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州台灣館事件之後：當台灣藝術家走入國際，我們該如何守住身份認同權？

2026年光州雙年展（Gwangju Biennale）引起國內外媒體廣大注目的，想必就是台灣館（Taiwan Pavilian）遭到雙年展基金會片面更名為台灣館主辦方國立台灣美術館縮寫的「NTMoFA」，從國家館變成了機構館，引發的一連串爭議。在國際藝術界與韓國當地藝術家們的廣大注目下，最後終於回復為「台灣館」，卻戲劇性地讓同場展出的「中國館」憤而退展作為結局。

當然，這類事件在過去屢見不鮮，也時常登上台灣新聞版面，台灣館策展人陳湘汶表示，事件發生後，也有台灣藝術家分享個人經驗，自己過去在國外參展時也曾被片面要求更改自己的國籍與出身地標示卻無計可施。台灣館參展團隊因此在10月17日於現流冊店舉辦座談，分享這次守住台灣館「身份認同權」（self-identity right）的經驗。

「政治審查」：最能讓全球藝術圈共感的議題

在光州台灣館爭議期間，事實上也發生藝術家高俊宏參加瑞典世界文化博物館群（Världskulturmuseerna）徵件，展出《熱蘭遮之日》（The sun of Zeelandia）一作時，遭到中國北京畫院院長吳洪亮關切的事件。吳洪亮在寄給瑞典世界文化博物館館長 Britta Söderqvist 的信中指出，他們「審查」了高俊宏的經歷，並對他「與中國長期維持的歷史共識存在嚴重衝突」感到「深切擔憂」，所幸高俊宏最後在館方力挺下，作品得以順利展出。

雖然中國刻意的政治介入時有所聞，在國際場合中，他們無法接受台灣與中國以「國家」名義並列也是明眼人都懂的國際政治眉角。不過此次光州台灣館的事件當中，事實上在中國館撤展前，並沒有明確中國官方操作的證據，或者說沒有辦法得知雙年展基金會內部的運作情形。也因此台灣館參展團隊在尋求國內外輿論支持時，完全沒有將「中國介入」放進論述當中。

參展藝術家鄭亭亭表示，事實上國外對於兩岸關係，並不一定如同台灣國內如此敏感，所以當時大家一致決定要把重點放在「政治審查」——這幾乎是最能讓全球藝術界共感的問題——才有了這次的抗爭主軸。

尋求媒體與展覽相關人士的國際輿論支持

陳湘汶與另一位參展藝術家蘇匯宇進一步指出，確定主軸之後，接著就是請求國際與韓國國內聲援，特別是有參與這次光州雙年展的其他國外策展人和藝術家們，因為這最能直接影響雙年展基金會。團隊透過個人網絡以及公開資料，尋找這些參與者公開的聯絡資訊，並且一一寄發說明原委，最後獲得四十多位參與者支持。其中最有力的想必是雙年展主展館策展人，同時也是新加坡藝術家的何子彥以及參加主展館的旅美台灣藝術家謝德慶，也都加入連署。

除此之外，陳湘汶也在座談中感謝韓國當地的藝術家們，特別是有提出個人聲明的金花順（김화순）、鄭憲基（정헌기），以及林仁子（임인자）在光州經營的獨立書店「少年書店」，皆提供了極大的支持。這些韓國在地藝術家們皆不約而同地表示，這類「政治審查」的事情，千不該、萬不該發生在自詡為民主聖地的光州，也是這些朋友的協助與擴散，才能讓韓國國內的輿論沸騰，進而影響基金會。

最終，除了台灣館的名稱得以回復外，甚至讓光州市長閔炯培於8月26日公開震怒，並宣布將追究光州雙年展「台灣館」名稱遭更改事件的相關責任。

國際參展合約納入身份認同權作為保障

在這次光州雙年展「台灣館」的命名爭議中，台灣館參展團隊認為最值得注意的，並不只是「Taiwan Pavilion」這個名稱本身的政治立場，而是國美館與韓方的契約內容。

從文化部公布的時間軸來看，早在今（2026）年4月2日，光州雙年展基金會便已收到以「Taiwan Pavilion」為名的提案並審核通過，雙方隨後於4月23日正式簽約，並持續推進場地與展覽籌備。直到6月10日，韓方才突然片面要求將名稱改為「NTMoFA Pavilion」。

這件事情的關鍵在於，當雙方已經建立正式的契約關係，爭議便不再只是政治立場或身份認同的角力，而是合作雙方是否遵守既有承諾的問題。也因此，當問題浮上檯面、文化部介入時，文化部並非單方面要求韓方接受台灣的政治主張，而是希望合作機構尊重先前已經確認的提案內容與契約精神，藝術家方面也以目前國美館與其簽訂的契約中，皆標示為「台灣館」作為爭議焦點。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即使雙方對名稱始終無法取得共識，仍持續援引契約，要求韓方履行尊重台灣館命名權的義務。這種處理方式，將原本可能陷入政治表態的爭議，轉化為具體的契約責任與制度問題。策展團隊與文化部選擇以合約作為輿論攻防的依據，而非僅訴諸民族情感或政治抗議，正是這次事件最值得參考的地方。

總而言之，未來台灣藝術家若有國際的展演機會，在簽訂合約時，如果擔心有政治勢力介入，也務必要將身份認同權的相關條文，如國籍或出身地的標示方法納入其中，未來出現爭議時，不論是否要請求台灣官方協助，抑或是尋求輿論支持，才能有最好的攻防籌碼。

藝術家與展覽團隊需要堅定一致的共識

回憶此次的抗爭過程，台灣館參展團隊對抗爭目標的一致認同與團結，相信也是推動整件事情可以圓滿落幕的重中之重。此次討論當中，藝術家們事實上都有不同的意見與看法，當中也有鷹派與鴿派，但在協調之後，大家達成了一個共識——展館名稱若沒有恢復為「台灣館」，就選擇退出展覽，並且在雙年展期間，繼續後來的抗議行程。參展藝術家阮柏遠也為此設計了多項抗爭用的識別設計，以求讓相關資訊可在網路社群發酵，而有推波助瀾的功用。

台灣館參展團隊這一致對外的共識非常重要，因為後來文化部介入時，其身為政府主管機關事實上需要了解藝術家們的意願，才能決定是否鼎力相助。畢竟在台灣，身份認同的問題，一直是個大哉問，如果藝術家沒有中心思想，文化部事實上不能把藝術家們推上最前線，否則文化部的作為將無異於後來要求光州中國館退展的中國官方政府。也就是說，如果藝術家或策展人自己沒有明確論斷時，台灣官方在尊重藝術自由的前提下，其實無法為其做決定。

公立美術館需要有國際斡旋的能力

座談最後，參展藝術家蘇匯宇也提出，未來公立美術館的領導者以及整體的公務系統訓練，或許可以更加重視國際斡旋與協商能力。畢竟，國際藝術交流不僅涉及展覽與學術研究，也經常需要面對不同文化背景、制度與政治環境所帶來的挑戰。

尤其對台灣而言，如何在複雜的國際關係中維護藝術家與台灣館參展團隊的權益，更是值得持續關注的課題。本次的許多對外工作，包括抗爭活動識別設計、國際媒體公關聯繫與文化部的攻防兵推等等，藝術家與策展人是最大功臣。相對地，台灣的藝術機構也應該有同樣的靈活度、敏銳度與機動性。

依照現行《國立台灣美術館組織法》，館長除了由具備相應官等的公務人員擔任，也得比照專科以上學校校長或教授資格聘任。這樣的制度自有其專業考量，但是學術研究、策展、行政管理與國際政治協商，其實各有不同的專業要求。

未來在公立美術館人才的選任與培養上，可以將國際交流經驗、政治斡旋與跨文化溝通能力納入更多考量。此次光州台灣館事件，在各方共同努力下獲得圓滿結果，也為台灣藝術界累積了以藝術家為中心的國際協商經驗。如何將這些經驗延續下來，作為未來公立美術館推動國際合作的參考，或許也是這次事件值得留下的思考。

讓藝術家擁有自主表述身份的權力

最後，值得強調的是，身份認同權的保障，並不意味著所有台灣藝術家都必須採取一致的國族認同。無論藝術家認同為何，都應享有自主表述的自由，而國際雙年展、政府與美術館機構所應保障的，是藝術家不受政治力量強迫的權利，而非替藝術家決定其身份。

然而，尊重不同的身份認同，並不代表所有身份認同在國際政治現實中，都面臨相同的處境。對台灣藝術家而言，在國際場合以「台灣」之名參與展覽，有時會需要面對額外且沉重的政治壓力，甚至遭遇名稱被更改的情況。

此次光州台灣館事件所爭取的，並非要求他人接受特定政治立場，而是尊重藝術家與台灣館參展團隊自主選擇的名稱。如何透過契約與制度保障，讓藝術家真正擁有決定自身身份如何被呈現的權利，才是這次事件最值得延續的經驗。

責任編輯／張郁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