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哲人哈伯瑪斯：聯邦德國精神的代言者（1929－2026）

編按：德國哲學家尤爾根．哈伯瑪斯（Jürgen Habermas）於2026年3月14日逝世，享壽96歲。哈伯瑪斯成長於威瑪共和、歷經過納粹德國時期，成就於聯邦德國時代，為當代西方哲學巨擘，也影響了社會學、歷史學等人文社會領域。本文由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博士後研究學者黃哲翰撰文，並同步刊登於黃哲翰的個人Facebook。

尤爾根．哈伯瑪斯（Jürgen Habermas）日前過世了，訃文由德國蘇爾坎普出版社（Suhrkamp）發布後，德語媒體上對他的悼念，在提及其理論貢獻之外，其實更多標舉的是哈伯瑪斯與「德意志聯邦共和國」（BRD）之間的深長關係。例如德國公視第一台形容他是「聯邦德國的批判性伴行者」，德國《時代週報》（Die Zeit）評論則寫道：「若說有誰能體現老聯邦德國的精神面貌，那就是他了。」

哈伯瑪斯作為（老）聯邦德國精神的體現者，並不只表現在他從1950年代開始（針對馬丁．海德格的納粹立場）、直到辭世前的最後幾個月（針對川普主政下的歐美關係、AI浪潮對公共領域的衝擊）都持續以哲學家／社會理論家的身份介入聯邦德國的重大政治議題、並一次次作為「關鍵提詞人」（Stichwortgeber）在公共辯論的最前線衝浪。

更重要的是，透過長年不輟的論辯介入，哈伯瑪斯不但深刻參與形塑了聯邦德國的政治文化和自我理解，甚至他那強調批判論辯的基本理念，恰恰成了聯邦德國建制精神的代言者——如果我們並非單純把「聯邦德國」理解為一個德意志的「民族國家」（Nationalstaat），而是理解為德意志人在二戰浩劫後的廢墟中所開啟的一項啟蒙式的、民主防衛式的、甚至永遠帶著愧疚自我批判的「政治計畫」（politisches Projekt）的話。哈伯瑪斯一切思索的起點，就是試圖為這項政治計畫奠基、摸索戰後重生之共同體的自我理解。

1929年出生的哈伯瑪斯被學界歸為所謂的「防空砲助手世代」（die Flakhelfer-Generation，二戰末期德國兵員耗損慘重，納粹乃向下徵召中學生入伍，在後方防空部隊擔任助手）：他們年紀剛好夠大，能在目睹納粹崩潰、真相揭露之時大受震撼，並理解這些暴行意味著什麼，但他們的心智則又尚未成熟到被納入政治與社會的共犯體系，因而在戰後能徹底轉向，告別德意志傳統與納粹意識形態。

而揮別傳統與納粹，從俾斯麥治下以來的臣民社會（Obrigkeitsgesellschaft）轉型成現代公民社會（Bürgergesellschaft），正是聯邦德國成立後所走上的道路。這場蛻變開始發生之際，也就是哈伯瑪斯成為學院新星的青年時代。

某個角度來看，他的思想開展和聯邦德國社會轉型與審議民主之政治文化的建立與發展，兩者之間有著微妙的共振：

從60年代公共領域的系譜學、70年代的語言學轉向、80年代的溝通行動理論、90年代的法哲學與現代性計畫、最後到2019年的後形上學思想系譜與2022年的公共領域之數位社群媒體轉型。這條思想軌跡一路反映了60年代西德「經濟奇蹟」下工業化消費主義／大眾傳播社會的出現、70年代社民黨執政下東方政策（Ostpolitik）與社會改革引發的政治分裂與激辯、80年代的史家大辯論（Historikerstreit）及「憲政愛國主義」式民族認同的確立（這是一種透過溝通行動所構成的政治認同）、90年代進入後冷戰／全球化／歐洲整合加速的事態、乃至於2010年以降聯邦德國政治文化受到民粹浪潮與數位媒體的嚴重挑戰。

特別在1986/87史家大辯論以降，哈伯瑪斯成為「聯邦德國」作為一項西化／現代化之計畫的堅強辯護者與詮釋者。如今，聯邦德國的政治文化中包含「憲政實踐」、「辯論文化」、「歷史反思」（Vergangenheitsaufarbeitung）、甚至「歐洲整合」，背後都可以發現哈伯瑪斯所留下的論述軌跡，並且回溯到他那一代人的追問：如何以理性與溝通，取代那在德國歷史中反覆出現且不堪回首的、訴諸強制力與激情修辭的共同體運作方式。

這位哲學家深刻介入公共辯論、思想軌跡回應著時代局勢的變遷、最終成為一個蛻變後之政治文化的icon——直到2015年以降世局與德國政局的接連驟變，而晚年的他對於為時代扮演「關鍵提詞人」這一角色也顯得逐漸力不從心：無論是對歐洲整合過度樂觀、在援烏制俄立場上給人某種綏靖主義的疑慮（儘管這相當程度上是在為時任社民黨籍總理Olaf Scholz的曖昧態度辯護）、對數位科技的民主風險只是老調重談……等等。

隨著這位聯邦德國之哲學國師的謝世，也許我們可以說，（老）聯邦德國的時代精神終究是消逝了——在啟蒙式的民主文化正被AI、社群平台、川普、普丁、習近平、強權崇拜、矽谷崇拜、極端主義、民粹主義、氣候變遷、經濟停滯、地緣政治輪番無情碾壓的2026年。

哈伯瑪斯或許將隨著老派聯邦德國的時代精神，魂歸那個所謂「蘇爾坎普文化」（Suhrkamp-Kultur）的年代：

約在1960到80年代，以蘇爾坎普的哲學、文學、社會學理論等出版品為中心，奠定了公共知識分子文化並開創出一個批判性的公眾閱讀圈，從而塑造了西德社會的精神生活與公共辯論。

總結來說，哈伯瑪斯的思想性格有別於其他更帶有德意志文化色彩的當代哲學家，例如伽達默爾（Hans-Georg Gadamer）。嚴格來說，前者的性格是「聯邦德國式」而不是「德式」的，他的書寫風格甚至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與聯邦德國《基本法》類比——冷靜清醒、低調節制、避開一切傳統德式文人寫作的修辭（也大約是從他這裡開始，德國哲學家開啟了英美語言分析式的寫作風格）。

並且，相較於其他德國哲學大家，哈伯瑪斯也常被學界認為是一位沒有「鉅著」的大哲學家——《時代週報》的評論說得很貼切：他的著作不像維根斯坦的《哲學探究》、海德格的《存有與時間》、抑或羅爾斯的《正義論》那樣，是去建構一個宏大的理論作品；反之，哈伯瑪斯的思想任務是鑑於現代社會（具體來說就是戰後聯邦德國社會）的成立，去探問其如何自我理解（這是一種「精細加工／仔細闡述」而非「建構」的工作），因為所有在它成立之前的德意志傳統下各種構建性的宏大傳承，都已因奧斯維辛（Auschwitz）而不得復返——聯邦德國就是一場斷捨過去德意志國（Deutsches Reich）一切宏大傳承的、永恆的自我質疑與追問。

或許也因如此，拿哈伯瑪斯與德國觀念論的先哲們對照，就顯得特別有意思。德國觀念論可說是「時代診斷」（Zeitdiagnose）與基礎哲學（Fundamentalphilosophie）的結合，亦即將時代的自我理解往基礎延展，直到它本身成為可以廣包一切、為一切奠基的體系，於是乎「世界」彷彿被照著「德意志」的時代精神來理解、被德意志化了。

反之，對哈伯瑪斯而言，時代診斷是他一生的旨趣，然而卻以一種十分克制的方式與哲學工作結合，從而使得對「德意志」的理解被對「世界」的理解所取代，成為一種普世化的德國——也就是德意志聯邦共和國。

然而，哈伯瑪斯退場後的聯邦德國，對哈伯瑪斯這位聯邦德國哲學大師的興趣能延續多久？這也許是很多人都想問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