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主婦重返職場有多難？日本稅制「年收三道牆」如何影響女性職涯選擇

在〈日本女性權益很低落？制度設計如何讓家庭主婦成為「理性」選擇〉這篇文章中，我曾指出日本社會中「成為家庭主婦」之所以能被視為一種理性的選擇，並非單純源於個人偏好或文化價值，而是與制度設計密切相關。有讀者進一步提問：所謂「稅制、社會保險與配偶制度的實質獎勵」究竟是如何運作的？若要理解這一點，與其從抽象制度的解說入手，不如先從一個具體情境開始體驗日本女性的生涯選擇。

雖然男性也可能是家中主要負責家務勞動的家庭主夫，但本文主要著重於日本女性的職涯選擇上，故以下使用家庭主婦泛指全職照顧家庭的家務工作者。

家庭主婦的三道「牆」：佐藤太太為什麼選擇減少工作？

以日本國民年金為例，日本的社會保險類別可以大致分成3種：自營業或自由工作者等為「第1號被保險者」，包含公司員工在內的受僱者或公務員則是「第2號被保險者」。至於本身沒有工作、或兼職年收入低於130萬日圓的第2號被保險者的配偶，便自動成為「第3號被保險者」，也就是本文主要探討的家庭主婦。日本「第3號被保險者」的特殊之處在於：包括年金保費都由配偶所屬的健保組合整體負擔，個人不必支付，這是台灣沒有的概念。

日文所謂的「扶養內」，即是將年收控制在「可以被家中主要的經濟支柱扶養的範圍內」減少年金或社會保險負擔的人。至於這個「扶養範圍內」究竟要如何計算？現在日本有3道被稱為「牆」的門檻。

在這裡我用婚後結束全職育兒、打算以兼職工作的方式逐步回歸社會的典型案例來說明。有位婚後在超市兼職的佐藤太太，孩子逐漸長大後開始考慮增加工時。然而，每當她試著多排幾天班時，總會遇到幾道看不見的「牆」。

第一道是「103萬日圓之牆」（103万円の壁）。當佐藤太太的年收入超過約103萬日圓時，配偶減免扣除的適用條件發生變化，可能導致家庭整體稅負上升。對佐藤太太而言，這意味著工作量上升，卻未必能增加相應的可支配所得。

第二道是「130萬日圓之牆」（130万円の壁）。一旦佐藤太太的年收入超過約130萬日圓，她將不再視為配偶的被扶養者，必須自行負擔健康保險與年金保費。這不只是佐藤家的稅負出變化，也是家庭固定成本的增加，使實際所得出現明顯落差。

第三道，則是近年被廣泛討論的「106萬日圓之牆」（106万円の壁）。隨著日本稅制改變，擴大配偶減免扣除的適用條件，部分兼職勞動者即使收入未達130萬日圓，也可能被納入社會保險而需自行負擔保費。這導致原本相對清晰的配偶減免扣除門檻出現變化，進一步壓縮了家庭主婦「多兼職工作一點」的誘因。

在這樣的制度條件下，佐藤太太面對的問題不只是單純的「要不要增加工作」，而是一連串帶有斷層的收益結構。當增加工時所帶來的收入，可能被更高額的稅金與保費抵銷時，選擇刻意減少勞動工時，以求收入能控制在稅制門檻以下，便成為一種可以被理解、甚至相對理性的選擇。

從制度設計的角度來看，這三道「牆」並非偶然，而是稅制與社會保險交織的結果。在配偶減免扣除的制度下，低收入的配偶被納入「扶養」範圍，家庭整體稅負得以降低；而在前述的第3號被保險者制度下，收入低於門檻的配偶，無需自行負擔年金保費，卻仍可享有基礎年金保障。這意味著，退出或部分退出勞動市場，並不等於承擔更高風險。相反地，透過制度設計，部分風險被轉移至家庭或整體制度之中。

此外，企業福利制度亦長期與特定家庭模型相互綁定。例如：日本企業提供給員工的配偶加給（配偶者手当）等家族津貼，多以「男性正社員＋被扶養配偶」作為預設前提。簡言之，正社員領取的配偶加給能用於扶養低收入的配偶，而這些被扶養的配偶多為沒有全職工作的家庭主婦。

對於大量召募這些「年收希望能控制在扶養範圍內的兼職勞動者」的企業而言，這群會因為年收稅制門檻調整工時的家庭主婦們，也提供了企業相對低成本且具彈性的人力結構。換言之，所謂的「家庭主婦路徑」，並不只是文化價值的產物，而是一條經過制度調整後，相對穩定且低風險的生活模式。

當然，上述這是進入家庭的家庭主婦選擇兼職工作的情況下。如果是夫妻雙方都是有全職工作的正職員工（正規雇用者），那麼家庭整體的所得稅反而會減低，而兩人的年金和社會保險也會由各自雇主負擔部分，所以雙薪家庭的確是一個可以提高家庭可支配所得的最終方案。那麼又是什麼阻擾了日本雙薪家庭的路呢？

托育不足與長工時：為何雙薪家庭在日本往往難以成立？

日本女性勞動研究中，長期存在所謂「M字型曲線」（M字カーブ）的討論。也就是女性勞動力參與率在20歲代後半達到高峰後，會因為於結婚、第一胎出生與進入育兒階段而出現明顯下降，這個狀況要等待子女成長後，才會再重新回升。日本內閣府《男女共同參畫白皮書》亦指出，有配偶的女性往往會在生產與育兒期間中斷職涯，之後再重新進入勞動市場。

雖然近年女性在第一胎出生後的持續就業率已逐漸提升，但「生育第一胎」至今仍是許多日本女性職涯的重要轉折點。根據日本國立社會保障・人口問題研究所2021年版的《第16回出生動向基本調查》，妊娠前已就業的已婚女性中，在2015年至2019年間約69.5%的婦女在第一胎出生前、後持續就業。換言之，至今仍有約3成女性在第一胎生產前、後離開原有工作或中斷就業。

此外，就業率的提升並不等同於職涯品質的改善。日本財務省財務總合政策研究所與相關研究指出，日本女性生下第一胎後的所得、工時與就業率皆會出現明顯下降。大和總研（2024）的分析亦顯示，以第一胎出生前為基準，日本女性在產後的就業率約下降3成，賃金與勞動時間則下降約5成，而且這種落差往往長期持續，難以完全回復，成為男女所得落差的重要來源之一。

因此，日本今日的問題並非是女性是否退出勞動市場，而是女性即使持續工作，也往往難以維持正職工作並穩定升遷。也因此，近年日本學界因此開始以「L字型曲線」（L字カーブ）來描述女性擁有正職工作（正規雇用）的比例隨年齡快速下降的現象。

除了稅制與社會保險之外，日本的勞動市場與育兒結構實際上壓縮了雙薪家庭的可能性。首先是日本長期存在著托育資源不足的問題。特別是在都市地區，排隊等待進入幼保機構的「待機兒童」問題雖曾因少子化狀況而出現局部緩和，但保育資源不足與接送時間限制，仍使許多家庭難以穩定維持雙方都有全職工作。在此情況下，能夠自由調整工時的兼職工作，反而成為較容易與育兒並存的選項。

另一方面，日本正社員（正職員工）制度長期建立於長工時與高度配合企業需求的前提之上。加班、職場異動（転勤）以及對企業高度服從的工作文化，使得「典型正社員」往往預設了家庭內存在另一位負責家務與育兒的人。當育兒與照顧責任仍呈現高度性別化分工時，一個家庭往往很難同時維持「雙方皆為典型正社員（正規雇用）」的工作模式。

日本之所以難以形成真正「雙核心職涯」的雙薪家庭，很大原因在於日本社會保障制度長期將「家庭」視為最小的福利與風險承擔單位。無論是育兒、長照、還是照護高齡親屬，日本制度始終預設家庭內部會至少存在一名主要照護者。這使得許多女性即使進入職場，也往往只能停留在兼職、短工時等「非正規雇用」的位置，成為「補充家庭收入的勞動力」。

換言之，日本並非沒有福利制度，而是其福利制度的運作邏輯，至今仍高度依賴家庭內部吸收照護成本。因此，許多女性最終並不是單純「想當家庭主婦」，而是在托育、工時與制度成本的多重限制下，被推向更容易維持家庭運作的兼職路徑。

改革與阻力：這些「牆」為何難以拆除？

近年來，日本政府已多次意識到這些門檻對勞動供給的影響。從岸田文雄政權以來，日本政策議程之中便有關於「扶養內」制度的檢討，以及該如何提升女性勞動參與的改革討論。然而，改革始終進展有限，其原因並不僅在於技術問題。

首先，日本企業長期依賴此一制度所形成的勞動結構。大量兼職勞動者以「年收控制在扶養內」為前提調整工時，使企業得以在較低成本下維持人力上的彈性。

其次，對部分家庭而言，現行制度也提供了一種可預測且相對穩定的生活模式。家庭中有單一主要收入者的前提下，另一方即使部分退出勞動市場，仍可透過此一制度取得一定程度的保障。

換言之，這些「年收的牆」不僅限制了勞工的某些行為，同時也保護了既有的利益分配結構。正因如此，改革往往牽動的不只是個人選擇，而是整體社會風險如何配置的問題。

重新理解「扶養內」：不是懶惰，而是制度的計算

若將「扶養內」現象簡化為日本女性工作意願低落、以主婦為職涯方向，往往會忽略制度本身所造成的影響。更精確地說，這並不是女性單純「選擇少工作一點」，而是制度透過稅制、社會保險、企業福利、托育資源與勞動市場的設計，使得在某些收入區間的勞動變得相對不利。

當行為的成本與風險被制度如此安排時，個體所做出的選擇，往往只是對既有條件的回應。

當托育、勞動市場與社會保險制度彼此扣合時，「家庭主婦」便不再只是文化形象，而是制度條件下最容易再生產的生活形式。也正是在這樣的脈絡下，那些看似保守的生活方式，有時反而是制度失靈之下，一種極為理性的回應。

責任編輯／張郁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