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論證一個民族的存在？薩依德《論巴勒斯坦》的民族自決與「一國方案」

編按：本文為《轉角國際》專欄作者包修平替《論巴勒斯坦》中文版（2025，黑體文化）撰寫之推薦序，原文題名〈巴勒斯坦研究的經典著作：愛德華・薩依德的《論巴勒斯坦》〉

2023年10月7日，加薩的哈瑪斯軍事部門卡薩姆旅（al-Qassam Brigades）對以色列發動「阿克薩洪水行動」（Operation Al-Aqsa Flood），造成1000多名以色列人死亡，並綁架200多名人質。此舉震驚全球，西方大國與全球北方國家紛紛向以色列表達慰問，並一致譴責哈瑪斯破壞中東和平。這種壓倒性的回應似乎傳達一種明確的信號：唯有支持以色列徹底打擊哈瑪斯，「以巴衝突」才能獲得解決。

然而，2年過去，在以色列所謂「自衛」的軍事行動下，加薩已淪為人間煉獄，絕大多數的房舍夷為平地，罹難者中超過7成為婦女與兒童。在以色列長期封鎖與佔領之下，加薩更陷入飢荒狀態。除了各國民間持續發起聲援巴勒斯坦的行動外，英國與法國等以色列的傳統盟友亦公開批評其軍事行動，甚至在聯合國大會上承認巴勒斯坦國。

10月7日事件堪稱2年來最重要的國際大事之一，其討論熱度絲毫不亞於俄烏戰爭。然而，對於該事件的性質存在截然不同的詮釋。支持以色列的一方認為，哈瑪斯是徹底的恐怖組織，必須予以剿滅，並同時打擊與其相關的軍事團體（如黎巴嫩的真主黨、葉門的胡塞組織），以及背後支持的國家（如伊朗），方能確保以色列的安全。另一方面，聲援巴勒斯坦的人士主張，10月7日事件必須放在歷史脈絡中理解。自1948年以色列建國以來，對巴勒斯坦人的驅離、迫害，以及對領土的長期佔領，才是導致此次事件爆發的根源。

身為一名大學歷史系教師，深知歷史學強調必須依據一手史料以探究事實真相，並做出相對客觀的評判。因此，歷史學者往往不會輕易評論正發生的事件，而是待時間推移，隨著官方檔案的解密或完整調查報告的出爐之後，方能對重大事件「蓋棺論定」。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一些西方知名的歷史學者如拉什德．哈利迪（Rashid Khalidi）、伊蘭．帕佩（Ilan Pappé）與阿維．施萊姆（Avi Shlaim）則秉持「公共知識分子」的責任，積極參與有關10月7日事件的公共討論。他們憑藉多年研究成果與對中東局勢的長期關注，透過媒體專訪、各地演講及著書立論，提出獨到的觀點，並對西方學界及社會輿論產生深遠的影響。

巴勒斯坦研究的基石

近10多年來，西方學界逐漸興起「巴勒斯坦研究」（Palestine Studies）。美國的哥倫比亞大學與布朗大學，以及英國的亞非學院及埃克塞特大學，皆設有相關研究中心或研究計畫。所謂巴勒斯坦研究，主要聚焦巴勒斯坦問題的歷史根源、發展脈絡，以及未來可能的解決方案。若論此一領域的先驅，美籍巴勒斯坦學者愛德華．薩依德無疑是代表人物之一。他於1979年出版的《論巴勒斯坦》（The Question of Palestine），至今仍被視為巴勒斯坦研究領域的經典著作。

1935年，薩依德出生於耶路撒冷的一個巴勒斯坦基督教家庭，15歲時隨父親移民美國。他先後在普林斯頓大學完成學士學位，並於哈佛大學取得碩士與博士學位。1963年，薩依德尚未完成博士學業，便受聘於哥倫比亞大學英語及比較文學系，並在該校任教直至2003年逝世。

薩依德早期的研究重心為19世紀英文文學，但1967年的「六日戰爭」徹底改變了他的人生軌跡。以色列先發制人，迅速佔領耶路撒冷、西岸、加薩、西奈半島與戈蘭高地。此戰不僅重塑中東格局，也深刻影響美國的政治輿論。特別是薩依德所處的紐約，知識界普遍傾向支持以色列，這促使他更加關注巴勒斯坦問題。

1970年，薩依德發表〈被描繪的阿拉伯人〉（The Arab Portrayed），雖僅6頁，卻展現其深刻的民族認同。他批判美國媒體將以色列塑造成英雄，而將阿拉伯人刻畫為歇斯底里與落後的暴徒。他強調，巴勒斯坦人並非無主之地的遊牧群體，而是長久定居於此、擁有文明與社會組織的民族。然而，當他們抵抗以色列的佔領時，輿論卻習慣以「恐怖分子」的標籤加以貶抑。

薩依德的觀點於1979年集結成書，即《論巴勒斯坦》。在書中，他系統性地提出三大主題：其一，巴勒斯坦人是否存在；其二，以色列立國背後的意識形態；其三，巴勒斯坦人的民族自決。

19世紀的西方旅行者常以「野蠻」及「未開化」等語彙描繪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這種視角深刻影響了猶太復國主義者，使其將巴勒斯坦描述為「無人之地」。薩依德則反駁此一說法，指出在1948年以色列建國前，當地早已存在大量居民。他們以阿拉伯語為母語，主要為遜尼穆斯林，亦包含基督徒、德魯茲與什葉穆斯林。當時約6成以上的人以農業為主，分布於數百個村落；而耶路撒冷、納布盧斯、雅法與海法等城市則是文化與社會的重鎮。

在英國託管時期（1920～1948），巴勒斯坦知識分子早已組織政治團體，呼籲建國並公開反對猶太復國主義的殖民計畫。1917年英國的《貝爾福宣言》鼓舞了猶太復國主義運動，卻也同時預示著數十萬巴勒斯坦人將被迫流離失所。薩依德指出，所謂猶太民族家園的概念，本質上隱含著對巴勒斯坦人口的「移轉」。

薩依德指出，猶太復國主義深受種族主義與殖民主義影響，其建國計畫需透過驅逐巴勒斯坦人為前提才能實現。他引用猶太國家基金負責人韋茨（Joseph Weitz）的話，直言這片土地無法容納兩個民族，因此阿拉伯人必須離開。1947年英國撤離後，猶太武裝力量把握權力真空的時機，展開大規模的「移轉」行動：摧毀逾500個村落，清空11座城市，迫使近8成巴勒斯坦人成為難民。僅少數留下者則被納入軍事統治。

這段歷史揭示，以色列的誕生並非單純的建國，而是伴隨著另一民族的驅逐、社會結構的瓦解與集體的流離失所。

1949年停火後，以色列已控制78％的巴勒斯坦土地。對猶太人而言，這象徵著擺脫長久的迫害、並最終獲得一塊安身之地；但對巴勒斯坦人來說，卻意味著建國的夢想破碎與社會基礎的徹底瓦解。自1950年代起，大量流亡海外的巴勒斯坦青年紛紛組織游擊運動，其中以阿拉法特（Yasser Arafat）領導的法塔（Al-Fateh）最為突出。1968年的武裝行動雖付出慘重代價，卻使阿拉法特與法塔迅速崛起，並成為阿拉伯世界抵抗以色列的象徵。

1969年，阿拉法特出任巴勒斯坦解放組織（PLO）主席，逐步整合各派力量，並建立涵蓋議會、軍事、教育與社會機構的完整組織架構。自1977年起，薩依德亦以獨立委員身分參與PLO民族議會，提供知識與策略上的建言。

1979年《論巴勒斯坦》出版後，薩依德持續投身公共論述，並撰寫大量與巴勒斯坦問題相關的文章與學術著作，其中的重要作品包含《責怪受害者：偽學術與巴勒斯坦問題》（Blaming the Victims: Spurious Scholarship and the Palestinian Question）、《遭剝奪的政治：巴勒斯坦自決的掙扎》（The Politics of Dispossession: The Struggle for Palestinian Self-Determination, 1969-1994）、《和平進程的終結：奧斯陸協議及其後》（The End of the Peace Process: Oslo and After）與《從奧斯陸到伊拉克與路線圖》（From Oslo to Iraq and the Road Map）等重要著作。這些著作不僅延續《論巴勒斯坦》的核心關懷，更進一步揭示猶太復國主義對巴勒斯坦人所造成的結構性傷害。

然而，一味批評猶太復國主義並非薩依德的最終目的，他始終期盼巴勒斯坦人與猶太人能真正達成和解。他在晚年提出「一國方案」的構想，主張巴勒斯坦人與猶太人應在平等權利的前提上，共同建立一個不以種族劃界，而以公民理念為基石的國家。

從巴勒斯坦到「東方主義」

即使薩依德在2003年因白血病辭世，他對巴勒斯坦問題的見解至今仍具極高的參考價值。在世期間，他經常與以色列學者保持交流。本文前面提及的兩位以色列歷史學者：帕佩與施萊姆都曾承認薩依德的思想對其研究有所啟發。

例如，帕佩指出，薩依德對1948年事件的歷史觀為他早期的檔案研究提供重要啟示。他在2006年出版的《巴勒斯坦種族清洗》（The Ethnic Cleansing of Palestine），便透過以色列解密的軍事檔案，更有系統地揭露巴勒斯坦人遭集體「移轉」的歷史真相。至於施萊姆則讚賞薩依德的洞察力，並在一次專訪坦言，薩依德早在1993年便已洞悉「和平進程」的假象，而他自己當時仍天真地相信和平是不可逆轉的。

薩依德在巴勒斯坦人心中的學術地位無庸置疑。被譽為巴勒斯坦問題研究首席的哈利迪教授，曾撰寫長文全面回顧薩依德的影響力。他表示，薩依德的大量著作不僅針對學術同儕，也面向廣大的讀者群。透過長期的著述與積極的公共參與，薩依德使北美社會更廣泛地理解巴勒斯坦問題的重要性，同時也贏得全球各地的高度認同。不過，薩依德的直言不諱，也使他在學術界、媒體及其他領域樹立強大的敵人。儘管如此，他在過世之後所留下的思想遺產，並未因這些敵意而削弱，反而凸顯其觀點的迫切性與當代意義。

薩依德的影響力並不局限於巴勒斯坦研究，更在西方的中東研究（Middle East Studies）引發一場典範式的轉變（Paradigm Shift）。這種轉變與他於1978年出版的《東方主義》（Orientalism）密切相關。該書主要檢視自19世紀以來，英國、法國與美國如何建構一套帶有霸權式的伊斯蘭與中東知識體系，並進一步影響各國的政治及社會。不過，這套知識並非完全客觀，而是隱含權力支配與二元對立的世界觀：西方被視為文明、民主及人權的象徵；非西方則被描述為落後、專制與暴力的存在。薩依德在《東方主義》中曾明言其寫作動機：

我自身在這些問題上的經歷，正是促使我撰寫本書的部分原因。身為一名生活在西方，尤其是在美國的阿拉伯巴勒斯坦人，其處境令人沮喪。這裡幾乎存在一致的共識：在政治上，他根本不存在；即便被承認存在，也只是被視為一種麻煩，或者僅僅是一個「東方人」。針對阿拉伯人或穆斯林的種族主義、文化刻板印象、政治帝國主義以及去人性化的意識形態，編織成一張極為強大的網絡，而每一位巴勒斯坦人都會感受到這張網，彷彿這就是獨特而殘酷的宿命。

更糟的是，他還不得不注意到，在美國，沒有任何一位學術上專注近東研究的學者——也就是「東方學者」曾在文化與政治上完全、全心全意地認同阿拉伯人；的確，或許存在某種程度的同情或認同，但從未出現過如自由派美國人對猶太復國主義那樣「被接受的」形式。

薩依德在《東方主義》中的寫作關懷，在隔年出版的《論巴勒斯坦》中獲得具體展現。《論巴勒斯坦》問世至今已逾40年，巴勒斯坦早已成為國際研究的重要議題，不再如薩依德當年所言是乏人問津的話題。當前投入相關研究的學者，來自歷史學、文學、社會學、政治學、人類學及文化研究等多元領域。即使學者們所屬學科各異，但對巴勒斯坦問題已逐漸形成一套清晰的理解框架，例如從種族清洗、種族隔離或定居者殖民主義的角度，作為解釋以色列與巴勒斯坦人之間長期存在的極度不對稱關係。因此，毫不誇張地說，薩依德長年的著述與公共參與，為今日的巴勒斯坦研究奠定深厚基礎。

薩依德在2003年辭世後，巴勒斯坦問題歷經劇烈變動。他或許難以想像，到了2023年10月7日之後，猶太復國主義政權對加薩展開的「種族滅絕」、在西岸推行的「種族清洗」，以及對黎巴嫩、葉門、敘利亞、伊拉克、伊朗、卡達等地的連番轟炸，已遠遠超出絕大多數人所能忍受的範圍。

即使如此，掌握權力者或依附權力者仍沿用19世紀晚期的種族主義論述，以此合理化甚至美化加害者的行為。在此脈絡下，薩依德的《論巴勒斯坦》並未因出版年限久遠而失去價值。相反地，其理論框架至今仍為抵抗者提供關鍵的思想資源，並構成具說服力的論述基礎。

《論巴勒斯坦：薩依德闡述巴勒斯坦和以巴衝突的經典》

作者：塔米・安薩里（Tamim Ansary）

譯者：劉羿宏

出版社：黑體文化

出版日期：2025/11/26

內容簡介：20世紀最具影響力的公共知識分子、後殖民思想家愛德華．薩依德，寫下第一本完整闡述現代巴勒斯坦經驗的經典──《論巴勒斯坦》，揭示了巴勒斯坦民族的歷史、巴勒斯坦人面對猶太復國主義時的創傷與掙扎，並剖析以色列立國意識形態與帝國主義、種族主義的關聯，駁斥西方對巴勒斯坦和阿拉伯人的再現，進而提出化解以巴衝突的方案。如今，以巴衝突仍不見盡頭，巴勒斯坦的自決遙不可及之際，這本書的深刻洞見與關懷仍照亮著現實。

責任編輯／王穎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