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難民也有派對》：台灣獨立記者陳映妤八年叩問，流離苦難裡的人性尊嚴

如果我們在Google上搜尋「難民」這兩個字，演算法會吐出什麼樣的畫面？

那可能是地中海風浪裡擠在破損橡皮艇上、穿著橘色救生衣的驚恐臉孔；或是鐵絲網外一雙雙求助的手；或者是2015年那張震撼全球、面朝下趴在土耳其沙灘上的3歲敘利亞男童艾倫的遺體。在主流媒體與地緣政治的宏大敘事裡，「難民」往往被化約為一幅幅象徵「貧窮、匱乏、悲慘、無助」的集體肖像。他們是新聞畫面裡模糊的被觀看者，是被動等待西方或民主國家拯救的「受害者」。

然而，台灣跨國獨立記者陳映妤在她的首本著作《難民也有派對》中，卻用極具後勁的畫面，重重敲碎了這種獵奇的單一視角。

那是2022年的夏天，黎巴嫩首都貝魯特正陷入建國以來最嚴重的經濟危機。全國大停電、物資極度匱乏、法幣暴跌，城市在一盞盞熄滅的街燈中倒退。當陳映妤準備從台灣前往貝魯特，履行她與敘利亞朋友榮奧（Rong-Ao）3年前的約定時，她問榮奧需要帶些什麼？她以為對方會需要藥品或其他生活必需品。

沒想到，榮奧傳來了一張網路截圖。那是一副日本動漫《鬼滅之刃》主角炭治郎的耳環。

榮奧說，他的妻子愛娜（Aina）非常喜歡這部動漫，但在物資斷絕的貝魯特根本買不到。他想在艱難的生活裡，給老婆一個小小的驚喜。

這個看似「不切實際」的請求，恰恰揭示了這本書的核心——即便是掉進了命運的荒原，人依然會想念，依然會愛，依然會渴望在廢墟中把日子過得像自己。 難民不只是一個沉重的政治身分，它更像是一個人被迫掉入的「例外狀態」。而在這個例外狀態裡，流離者們依然在夾縫中，為自己舉辦一場場溫柔而頑強的「派對」。

在「例外狀態」裡活成自己

陳映妤歷時8年，走訪全球四大洲（包括黎巴嫩、馬爾他、烏克蘭、哥倫比亞等地），記錄了12組來自9個國家流離者的生命故事。書中的人物，從敘利亞音樂家、委內瑞拉塗鴉藝術家、烏克蘭演員、厄利垂亞英文老師，到俄羅斯獨立記者、巴勒斯坦教授以及中國同志情侶。他們不僅僅在逃難，他們在異鄉開玩笑、彈琴、想家、創業，甚至瘋狂地談一場戀愛。

書名中的「派對」，其最深刻的意涵在於奪回作為人的主體性與尊嚴。以學術語言而論，在行政或軍事命令造成的非常態處境下，日常生活奠基的法治暫時失效——這就是義大利政治思想家阿岡本（Giorgio Agamben）所稱的「例外狀態」（State of exception），當中喪失公民權利與保護的「赤裸生命」（bare life）就成了難民。而陳映妤卻透過一個又一個故事，向讀者展示這些流離失所的難民，如何在掙扎求生之時，仍透過哪怕是最微不足道的方式，展現出自我的獨特，從而拒絕被化約為無名無姓的受害者。

最動人心弦的例子，莫過於書中對俄羅斯流亡記者伊蓮娜（Elena Kostyuchenko）與她的伴侶伊亞娜（Yana Kuchina）的側寫。

伊蓮娜曾是俄國頂尖獨立媒體《新報》（Novaya Gazeta）的戰地記者。2022年俄烏戰爭爆發第一天，她毫不猶豫帶著防彈衣奔赴烏克蘭前線，記錄下梅科萊夫停屍間裡堆疊成山、甚至連3歲孩子都布滿砲彈碎片的冰冷現實。

然而，當伊蓮娜在被俄軍佔領的赫爾松揭露平民遭酷刑與綁架的真相後，她收到了死亡威脅：聽命於俄國總統普丁的車臣部隊已接到暗殺她的命令。總編輯穆拉托夫（Dmitry Muratov）溫柔卻殘酷地在電話中警告她：「我知道妳想回家，但妳不能回俄羅斯，他們會殺了妳。」

國家暴力不僅試圖抹殺伊蓮娜的肉體，更徹底奪走了她熱愛的報導工作與故鄉。伊蓮娜在歐洲流亡期間精神崩潰、高燒不退，並伴隨著嚴重的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TSD）。隨後在德國，她甚至遭遇了疑似來自俄羅斯情報部門的下毒襲擊，肝臟數值飆升、身體發腫，連腦海中的地圖都無法與現實連結。

然而，在這樣一個幾乎被逼入絕境的「例外狀態」中，愛與寫作重建了她們。回不去母國之後，2024年夏天伊蓮娜參與一個在捷克的作家駐村計畫。她在捷克暫居的老房子陽台上有一株看似早已枯死、土壤裡塞滿菸頭的葡萄樹，伊蓮娜卻固執地每天為它澆水，彷彿相信那些在戰火中死去的孩子也有可能活過來一樣。幾週後，枯木竟然真的吐出了新芽，進而爬滿整個陽台、結出豐碩的葡萄。

這株葡萄樹拯救了伊蓮娜，她在那裡寫下了她的第一本書《我深愛的國家》。2024年，伊蓮娜在公園裡，請來女同志合唱團助陣，單膝下跪向伊亞娜求婚；同年的婦女節，她們在舊金山登記結婚。在克里姆林宮將 LGBTQ+ 群體列為「極端組織」、修改法律嚴厲打壓的陰影下，她們選擇在世界盡頭公開成為妻妻，甚至規劃著懷胎生子。

正如伊亞娜對「家」的定義：「家對我來說，是我可以做自己的地方……只要和我老婆在一起，那就是家。」 這種在極權與死亡威脅下的親密關係，就是最溫柔、也最激進的一場生命派對。

倖存者的愧疚與記者的倫理

作為一本非虛構紀實文學，《難民也有派對》難能可貴的特別之處，不僅在於其呈現了多少異國苦難，還在於作者陳映妤極其真誠的「自我解剖」。

這是一部關於「報導者倫理」的反思錄。陳映妤在書中不只一次展現了這種替代性創傷與倖存者內疚——她擁有隨時可以起飛、可以退回安全地帶（回到台灣、去到歐美學術機構）的特權，但她筆下的受訪者卻可能永遠被困在泥淖中。這種權力不對等，在2022年她赴波蘭—烏克蘭邊境與烏克蘭報導時，在她與中國走線客一同徒步穿越危險的巴拿馬達連隘口時，化作了一次次深夜的噩夢。

在書中，她更主動揭露了自己的不安與反省。當受訪者一次次透過訊息向她提供金錢或人道救援的強烈請求時，一個「善良的人」與「客觀的記者」之間的邊界該如何畫定？我們是否在消費他們的傷痛，然後轉身離去，換取自己的名聲與獎項？

陳映妤沒有選擇用溫暖高尚的道德辭藻來粉飾這種焦慮。她坦承自己的恐慌，承認痛苦無法比較，但也正是這種對自身特權的醒覺，讓她的筆觸而多了一分「平視」的溫柔。她用將近10年的時間，與這些被採訪者保持深刻的聯繫，關心他們的後續生活。

這正如本書封面的敘利亞設計師歐馬（Omar Alassoura）。歐馬在黎巴嫩流亡期間，曾在港口溫柔地用小奶瓶餵養剛出生的流浪貓，用老派的浪漫將信紙做成瓶中信送給心愛的女孩。他為《難民也有派對》一書創作的原創畫作中，雖然藏著被殺害的朋友的名字、俯瞰血腥屠殺的尖塔，但同樣畫上了從亂葬崗中綻放的花朵、空中飛翔的白鴿，以及代表返鄉希望的火車。

台灣人與流離的距離

「為什麼台灣讀者要關心看似遙遠的難民議題？」這是所有從事國際非虛構寫作的報導者，在台灣最常面臨的詰問。

陳映妤在書序中，將這條地緣政治的線，穿引回了台灣自身的歷史與當下。

首先，台灣這座島嶼的基因裡，本就深刻烙印著流離。1949年，大約200萬兵民隨國民黨政府撤退來台，這本質上就是一場因戰亂而被迫流離的政治難民潮。作者在書中提到了自己姨丈的父親，1948年時還是山東農村的中學生，家鄉淪陷後，他喬裝逃亡，躲在青島倉庫底層啃食窩窩頭，最終輾轉廣州、渡海來到澎湖，在風沙中集體從軍、在台成家。

這座島嶼甚至曾有過12年的越南難民營歷史（1977年至1988年在澎湖），收留了2,000多名海漂難民。然而，這段歷史在台灣集體記憶中近乎消逝。

難民潮的到來，早已存在台灣歷史，至今都深深影響台灣社會。而更深一層的共振，在於對未來的焦慮。

當陳映妤在台北盯著地緣政治新聞，或者目睹地緣政治威脅正悄悄將台灣推向另一種例外狀態時，這種焦慮就越發鮮明。2022年俄烏戰爭爆發，敘利亞同學福德對她說：「我不希望台灣變得跟敘利亞一樣。」 而在哈佛大學的課堂上，一位從阿富汗塔利班政權逃出來的朋友，甚至半開玩笑地向同學們這樣介紹陳映妤：「這位是我的朋友，她來自台灣，是一位未來難民，美國也會拋下他們。」

這種黑色幽默讓人啞口無言，卻精準地刺中了台灣人心中最深層的集體創傷與焦慮。「我們是否必須先證明一個人『有用』，才有權留在一個國家？」 陳映妤的提問直指人權的本質。當我們看著地中海的橡皮艇或烏克蘭的防空洞時，我們看到的不是別人的故事，而是一面鏡子——鏡子裡照出的，是隨時可能因為地緣政治板塊碰撞，而墜落入例外狀態的我們自己。

這本書是一場跨越萬里的連結，也是一次對「家」的終極叩問。它提醒著我們這些身處相對安全之地的「幸運之人」，要好好珍惜眼前的平安與自由，並且在能力所及之處，試著能夠同理，甚至接住那些不幸墜落之人，在苦難中保住屬於人的尊嚴與愛。

《難民也有派對：台灣獨立記者橫跨四大洲，與來自九個國家流離者的真誠相遇》

作者：陳映妤（Alicia Chen）

出版社：八旗文化

出版日期：2026/05/27

內容簡介：回顧歷史，人類從未停止流離失所。有人因種族、宗教、國籍、所屬群體或政治立場，受到生命或自由的威脅，而跨越國界。二戰後的《難民地位公約》將這群人界定為「難民」。隨著世界變動，聯合國難民署進一步將戰爭、衝突、暴力與社會嚴重失序也納入其中。但本書強調的是難民被迫離開母國的「例外狀態」——每個人都可能掉入、停留和脫離的狀態。

這本作品集結了12組、來自9個國家被迫離家者的故事，同時也是作者對於「家」的叩問。面對台灣的未來，她也發現自己愈來愈接近書中人物的狀態。我們離家的原因有百百種，但人們面對恐懼、生死、自由與愛的過程，似乎又是那麼相近。

責任編輯／張郁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