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識的終結：從反拆除蘇聯雕像到「e-Stonia」斷線，俄羅斯在愛沙尼亞的資訊戰試驗

編按：

本文摘錄自《共識的終結：當權力者不再需要我們相信謊言，誰掌握現實的定義權，誰就能操控政治》一書。

《共識的終結》作者彼得．波莫蘭契夫（Peter Pomerantsev）為出生於烏克蘭的英國記者，長期研究俄羅斯政治宣傳與反威權抗爭。在〈沉浮的民主〉章節中，波莫蘭契夫紀錄下俄羅斯在2000年代歷經顏色革命浪潮後，如何於愛沙尼亞、美國等民主國家中，開展捍衛俄羅斯民族利益、同時削弱西方民主社會共識的資訊戰略。

幾乎就在顏色革命發生的同時，克里姆林宮已經開始思考如何創造自己的版本。

早在二〇〇四年，時任杜馬外交事務委員會（Duma Foreign Affairs Committee）主席的康斯坦丁．科薩切夫（Konstantin Kosachev）就指出：「（俄羅斯）無法解釋它存在於後蘇聯地區的目的……西方打著民主化的旗幟做這件事，人們卻覺得我們只是為了自己的利益……我們的積極行動過於公然追隨俄羅斯的利益。這雖然是愛國，但沒有競爭力。」

克里姆林宮在俄羅斯境內成立了一個名為「納什」（Nashi，意即「我們的」）的「愛國青年運動」，其宣示目標之一，就是阻止任何波波維奇式的顏色革命在俄羅斯紮根。克里姆林宮在各個前蘇聯共和國，建立起彼此串連的俄羅斯文化中心，服務各地的俄語社群；二〇〇七年，世界見識了克里姆林宮版本的「顏色」街頭抗爭會是什麼樣子。

編按：文中所提到的「波波維奇」為塞爾維亞社會運動者斯爾賈．波波維奇（Srđa Popović）。波波維奇曾於1990年代中期至2000年間領導學生組織「Otpor！」，參與推翻南斯拉夫總統米洛塞維奇（Slobodan Milošević）的抗爭，並在成功推翻米洛塞維奇後成立「非暴力行動與戰略應用中心」，於世界各地分享非暴力抗爭的經驗。

「這個人被槍殺，這個人被消失——顯然是死了，這個人則被驅逐。」愛沙尼亞總統托馬斯．易維斯（Toomas Ilves）帶我走過塔林官邸的一條長廊，指著那些政治領袖的畫像：他們帶領著國家走過第一獨立時期，那段時期始自一九一七年俄羅斯帝國潰亡，終於二戰期間蘇聯的占領，而直到一九九一年蘇聯解體，愛沙尼亞才重歸獨立。

易維斯穿著他招牌的花呢西裝和蝴蝶結領帶，和這個全歐洲數位化程度最高國家形成了一種反差。在他擔任總統期間，政府宣布網路連線是基本人權：公民可以電子投票、取得處方、辦理稅務和銀行事務，並用手機繳停車費。新的學校課程要求所有學生從七歲起學習程式設計。這個「e－沙尼亞」（e-Stonia）計畫既是務實地尋找經濟利基，也具有讓國家擺脫蘇聯時代落後省分印象的象徵意義。後者在二〇〇四年加入歐盟和北約時，就已經漸漸確立。

但從克里姆林宮的統治中解放，透過網路推動改革，進入北約的保護傘，加入歐盟民主陣營俱樂部，這種「歷史正一路順暢前行」的感覺，很快就會受到動搖。

自蘇聯時代以來，每年的五月九日，居住在愛沙尼亞的俄羅斯民族主義者和老兵都會齊聚塔林（Tallinn）市中心，在一座俗稱「青銅士兵」（Bronze Soldier）的雕像前慶祝二戰勝利日。那是一座體格魁梧、外貌頗有雅利安人特徵的高大士兵塑像，原本是蘇聯為了紀念戰勝納粹而立的。

愛沙尼亞人大約有三分之一是俄裔，或者至少以俄語為主要語言，其中絕大多數是二戰後從蘇聯遷入的俄羅斯人後代，而當時有數千名愛沙尼亞人被流放古拉格。

一九四五至一九九一年間，愛沙尼亞境內的俄羅斯人從兩萬三千人增加至四十七萬五千人。一九九一年後，一部分人覺得自己在新獨立的愛沙尼亞成了次等公民。為什麼處方籤沒有俄語版本？為什麼俄語城鎮不能有俄語街名？明明出生在蘇聯占領期間的愛沙尼亞，為什麼還要通過語言考試才能取得公民身分？

他們有超過七成會收看俄羅斯官方媒體，那些節目在愛沙尼亞都能輕易收到，節目會聲稱蘇聯從未入侵愛沙尼亞，是愛沙尼亞的共產黨（其實是蘇聯特務）邀請他們的。

俄羅斯政治人物會暗示愛沙尼亞不是一個「真正的國家」。俄羅斯歷史劇則用「愛沙尼亞法西斯分子」當作現成的反派。當俄羅斯民族主義者和緬懷蘇聯的人聚集在青銅士兵前，唱著蘇聯歌曲、用旗幟裝飾雕像，愛沙尼亞的右翼民族主義者也會在同一個地點組織對抗的遊行。

二〇〇六年，一名愛沙尼亞作家揚言要炸掉那座雕像。二〇〇七年三月，愛沙尼亞議會投票決定把雕像遷至一處軍人墓地，官方理由是維護社會秩序。此舉讓俄羅斯政界和媒體勃然大怒。莫斯科市長說：「愛沙尼亞領導人勾結法西斯主義！」外交部長則說：「這種情況令人不齒。」俄羅斯媒體開始稱這國家為「eSStonia」。一個自稱「夜巡者」（Night Watch）的私刑團夥在青銅士兵附近紮營，防止它被移走。

譯註：「eSStonia」中，大寫的SS暗指納粹黨衛軍。

四月二十六日晚間，就在雕像即將遷移之際，俄羅斯裔群眾開始向愛沙尼亞警方投擲磚塊和瓶子。抗議演變成暴動，並發生大規模的搶劫。一名男性死亡。俄羅斯媒體報導說他是被警察殺死的（並非如此），說俄羅斯人在渡輪港口被毆打致死（並非如此），說俄羅斯人在審訊期間被施以酷刑、灌以精神藥物（並非如此）。

第二天，愛沙尼亞政府、報社和銀行員工上班時，發現電腦系統已經被阻斷服務攻擊癱瘓。這種網路攻擊是向一個網路位址發送大量請求，直到其崩潰。e－沙尼亞斷線。整個國家在政治宣傳、網路攻擊和街頭暴亂的三重打擊下，陷入全面停擺。

攻擊背後主使是誰？愛沙尼亞安全部門聲稱監測到「夜巡者」成員和俄羅斯大使館工作人員會面。但要確認這場動亂由克里姆林宮協調，那又是另一回事了。

俄羅斯愛國青年組織「我們的」聲稱網路攻擊是他們所為，但也主張這是自主行為，政府與此毫無關係。這是「愛國網路挑釁」（patriotic trolling），但受害者是一整個國家。

對易維斯和他的國安團隊而言，暴亂的確切目的是個謎。「如果俄羅斯政治人物揚言有能力征服愛沙尼亞，他們真的會入侵嗎？」在我問起這個問題時，易維斯的前國安顧問伊薇．瑪索（Iivi Masso）如此回答，「他們只是想打擊我們的士氣嗎？還是他們想讓西方記者引述他們的話，向市場發出我們不安全的信號，使我們的投資環境跌落谷底？有時我們會想，那些攻擊的目的，是不是只是要讓我們在盟友面前顯得偏執、不可靠。」

那些攻擊確實傳達了這種信號：儘管加入北約，愛沙尼亞仍無法就此脫離曾經的殖民宗主國。整個北約組織的基礎，就是《北大西洋公約》第五條中那句：對任何一個成員國的軍事攻擊，即是對所有成員國的攻擊。如今人們不斷引用的「西方」這個概念，在地緣政治上的具體型態就是北約第五條，一個句子，一個承諾。

但如果這個句子被扭曲到毫無意義呢？俄羅斯無法冒險和北約正面軍事衝突，但如果攻擊並非軍事、無法明確歸責呢？

二〇一六年完成兩任愛沙尼亞總統的任期後，易維斯搬到加州帕羅奧圖（Palo Alto），在史丹佛大學取得訪問學者的身分。他穿著始終如一的花呢西裝和蝴蝶結領帶，在矮牽牛花叢間散步，走訪那些門口擺著雷根糖碗的科技公司，那裡人人穿著運動鞋，騎著單車穿梭在顏色鮮艷的走廊之間。這些早慧的電腦天才對於政治或歷史，或是自己在其中扮演的角色，連最基本的一加一都不懂。

在愛沙尼亞，易維斯以為網際網路的概念，就等於後蘇聯時代的進步。如今來到那些社群媒體公司，他卻大感幻滅：這些企業正將權力交給他努力使愛沙尼亞從中解脫的力量，卻似乎不願承認自己的責任。他

幫臉書官方公告平台「Facebook Newsroom」寫了一篇文章，談及臉書如何可能被反民主的勢力利用，但他們遲遲沒有刊登；等到文章終於刊出來，事情已經發生了——社群媒體公司被迫調查，披露克里姆林宮如何利用假帳號，暗中試圖影響美國總統大選，幫助川普，並煽動種族仇恨和社會分裂。

看到美國政界和媒體圈子那種彷彿此事乃破天荒頭一遭的反應，易維斯翻了白眼：「數位版的九一一」、「網路版的珍珠港」。真自戀，易維斯心想；美國遭受的攻擊，比起十年前愛沙尼亞的遭遇，根本是小巫見大巫。

二〇一六年大選之後，學者和專家爭論著如何評估克里姆林宮在美國的資訊操弄。至少有兩種操弄值得單獨考量。一種是民主黨高層的電子郵件遭駭、繼而洩露，這在選舉中的影響力可以討論，因為它成了選戰期間的重要話題。但巨魔農場的活動則難以量化。

相比於美國境內公開和祕密的線上政治活動，它們的規模微不足道。那麼，到底應該忽略這場相對較小的外國行動，專注於來自本土、規模更大的操弄？還是應該聚焦於那場外國行動，因為它可能在一場勢均力敵的競選中左右了天平？

或者，我們或許該換個角度思索俄羅斯行動的衝擊：把它理解成是在蠶食一個更宏大的敘事，蠶食一系列「民主化」事件與畫面之間的聯想？

蘇聯解體的路上，曾有過許多偉大的非暴力抗爭，愛沙尼亞正是其中一場抗爭的起點。掀起「歌唱革命」的是一群普通人，他們從一九八七年開始在塔林市政廳廣場齊聲高唱愛國歌曲，並在一九九一年達到最高潮：抗議者唱著歌，毫不退縮地直面蘇聯的戰車。這場革命一直是非暴力革命倡導者的重要參照典範，例如波波維奇。

東歐人民走上街頭，和民主化浪潮推動歷史朝一個方向湧流的大敘事間，曾經存在著一股聯想；然而在克里姆林宮的侵蝕下，這股聯想如今正逐漸瓦解。威權統治者創造了屬於他們的抗爭，形成的效果不外乎是對正版的諷刺、嘲弄和消解。莫斯科似乎在說：不是只有你們懂玩抗爭。

《共識的終結：當權力者不再需要我們相信謊言，誰掌握現實的定義權，誰就能操控政治》

作者：彼得．波莫蘭契夫（Peter Pomerantsev）

譯者：盧靜

出版社：麥田出版

出版日期：2026/7/30

內容簡介：

在現今資訊比過去任何時代都更多的環境下，人們對世界的理解卻存在高度差異。當社會擔憂民主是否正被謊言侵蝕，《共識的終結》作者彼得．波莫蘭契夫則提出一個更根本、也更令人不安的觀察：民主不是被謊言擊敗，而是被「無法共同定義現實」擊敗。當一切都可以被質疑、每個說法看起來都一樣可疑時，人們最終會放棄判斷，轉而依附看起來最有力量的人。於是波莫蘭契夫嘗試回答：為什麼事實開始無法說服人？人們又為什麼愈來愈憤怒、愈來愈分裂？

責任編輯／丁昱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