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角月影花怪談／從「長崎蛋糕之妻」的詛咒看日治台灣「灣妻」問題

九州名產「長崎蛋糕」（カステラ）是台灣人到日本旅遊時，十分青睞的甜點之一，福砂屋、文明堂想必已是知名的伴手禮品牌，更有平戶蔦屋將其裹上蛋衣與熱糖漿，並且撒上砂糖後，更加精緻化的「Casdous」（カスドース），是九州作為過去日本與西方世界接軌的根據地，所出現和洋混血的歷史結晶。

台灣也有「長崎蛋糕」的本土店鋪，如南蠻堂、巴堂、長生本舖與坂神本舖等，但這些大部分都是戰後才發展出的品牌。雖然台灣當下並沒有從日治時期傳承下來的長崎蛋糕脈絡，翻開舊報紙，也僅有少數報導說當時台北西門市場（今紅樓）內的太田餅店與文武街（今重慶南路後段）一帶有販售這類甜食。

不過，在日治台灣的《臺灣日日新報》中卻有一篇特別醒目的〈怪談：先妻之聲〉，故事內容是發生於當時在台北經營長崎蛋糕店的日本家庭，其中也可以談到日治台灣明治時期常見的「灣妻」議題，本文也將深入分析。

無所不在的先妻哭聲

這則故事刊登在1904年（明治37年）4月19日的《臺灣日日新報》。發生怪事的一家人，是艋舺草店尾街四番戶（今貴陽街一帶）的菓子商，主力販賣長崎蛋糕（カステラ）。老闆原籍為廣島市小網町的有保佐市，他在1897年（明治30年）8月來台，之後在1899年（明治32年）4月，將留在故鄉的妻子阿雛（ひな）、長女阿菊（きく）、次女勇美（いさみ）與次男壽一接來台灣。

有保家當時在台灣有一名友好的鄰居朋友，名為根石阿久（ひさ）。根石住在艋舺舊街28號（今西園路一帶），與阿雛一家同樣住在艋舺祖師廟附近，平時為遊廓的花柳女子綁頭髮為業。根石雖然未婚，卻有一名叫做仁市的孩子。

阿雛跟阿久兩人因為當初一同渡台而認識，熟識後情同姐妹，平常也都把彼此的小孩視為己出，互相照顧。1902年（明治35年）時，阿雛因故臥病在床，阿久甚至還把工作辭掉，日夜照顧她。

不過後來兩人關係慢慢發生變化，阿久拿了街坊推薦的草藥給阿雛，阿雛都不願意喝，原因是阿雛發現阿久正在與自己的丈夫私通。之後阿雛的病越來越嚴重，1902年3月7日晚上7點在3個小孩的陪伴下，痛苦地翻起了白眼，停了呼吸，從此與世長辭。

阿久後來搬離艋舺舊街的家，正式住進有保家，這時阿久開始刻意冷落阿雛的3個小孩，彼此的關係並不好。佐市也意外地喜愛繼子仁市，甚至勝過親生孩子的三姊弟。後來還有流言傳出，其實佐市早在日本內地時，早就跟阿久有一腿，仁市事實上也是阿久和佐市的私生子。

光陰如箭，阿菊滿15歲後，突然在1903年11月罹患了惡性瘧疾，在嚴重發燒之際，嘴裡還念念有詞地說著，媽媽來接她了，之後便在同月28日與阿雛同樣在晚上7點多撒手人寰。1904年1月2日，次男壽一因為急性腹膜炎，僅僅半日間就離世，最不可思議的是，他也與姊姊還有母親一樣，死於晚間7點，並且也在重病彌留之際，不斷地呼喊母親的名諱。

孩子們在病重將死之際呼喊母親，也算人之常情，但後來事情的發展越來越詭異：有天晚上，阿久因為有要事出門，次女勇美怕仁市生病，便搭起蚊帳，讓他好好睡覺。佐市回家時，便聽到蚊帳當中傳來女人哭泣的聲音。佐市感覺不對，便把電燈打開，把蚊帳掀開，卻只發現只有仁市在裡面熟睡。然而，這也只是各種怪事的開端而已。

佐市的後妻阿久懷孕7個多月時，由於已經接近臨盆，她就帶著勇美和仁市，借了另一間房入住，讓一名剛被本島人林傳賢贖身的艋舺松花樓藝妓品子照顧，以備不時之需。就在阿久住進去不久的某天晚餐時間，天井突然傳來如同高山回音的聲音，說著：「啊！媽媽剛好就是這時間過世的啊！」之後便傳來一陣陣女人的哭聲。

這時在場的人全被嚇得目瞪口呆，就在阿久恐懼地往向天花板時，最可怕的事情發生了，她原本7個月大的肚子，突然消掉，變得平坦，最終確認流產。阿久受到極大的精神打擊，一直認為，先前死掉的三人，把她肚子中的小孩一同帶往冥府去了，從此以後臥病不起。

在這之後，幾乎每晚7點，只要佐市和阿久這一家人入住的房子，不論是天花板、佛堂、屋頂，都會傳來女人的哭泣聲。大家都認為是佐市的亡妻阿雛作祟，甚至連幫忙照顧阿久的品子都無法忍受，只好請求讓自己辭掉照顧阿久的工作。

這一連串發生在深夜的恐怖事件讓次女勇美覺得，大概是母親認為阿久並沒有善待他們姊弟，所以先把姊姊跟弟弟帶走後，便開始對她展開報復與作祟。不過阿久的孩子仁市或許是擔心接下來會輪到自己的親生媽媽，便開始虔心念佛，以慰三位逝去的亡者在天之靈。根據街坊鄰居的說法，這段時間在附近佛寺確實都有看過仁市，祈求這被亡妻的怨靈作祟的一家，能夠獲得平靜。

明治台灣的「灣妻」

相信有在關注日治台灣文史的讀者，勢必非常清楚「灣生」泛指日治時期在台灣出生的日本人。「灣生」在當時是帶有貶義的詞彙，但近年在許多「灣生」返台探訪出生地的故事與相關親善活動的推波助瀾下，這個詞彙倒是重新在當代乘載了新的時代意義與歷史鄉愁。

不過日治時期還有另外一個詞彙「灣妻」，是明治時期在台灣針對特定低下階層女性的蔑稱。日本統治台灣初期，當局尚禁止一般女性渡台，但有為數可觀的花柳界女子偷渡來台。後來相關禁令雖然解除，但明治時期來台的日本女性仍有非常大比例屬於低下階層，而當時許多來台的單身日本男性便常娶其為妻。

也因此在當時的「分類」當中，在日本本土明媒正娶，伴隨丈夫來台的妻子被認為「比較高尚」，日本男人在台灣迎娶的「低等女性」則被稱為「灣妻」。

了解這個概念，再回看這篇〈怪談：先妻之聲〉便可以看出阿雛與阿久之間的微妙關係：阿雛在日本便嫁給了佐市，還是有頭有臉的長崎蛋糕店老闆娘，面對在遊廓工作的阿久（即便阿久的工作是幫花柳女子綁頭髮），阿雛可能意識到自己病重離世後，阿久或將取代自己的正妻位置，心中想必是五味雜陳。這樣的怨念或許也是使其成為幽靈作祟的原因。

雖然讀者不一定能夠認同故事中阿久介入他人家庭的行為，但低下階層的出身與「灣妻」的標籤，事實上也會讓她在殖民地社會中喘不過氣。這樣的壓力與面對阿雛的複雜情緒，是否有可能是讓阿久因此產生靈異幻覺的原因？若間接造成流產與身體傷害，相信也非大家所樂見。

微妙的是，故事中有另一位與阿久相呼應的角色品子，是被本島人贖身的日本藝妓。事實上品子所背負的社會壓力，可能不下於阿久。

日治台灣的「內台共婚」（日台通婚）

當時台灣人與日本人的婚姻，共分3個歷史階段：第一期為相關法律沒有完備的共婚無效期（1895年至1919年）；後來因內台共婚（即台灣人與日本人通婚）越來越多，總督府不得不頒布相關法令的第二階段變通處理期（1920年至1931年）；最後則是共婚的法律問題終告解決期（1932年至1945年）。

也就是說，在1920年之前被贖身的品子，她只能成為台灣人的小妾、或是沒有正妻法律地位的「內緣妻」，婚姻與財產權利完全沒有任何保障。再加上當時台、日間微妙的族群與階級關係，一名出身花柳的日本女子成為台灣人的小妾，勢必會遭受更多有色眼光。由此可見，品子雖然後來因為靈異現象心生恐懼而離去，但她與阿久在某種程度上應該也是共患難的姐妹。

在日治時期少見的長崎蛋糕文獻資料中，〈怪談：先妻之聲〉為這帶有和洋混血風情的點心，衍伸出了一則香甜中帶有苦澀與驚悚的怪談逸話，並在故事中意外地呈現出當時在台日本女性三種殖民地社會身份——內地正妻、殖民地灣妻與被台灣人贖身的日本花柳女子——微妙地表現出當時族裔、性別與社會的互動關係。

本文除了「灣妻」之外也提到了「內台共婚」的相關議題，事實上當時台灣人與日本人的戀愛關係中，也有許多奇談軼事發生，未來〈轉角月影花怪談〉專欄也將為大家一一介紹。

參考文獻：

• - 謝金魚。「坂神本舖 長崎蛋糕界的隱士」。《台灣文學館通訊》。第84期。第22頁。2024年10月。

• - 楊裴文。《跨越邊界的流動與認同：日治時期「內台共婚」研究》。國立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

責任編輯／張郁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