟運作的基礎不是自由競爭而是國家特殊利益的恩賜，而它的政治秩序運作的基礎不是以保障公民自由為目的的「法治」(rule of law)而是以維護政權生存為目的的「法制」(rule by law)。

▎長期來看，「中國模式」真的有利於經濟發展嗎？

看到中國自1990年代中期以來，幾乎每年都是全世界經濟增長最快的國家，對於把財富累積看得比自由平等更重要的社會與個人來說（見郭董的「民主不能當飯吃」），「中國模式」似乎是短期致富的最佳捷徑。但真是如此嗎？早期發展經濟學強調經濟成長的動力在生產要素效用的充分發揮，只要國家有能力在短時間內將國內的資本、勞動力、土地等生產要素動員起來生產，就可以帶動經濟發展了。從這個觀點來看，二十一世紀的中國與十九世紀的德國、二十世紀初的俄國與日本、二十世紀下半的南韓、台灣皆如此。

但經過經濟學新制度論的洗禮後，我們瞭解到市場交易爾虞我詐，充滿投機拐騙的行為，財產權與契約都是靠不住的，必須要有市場制度的存在才可以降低財產被侵犯、契約不履行的交易成本，讓商人擺脫短期的機會主義行為，進行長期的投資研發，才能促成生產力的躍升。而一個強大到可以提供法律規範保障私有財產與契約履行的國家也有能力去充公私人財產，所以可以約束國家濫權的政治制度對經濟發展是重要的！英國的憲政民主與美國的聯邦體制等政治制度正是可以對市場行為者提供「可信的承諾」(credible commitment of political institutions)所以才讓英、美兩國分別在18、19世紀，商人積極投入創新、生產，帶來快速的經濟發展，成為全世界最強的經濟體[5]。

此外，最近出版的《為什麼國家會失敗？》一書，兩位作者在更多案例的量化分析下發現，長期來看「政治制度」才是決定經濟發展的關鍵，唯有可以制訂清楚明確不因人而異的遊戲規則、讓不同才華禀賦的人都有公平自由的創業空間的「廣納型」（(inclusive) 制度才能帶來持久的經濟發展，如果是少數菁英把持用國家壟斷力量將其他人排出在外的「榨取型」(extractive) 制度，或許短期可以得到發展，但長期必難以為繼[6]。

事實上，雖然表面上中國經濟在過去二十年增長快速，但主要成長的動力來自於資本、勞動力與土地等生產要素的大量投入，國內市場制度仍然在降低市場交易成本與不確定性上沒有進展，市場上仍對國家政策方向、財產權保障、交易信用等充滿不信任，短期機會主義投機行為充斥，從中南海的領導人到地方上的民營企業家，誰都想賺一票就走，把最珍惜的妻小、資產都移往海外，還造成紐約、溫哥華、洛杉磯、雪梨房地產狂飆的現象。與此同時，中國政府已經喊了十年的發展內需市場，卻在國內貧富差距持續擴大、市場制度不完善機會主義行為充斥的情況下一直發展不起來。

▎全球遍地「太陽花」抵抗民主退潮

但隨著中國國力增強，海外投資與國際參與的興趣與必要性也驚人成長，不僅在亞洲，在非洲、拉丁美洲，我們看到隨著中國國有企業在當地進行大量投資，「中國模式」這種藉特殊利益給予而發展經濟，藉打壓社會弱勢而維持穩定的發展模式正幫忙強化了當地的威權政體，也弱化了原本就單薄的民主力量。也許中國政府並沒有促進威權擴散的意圖，但中國的官員與企業家習慣談投資、做生意的方式，就自然而然壯大了當地倚賴特權維生的社會力量，擠壓了公民社會追求公平正義制度建立的空間，複製了「中國模式」。

反觀台灣、香港這幾年的發展又何嘗不是這樣呢？隨著香港於2003年與北京簽訂CEPA，台灣於2010年與中國簽訂ECFA，雙邊的經濟、社會、文化的交流與整合更進一步發展，在臺、港兩個社會都看到靠著北京「讓利」，依賴特權維生的社會力量越來越壯大，尤其是大型財團與媒體，在自身企業經營上，不再以產品創新來打入全球競爭市場，而以經營政治關係來乞求分潤中國壟斷市場，強化了港、台社會原本就存在的反自由 (illiberal) 社會力量，政府不建立公平遊戲規則、維護社會正義，卻越來越多黑箱作業、包庇特權、打壓弱勢的情況，擠壓了公民社會追求民主價值與制度建立的空間，也讓港、台經濟逐漸陷入「榨取型」(extractive)發展，追求「向下沈淪」(race to the bottom)的尋求政治保護與壓榨勞工與環境的吃老本經濟。

從去年三月在台灣發生「反服貿黑箱」的太陽花運動這一年來，我們在九月看到香港發生爭取真普選的「雨傘運動」，香港市民出乎意料對運動的持續支持與參與，博得了全世界媒體的高度關注與同情，也造成了北京自六四以來最大的政治困局。到了十二月，我們看到遠在中美洲尼加拉瓜，也發生了多個農民與環保運動等公民團體聯合抗議背景神秘的中國民營企業家王靖的尼加拉瓜運河開鑿計畫的決策程序不透明，環評作業不充分，引發警民激烈衝突數十人被捕、受傷的事件（參考新聞）。今年一月，在印度洋的斯里蘭卡，反對黨也以「反中國因素」為訴求而贏得總統大選，並在三月五日正式對中國的「可倫波海港城」投資計畫喊卡，要重新檢視前任的「黑箱決策程序」並重新評估這個中國「一帶一路」戰略的重大海外投資是否符合斯里蘭卡的國家利益（參考新聞）。

這些事件顯示雖然「中國模式」隨著中國國力增強已經從價值示範逐漸往實質影響的方向發展，其基於自身利益在全球各地進行的戰略佈局與投資壯大了當地的反自由社會力量，但也激起了當地公民社會中珍惜民主價值的群體組織起來抵抗這些反自由社會力量對民主制度的威脅與破壞。

進入二十一世紀以來，經濟全球化帶來全球各地貧富差距的拉大、金融市場與政府財政危機不斷、美國與歐洲道德與經濟權威地位的下降、中國與俄羅斯國際影響力的增強、宗教與文明衝突的惡化等環境因素都不利於民主體制的運作與發展。所以，也有學者主張，我們該驚訝的不是一些民主遇到這些挑戰的挫敗，而是更多民主面對這些挑戰表現的強韌[7]。

畢竟，這是在人類歷史上，最多人相信，無論任何族群、文化、宗教、性別、階級，每一個人都應該有追求自主與選擇自由的權利的時刻。而這樣的《民主精神》(The Spirit of Democracy8) 隨著經濟發展與教育普及，又在最年輕的世代更為普遍地被接受，無論在中國、俄羅斯、伊朗、埃及、奈及利亞、美國、墨西哥、智利、泰國、印尼，過去五、六年來，隨著網路對公民運動的動員方式帶來革命性的改變，我們看到，包括台灣的「太陽花運動」，每個社會最具競爭力、最有創意的青年世代，就像在1789年、1848年、1919年、1968年與1989年時的全球青年人一樣，都在用他們自己的方式為這個人類民主幽暗的時代守護著一線天光。

▎參考文獻

1.　Acemoglu, Daron, and James A. Robinson. Why Nations Fail : The Origins of Power, Prosperity and Poverty. 1st ed. New York: Crown Publishers, 2012.

2.　Ambrosio, Thomas. “Constructing a Framework of Authoritarian Diffusion: Concepts, Dynamics, and Future Research.” International Studies Perspectives 11 (2010): 375-92.

3.　Diamond, Larry Jay. The Spirit of Democracy : The Struggle to Build Free Societies Throughout the World. 1st ed. New York: Times Books/Henry Holt and Co., 2008.

4.　Levitsky, Steven, and Lucan Way. “The Myth of Democratic Recession.” Journal of Democracy 26, no. 1 (2015): 45-58.

5.　Levitsky, Steven, and Lucan A. Way. “Linkage Versus Leverage. Rethinking the International Dimension of Regime Change.” Comparative Politics 38, no. 4 (2006): 379-400.

6.　Nathan, Andrew. “China’s Challenge.” Journal of Democracy 26, no. 1 (2015): 156-70.

7.　North, Douglas. 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