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發之室》的波頓：如何從美中台關係看這本「抱怨之書」？

文／李可心、陳方隅

川普前國安顧問波頓（John Bolton）在6月23日發行的新書《事發之室：白宮回憶錄》（The Room Where It Happened : A White House Memoir）在書摘曝光後就引起全球媒體關注，長達577頁的內容記錄著波頓在任的17個月間（2018年4月至2019年9月）川普和其閣員、以及外國領袖們之間的種種幕後故事。

▌前情提要：〈「川普求習近平『幫連任』！」美國前國安顧問波頓的回憶錄風暴〉

《事發之室》被兩黨人士大力批評（大致上的批評：有些共和黨人覺得他背刺、為了阻止川普連任，民主黨人批評他不願作證彈劾案，卻為了錢而出書），但美國各大媒體書評是好壞皆有（註：《芝加哥論壇報》、《紐約時報》等評價較低；《華爾街郵報》、《每日電訊報》等評價較高）。

這本書的重要之處，就在於波頓的層級之高（國安顧問是總統的首席幕僚）且又是如此貼近川普總統、過去歷練之豐富，因此引起許多媒體報導。我們在此為台灣的觀眾們導讀這本書，並且提供美國台灣觀測站的編輯群想法。

波頓的《事發之室：白宮回憶錄》整體以日記體方式呈現，敘事方式大致上如下：

從以上舉例，基本上就能大致了解為什麼許多美國媒體的書評人會在看完書後，強調了波頓「超詳細筆記狂」（A copious notetaker）以及「自我為中心」（Self-importance）的特徵。波頓直接將自己的筆記與日記彙整成書出版，可能是為了搶在11月大選前，拉下川普的支持率，然而鉅細彌遺的時間、地點和對話紀錄，再加上寫作方面缺少分析以及論說，龐雜的詳細記事對於一般讀者而言，恐怕一時難以消化。

▌「爆料」其實並不意外

許多的媒體在談論《事發之室》時，都以「爆料」一詞形容書中內容，不過觀測站以及許多美國評論家皆對波頓所爆的料，包括川普的各種言行、對盟邦國家的不在乎，對於新疆集中營或香港議題的忽視，與中國領導人的互動方式，以及川普個人善變和難以預測的決策模式，常常和自己的團隊成員反目成仇等等，其實都不感到意外。

長期觀察川普的行事和決策作風，川普在政治操作和外交談判場合上，皆貫穿著他在自己的暢銷書《交易的藝術》（The Art of Deal）中的商業談判原則。根據筆者的觀察與解讀，對川普而言，美國的政治外交事件皆為交易或談判，而川普身為美國總統，就是要用他的商業談判技巧，為美國在國際場合上談下以「美國優先」的合約，因此盟友關係和人權議題在談判桌上皆為籌碼。

由此可見，波頓所爆出的川普決策內幕，並不違反川普的行事作風，過去也已經有很多報導或者專書提到這些事情，只是這次是由前「國安顧問」這個總統首席幕僚來再次證實。

不過，《事發之室》也並非無爆點，仍然有不少內容令人震驚——例如備受媒體討論的「川普詢問芬蘭是否是俄羅斯的一部分」以及「川普點頭贊成習近平在新疆蓋集中營的行為」等，顯見川普平日不只和自己的閣員們關係緊張（而且往往奠基於錯誤或不足的事實認知之下），且對許多重大議題並不關心。例如擔心影響與中國貿易談判，而反對針對新疆集中營相關官員實行制裁，這等同於是拿人權議題來換談判順利。

波頓這本書中談到台灣的部份篇幅相當少，最大的爆料可能是川普曾經要求暫緩F16戰機的軍售案，理由同樣是怕會影響到與中國貿易談判。但以這個事件來說，其實當時《時代雜誌》就報導過軍售案延遲，因此也屬於「不意外」的類別。

只是現在我們知道更多細節：例如當時是國務卿龐佩奧（Mike Pompeo）帶著南卡羅萊納州的相關人士（F16產線在南卡）去說服川普趕快批准軍售。至於許多台灣媒體所著重的：「川普很可能會出賣台灣」，這其實是波頓的個人推測意見，而非事實陳述。

▌欠缺脈絡分析

在回憶錄中加入立場解釋，能讓波頓的書更加分，並讓讀者更能理解波頓的批評。波頓一直以來的強硬好戰作風，早就已經讓許多選民（尤其是自由派人士）相當不滿，在離開川普內閣後出版《事發之室》，事實上是個相當好的機會，讓反對他的民眾了解自己強硬的外交政策。

然而波頓用了絕大多數的篇幅批評川普的作為，對自己為何選擇強硬立場的背後判斷則著墨甚少，甚至就算有明顯可以解釋的空間時，也未多做註解。

例如在提到川普比起國務卿龐佩奧，認為中國在北韓議題上的角色更為重要時，波頓就在書上寫道：「我覺得龐佩奧的評估比較精確。」然而波頓對於他的判斷並沒有任何解釋。又例如在提及委內瑞拉動亂時，書中寫道：「我（向川普） 解釋為什麼軍事介入不會是個解決方法」，然而隨後也沒有點出更細緻的解釋。這也可能是導致全書的波頓陳述，有許多事實有待驗證、甚至又引發外界爭議的原因。

就算背景與政策思考的解釋可能會觸及洩露國安的疑慮，但過去也曾與老布希、小布希共事過的波頓，絕對更有立場提出建設性的建議或有用的比較。

我們或許可以拿相當具爭議的國安顧問和國務卿老將季辛吉（Henry Kissinger）做比較。季辛吉在退役後的著作豐富，雖然其中不少論述也引起諸多批評，但在季辛吉個人的書中，每每敘述到一場國際談判或外交會談時，都會提到他當下的思考邏輯以及顧慮，並且分享該用什麼樣的技巧促使談判成功，縱使讀者不一定能認同季辛吉的思想與做法，但仍能夠從中認識當時的談判背景、了解決策背後的顧慮。

而筆者認為，由在柯林頓時期擔任白宮顧問的曼德爾邦（Michael Mandelbaum）所著的《美國如何丟掉世界？》就是退役高官著書中的典範。

該書點出了美國在後冷戰時代外交政策的諸多錯誤，不僅記錄了他在國際外交場合上的第一手經驗，還對不同國家的歷史社會結構背景，以及各個外交政策在不同歷史背景下失利的原因做出深入的分析，讓讀者能更清楚制定外交政策時應當思考的層面。

相比之下，《事發之室》全書中充斥著波頓個人對川普以及其他政治人物的批評——縱使這是波頓的出書目的之一，但就內容的縱深來說殊為可惜。

▌影響川普的外交政策？

《事發之室》的內容仍能對未來美國的外交政策帶來一定程度的影響，畢竟過去猜測的內容如今由一位川普任內任期最久的國安顧問在書中揭露、確認。其次，由於書中暴露了川普與內閣們之間的嫌隙，又揭露了許多川普私底下對其他國家元首（包括金正恩、梅克爾等）的大肆批評，縱使過去早有傳聞川普對其他國家領導者的尊重程度不高，但由波頓親自背書的證實，仍會讓川普在外交場合上更難做人，讓美國在國際上更不受到信任。

《事發之室》勢必會影響美國民眾對川普行為的解讀，進而影響到對外交政策的觀感，甚至於改變政客們的政策走向。例如，書中提到川普要求習近平協助他連任，因此「要求中國多買農產品」。美國發起貿易戰以來，雙邊貿易的確有所下降，但整體貿易逆差不減反增，而且其中農業部門是損失最多的部門之一，而這又是川普陣營支持者集中處，因此川普很在意中國是否能趕快履行承諾，多購買農產品。

這些事情以往可能會被視為消除中美貿易逆差的努力，但現在各種強調與中國交流的相關政策，對美國人民來說反而已經變成負面標籤。人們不再認為與中國交流愈多就愈有正面效果，更不認為與中國做生意就一定能發大財，這不管是對白宮的貿易談判團隊，或對中國的宣傳部門來說，可能都是相當傷腦筋的事。

▌美中台關係變化

波頓的《事發之室》，應該如何把這本書放到現在美中台關係變化下來談？

川普政府的確提出很多重大外交策略，尤其像是開始正視中國的競爭與潛在威脅，改寫了近三十年來美國的中國政策主軸「交往策略」（engagement policy）。但因為川普本人太過於多變，同時國內仍然在辯論到底該怎麼對付中國，光是川普政府裡面的不同部門，就有很多不同派別立場，以致於美國很難說服其他國家一起加入抗衡中國的行列。

事實上，波頓指出來的各種小細節、對話，剛好就是目前為止川普政府對外政策的最佳寫照：

一方面美國這三、四十年來的主流思想很難一夕改變（許多人仍然不覺得中共是威脅），二方面是現在與中國的經濟依賴實在太深，例如中國仍然持有大量美國國債，相當於金主的角色（尤其2008金融危機後，當時布希總統還邀請胡錦濤一起救市），而且行政部門在制裁中國的時候，也必須考量到廠商們受影響的程度，還有手上是否有資源可以幫助廠商回流等等，但目前在聯邦政府層級，幾乎是沒有的。

這相當程度地解釋了，為什麼波頓本人代表的對中國絕對強硬的「鷹派」想法，一直以來都不是主流觀點。

從波頓的強硬立場出發，他自然會對川普這樣不以理念為最高指導原則的行事風格，有許多不滿；在各種強硬政策主張的背後，要面對不同部門的意見（例如財政部以經濟影響程度為出發點，自然就會比較「鴿派」），當然會有更多的挫折。這是本書寫作背後的重要背景之一。

雖然川普的多變態度和缺乏中心思想，一直都很符合他在商業談判上的風格，但是在國際事務上除了政治經濟軍事等「硬實力」，還有很重要的「軟實力」，即透過理念來說服他人。這是川普政府到目前為止在國際上最缺乏的部份，以強硬風格著稱的波頓，其實從過去擔任其他職務（例如駐聯合國大使）的經驗來看，孤鳥路線常常讓他不得人和。從這次出書的內容以及呈現方式來看，他的態度始終如一。

最後必須提醒兩個重點——首先，分析美國對外政策時，除了國會之外，還要看整個團隊，尤其負責相關事務的官僚人物的立場（例如以中國或台灣政策來說，要看國務院，尤其是東亞與太平洋事務局，或者是國防部主管東亞事務的助理部長等），而不只是看總統一個人。

第二，波頓的書中指出一個很重要的觀點：中美關係之間轉向競爭關係，是整個制度和體制層面的競爭，而這並不是一兩個貿易協定就可以解決的事。

台灣讀者們有時候會落入簡單的二分法，例如認為美國現在要準備消滅中共（其實這從來都不是美國政策目標），或者認為美國要把台灣賣掉，但其實從沒人講清楚是怎麼個「賣」法。對台灣的關係是規範在美國國內法裡面，絕無可能讓台灣落入中共的控制當中。上述這些分析方式都太過一廂情願，而且沒有看到國際關係變化背後的結構性因素。

美國現在首要著重的是，如何才能讓中國達成真正的開放市場，並且停止再以偷竊智慧財產、大幅補貼國有企業的方式來達成市場競爭。而中美之間演變成競爭關係並不是一朝一夕造成的，背後牽涉到全球化、貿易開放後的贏家輸家、以及地緣政治上的權力競逐等等。政治人物們的分類更不是親中或者反中這麼簡單。但就是因為中美關係的轉變背後有許多結構性因素，所以也不是短期內一兩個人事變動就會改變的方向。

在這位曾是「史上最挺台的國家安全顧問」波頓所帶來的政壇風波當中，提醒人們去注意到整個結構轉變，或許是我們從中學到最大的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