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女性權益很低落？制度設計如何讓家庭主婦成為「理性」選擇

當台灣談日本女性權益，往往談的不是日本

在台灣的公共討論中，日本女性運動經常被視為一個「失敗案例」。最常見的論述模式是：日本女性普遍接受婚姻與家庭主婦角色、街頭抗爭能見度低、女性政治人物即便身居高位也不以性別平權為主要訴求，因此判定日本為「女性主義薄弱」或「女性意識落後」的社會。

這樣的評價看似客觀，卻隱含一個未被檢視的前提：台灣是在用自身的經驗歷程解讀日本的社會現象。換言之，台灣是將自己想像的模式套用在日本，因而錯誤理解日本的問題。這或許這和台灣的運動脈絡有關。

把「運動聲量」誤當成「運動存在」

台灣婦女運動的歷史背景，深受民主化與社會運動脈絡影響。從1990年代以來，街頭動員、公共論述、媒體曝光，構成了台灣社會理解「運動」的核心想像。在這樣的脈絡中，「有沒有女性運動」往往被簡化為幾個指標：

• 1. 是否有清楚的口號
• 2. 是否有衝突性的議題
• 3. 是否有鮮明的代表人物
• 4. 是否能在公共輿論場域佔據位置。

然而，日本女性運動長期以來的主要戰場，並不完全落在這些場域。相較於高度可見的話語對抗，日本女性運動通常藏在制度內改革，例如：

• • 福利制度的設計與修補
• • 勞動市場中的性別配置與非典型僱用問題
• • 家族法中對家務勞動與扶養責任的制度定位
• • 地方政府與行政體系中的長期政策遊說與制度微調

這些行動形式缺乏戲劇性，也不易被外國媒體捕捉，卻直接影響了日本女性在現實生活中承擔風險的方式。因此，當台灣僅以「聲量」作為判斷標準，便很容易將日本女性運動「不夠可見」誤解為「不存在」。

把「制度導向」誤讀為「女性自願保守」

台灣對日本女性最常見的評價之一，是將她們對婚姻與家庭的選擇，直接理解為文化上的保守或女權意識不足。最常被拿來佐證的，是「日本女性熱衷婚活、以成為家庭主婦為目標」。日本女性的形象因此被簡化為嚮往婚姻、擁抱家庭主婦的性別分工角色，甚至在政治上也傾向支持保守立場。但若把這些現象直接歸因於文化上的「保守」，不僅過度簡化，更遮蔽了制度層面的關鍵。

眾所皆知，日本的性別不平等問題確實存在，且在多項國際指標中長期排名偏後。但解析日本性平問題的核心在於拆解「日本女性為何選擇婚姻」的背後結構問題，而非單純將性別不平等歸咎於女性選擇，或是將日本女權不彰被錯誤理解成「日本女性的懦弱」或「女性集體選擇錯誤」。

在日本，成為全職家庭主婦往往不是單純的文化偏好，而是一種高度制度化的結果。日本法制長期透過家族法（民法親屬編）、稅制與社會保險制度，提供「配偶身分」與「家庭內無償勞動」相對穩定且可預期的保障。例如：所得稅扣除額（配偶者控除）與國民年金的第三號被保險者制度等。這使得「進入婚姻成為家庭主婦」不只是私人生活選擇，而是被建構為一條具有制度安全性、可預期、且相對低風險的生涯途徑。

「企業中心社會」：日本真正奇怪之處

如果只用「福利國家不夠完善」來形容日本，其實會錯過問題的核心。日本並不是單純不想照顧人民，而是從戰後開始，就選擇了一條非常特別的路徑：把企業當作社會保障體系的中樞。

在這套體制下，正職男性勞工透過公司獲得的不只是薪水，還包括長期雇用、年功序列、企業福利、退休金與社會保險等一整套「準社會保障」。相對地，那些被排除在企業正職體系之外的人——包括女性、非典型勞動者（非正規雇用）、單親者，乃至於無法穩定就業的人——則被默默推回家庭，成為家庭必須自行吸收風險的對象。

換言之，日本國家的角色，與其說是直接提供人民福利，不如說是在替企業打造一個可以穩定運作的人力供給系統。企業負責養「核心成員」，而家庭則負責處理那些被體制排除、或暫時無法被企業吸納的人生風險。這也是為什麼，日本看起來既不像北歐那樣的高福利國家，也不像美英那樣徹底市場化的社會。因為日本是以企業為中心進行風險配置的體制，家庭打從一開始就被編入這套制度之中，成為這套體制不可或缺的「後勤單位」。

大澤真理的核心命題：日本是「男性養家者模型」的制度變形

正是在這樣的結構之中，東京大學名譽教授大澤真理提出，日本社會至今仍深深建立在一種「男性養家者（男性稼ぎ主）模型」之上。這套制度預設男性作為主要經濟支柱，而女性則負責承接照顧、情感勞動與風險緩衝的角色。

「男性養家者模型」並不只是價值觀或性別意識的問題，而是被具體地寫進了就業制度、稅制、社會保險與家庭政策之中。換言之，這不是「大家剛好這樣想」，而是「這樣做的人比較不會出事」。

在大澤真理的分析裡，日本的家庭長期以來被當成一種「準福利單位」。當國家不願意或不方便直接承擔的風險（例如：育兒、照顧老人、疾病、失業的緩衝）就被系統性地推回家庭內部處理。而在這個家庭內部承擔這些工作的，往往總是女性。因此，「家庭主婦」並非只是流傳下來的傳統，而是這套制度順利運作後，自然發展出來的角色。

「家庭主婦」的存在正是為了讓企業可以維持高度競爭的男性正職體系，同時又不必真正建立起普遍性的社會照顧制度。不過在此也必須指出，普遍性的社會照顧制度應由國家負責，而非由企業接手，但日本會有這種狀況，和國家將責任推給家庭和企業擺脫不了關係。

為什麼這個制度會「理性地」製造出保守女性？

從這個角度來看，日本女性看似「自願」選擇非正職工作或回歸家庭，其實並不是因為她們特別保守，而是因為在這套制度之下，這往往是風險最低的選項。

對女性而言，進入正職軌道，意味著長工時、低彈性，工作型態與生育與照顧責任高度衝突的；但一旦中途退出就業市場，回歸職場的代價又極其高昂。相反地，選擇非正職工作或成為全職主婦，雖然在經濟上處於弱勢，卻能換得時間彈性與制度上的「可預測性」。更重要的是，稅制、社會保險與配偶制度實質獎勵這種選擇。換句話說，制度不只沒有阻止女性退出職場競爭，反而是在溫柔地引導她們這麼做。

於是，在這樣的結構裡，「回家」不再是一種文化上的浪漫想像，而是一種高度理性的風險管理策略。女性的行為，看起來像是順從傳統，實際上卻是在一個選項極端不對稱的制度環境中，做出的最不糟糕選擇。

如同鈴木彩加在獲得「第20回大佛次郎論壇賞」的《女性們的保守運動》一書中指出，日本女性的「保守化」未必是性別平權意識落後，而可能是對高度結構化制度風險的理性回應。當婚姻作為連結多項社會保障的關鍵節點，讓「進入家庭」成為女性成本最低、可預期性最高的生存策略之一時，這就意味著「保守不是背叛，而是一種警訊」，因為這是制度失靈下的理性回應。

這也提醒我們：當進步論述無法提供可替代的安全網時，保守就會成為理性選項。若女權只停留在價值宣示，卻無法回應撫養、照顧與老後風險可以如何重新配置，那麼要求個體「勇敢跳出制度」，本身就是荒謬且不合理的。所以我們必須理解日本女性的保守化並不是一種退步，這也能作為開始理解制度失能的起點。

為何台灣讀者容易誤解日本的「家庭主婦」？

台灣社會之所以經常將日本「家庭主婦比例較高」解讀為女權低落，與其說是對日本女性的誤判，不如說是對自身制度經驗的投射。

在台灣，雙薪家庭早已成為常態，女性即便結婚生子，仍高度參與勞動市場；家庭主婦往往意味著較高的機會成本，也更容易被視為「退出公共領域」。在台灣的制度與社會脈絡下，「全職家庭主婦」成了不利於女性自主的選擇。然而，這樣的直覺判斷，忽略了一個關鍵差異：台灣與日本，從未站在同一個制度起跑線上。在日本，婚姻與配偶身分仍與稅制、社會保險、生活保障緊密相連；相較之下，日本女性若選擇全職就業，則必須承擔高度個人化的職涯與照顧風險。於是，看似「保守」的選擇，在日本反而是一種制度上的理性。

當台灣讀者以「雙薪常態社會」的經驗，回頭評價日本女性是否「夠不夠進步」，實際上容易忽略制度如何塑造選擇本身。把制度性差異簡化為文化差異，就會把原本應該檢討的結構問題，錯置為對女性個人的道德評價。因此，重新理解日本的家庭主婦，並不是要為某一種生活方式辯護，而是提醒我們：女權高低從來不只是選擇的多寡，而是制度是否讓不同選擇，都不必付出不成比例的代價。而這也正是日本性別改革當前真正面對的課題。

日本女性運動關注的核心：誰在承擔風險？

相似的問題意識，也出現在日本家族法學的討論中。立命館名譽大學教授二宮周平的學說便指出，日本的家族法（民法親屬篇）如何在制度上默認由家庭承擔照顧與扶養責任，進而使扶養風險長期被私有化並結構性地落在女性身上。

這種制度誘因背後的基礎來自於日本民法對社會最小單位的家庭思想與鉗制，深深嵌入日本的法律體系之中。在日本家族法的運作邏輯裡，家庭長期被預設為承擔扶養與照護責任的基本單位，國家的介入往往為最後手段。所以家庭雖然在形式上屬於私領域，但在功能上，卻實質扮演著「準福利單位」的角色。

正是「福利國家高度依賴家庭」與「法制度預設家族吸收風險」的雙重結構下，日本女性的保守化才顯得可以理解。女性並非拒絕平權，而是當制度未能以個人為單位提供充分保障時，支持家庭、維護既有秩序，反而成為一種自我防衛的政治態度。

若忽略這層制度背景，往往會誤解日本女性意識的倒退；但若正視制度誘因，就會發現問題的核心並不在於女性是否「不夠進步」，而在於在現行制度下，進步往往意味著更高的生活風險。這些討論，構成了日本女性運動中極為重要、卻在台灣鮮少被理解的理論脈絡。

真正的分歧在於我們如何想像「改變」

台灣與日本之間的差異，與其說是女權強弱，不如說是對「改變應該發生在哪裡」的想像有所不同。

台灣較習慣透過公共話語與價值衝突推動制度變動，日本則長期在制度內部進行低可見度、漸進式的調整。當台灣僅以自身熟悉的運動形式作為標準，便容易忽略那些不以對抗為表現、卻深刻影響生活條件的政治實踐。

日本女性運動並非不存在，也非失敗，只是沒有長成台灣所熟悉、也最容易辨認的樣子。或許我們真正需要反思的，不是日本女性為何「不夠激進」，而是我們是否過度依賴單一的運動想像，錯過了那些在制度縫隙中，持續改變風險配置與生活條件的努力。

責任編輯／張郁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