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隔9,000多公里的歷史映照：台灣與希臘走過獨裁威權的近現代史對話

2024年8月下旬的一個傍晚，我步出希臘北部大城賽薩洛尼基的機場大門，立刻感到熟悉的濕悶空氣——那與臺北或京都夏夜的濕度十足相似——準備參加聚焦歷史與國際關係議題的夏日學校。

初訪希臘，這個國家給我的印象與長期居住的臺灣、日本，或是曾經造訪的德國不太一樣。日本與德國因為二戰戰敗的歷史，在公共場所展現國旗等國家符號相對克制。臺灣則是因為國家認同問題，導致中華民國國旗雖然可見於學校等公家機關，但也說不上是隨處可見。

相較於此，希臘國旗滿佈希臘的城市與鄉鎮。博物館、大學、廣場、港口、希臘正教的教會門口，乃至一般民宅，隨處可見隨風飄揚的藍白色希臘國旗。這對於長期居於臺灣與日本的我來說，不掩飾地展現對國家的自豪，反而是滿新鮮的景象。

待在希臘期間，我有機會與當地的學生們聊聊彼此的國家、故鄉的過去與現在。這些學生大多來自希臘當地，也有來自中東歐，乃至大西洋另一端的美國學生。談話之間，我們意外發現臺灣與希臘即使位於歐亞大陸兩側，但彼此的近現代史其實有著意想不到的類似性，特別是在歷史中「黑暗」的那一面更是如此。也因此想藉這個機會，分享我在希臘旅途中見聞的黑暗歷史，並聊聊希臘歷史與臺灣之間的相似與不同之處。

希臘的黑暗歷史

十九世紀初期的希臘已經在鄂圖曼帝國統治下長達數百年。不過，來自美國與法國革命的思想深刻影響著這時的希臘，當地的知識份子也懷抱著對新國家的理想，讓希臘在經歷1821年至1832年的獨立戰爭後，終於成為國際承認的主權國家。然而，獨立後的希臘仍深陷分裂之中——王黨派與共和派、左派與右派之間的對立不斷，讓希臘每逢世界大戰就會出現內亂或內戰。

納粹德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佔領希臘，迫使當時希臘的軍事獨裁政府流亡海外。與此同時，由希臘共產黨組織的希臘人民解放軍（ELAS/ΕΛΑΣ）在希臘境內領導抵抗運動，對抗納粹德國的佔領統治。1944年10月，隨著德軍撤出希臘，轉而回防本土，雅典終於獲得解放，大批民眾走上街頭慶祝，揮舞著同盟國與希臘國旗，以及希臘人民解放軍的旗幟。

不久後，英國軍隊與其支持的希臘流亡政府進駐雅典，要求希臘共產黨解散人民解放軍。希臘共產黨與流亡政府一度達成協議，但希臘共產黨卻在1946年重啟武裝革命，組成希臘民主軍，與政府的國民軍展開戰鬥。最後在美國的直接介入下，反共的國民軍取得勝利，殘餘的民主軍逃往鄰國阿爾巴尼亞。不過戰爭雖然結束，卻也留下傷痕——因為國民軍和民主軍在這場內戰中，都曾經作出嚴重違反人權的行為。

1950年代，在內戰中獲勝的右派政權嚴密監控左派人士，不僅否定他們在納粹佔領時期的抗戰行動，還將兩萬名共產黨員流放到愛琴海上的吉亞羅斯島（Gyaros）隔離監禁。這些吉亞羅斯島上的囚犯被迫親手建造關押自己的監獄，許多人死於飢餓或酷熱。這座監獄的可怕，讓吉亞羅斯島在內戰時期被稱為「地中海的達豪集中營」，直到1953年才在國際社會的譴責下宣布關閉。

然而，當希臘進入軍事獨裁（1967-1974年）後，希臘政府再度啟用吉亞羅斯島上的監獄，並將許多政治異議者送往此處，當中包括了女性，甚至是孕婦，直到1974年獨裁政權瓦解為止。

希臘獨裁政權垮台能在1974年垮台，就要提到雅典理工學院在1973年底的抗爭。當時學生與民眾聚集在雅典理工學院抗議，要求結束軍事獨裁統治。政府派出軍隊鎮壓百姓，導致許多民眾喪生，但這場抗爭也點燃希臘民主化的導火線，成為軍事政權垮台的開端。

面對軍事獨裁的過去

今日的希臘社會，對1967至1974年的軍事獨裁有相對一致的評價。雖然仍有少數人懷念那段時期的「穩定」與經濟成長，但大多數的希臘人仍將軍事獨裁時期視為希臘的黑暗時代。獨裁政權鎮壓雅典理工大學的那一天成了國定紀念日，雅典的自由公園內也設立了「反獨裁與民主抵抗博物館」（Museum of Anti-Dictatorship and Democratic Resistance），紀念獨裁政權下的犧牲者。

我在雅典停留時參觀了這座博物館。博物館是在雅典市政府監督下，由曾經遭到監禁或流放的抵抗者組織負責營運。博物館建物本身也格具意涵：這棟石造的建築物曾經是希臘軍事警察特別調查部（E.A.T.-E.S.A.）的營舍。博物館中保留了當年的鐵窗與牢房，是過去審訊、拷問、囚禁政治犯的現場。

牢房與柵欄帶來的壓抑氣氛，不禁讓我聯想到臺灣的警備總司令部軍法處看守所（即景美看守所，現今的國家人權博物館白色恐怖景美紀念園區），以及東德的史塔西監獄博物館。尤其是館內的磨石子地板，以及漆上藍綠色油漆的大門，更是與景美看守所極為相似。

反獨裁與民主抵抗博物館的展覽內容包括：軍事政變、逮捕與拷問、流放離島、監獄生活，以及1973年雅典理工大學起義與犧牲者的故事。令我印象深刻的是，館內牆上展示著25位理工大學起義罹難者照片。此外，館內還列出了全希臘境內曾關押過政治犯的監獄列表。

在展覽內容中，我特別被幾張女性政治犯微笑面對鏡頭的照片給觸動。若非導覽者的介紹，我無法想像這些微笑的女性是身陷囹圄的人。導覽者說，微笑是她們唯一能對抗暴政的方式。聽到導覽者的說明，我不禁想到在臺灣的白色恐怖時期，有些即將被處決的政治犯選擇以笑容面對獨裁者的鏡頭。這種跨越時空的相似，令我不寒而慄。

這座博物館雖然不大，但明確展現了面對黑暗歷史的意圖。展覽的敘事脈絡與臺灣國家人權博物館強調的「自由對抗獨裁」相似。然而，反獨裁與民主抵抗博物館相較於雅典國家考古博物館或衛城博物館等國家級博物館，這座不在市中心的小博物館，似乎並非政府有意大力宣傳之處。這也讓我想到，吉亞羅斯島不像綠島，臺灣政府積極整修綠島監獄並將其納入人權博物館體系，吉亞羅斯島的監獄如今仍然荒廢。這似乎反映出兩國政府對於「離島監獄」的歷史意義有著不同的理解。

常設展之外，一旁正巧舉行著名為「異托邦的物種：從艾利斯島到萊羅斯島」（Species of Heterotopia: From Ellis Island to Leros Island）的攝影展。該展由就讀巴黎第一大學博士班的藝術家尼圖什．安圖西（Nitouche Anthouss）創作，藉由攝影作品呈現美國紐約港邊的艾麗斯島與希臘萊羅斯島之間同為「異托邦」的可比性。艾麗斯島位於自由女神像旁，曾是移民抵達美國的首站，也曾用來關押待遣返移民。萊羅斯島則是希臘另外一座曾經作為關押政治犯、精神病患者與中東難民的島嶼。

我與正好在展場的尼圖什對談時，她指出這兩座島嶼的迷人之處在於，它們都是收容社會認定的「異類」的地方——無論這些異類是移民、難民、精神病患者，或是政治犯。這些被稱為「異托邦」的地方往往與社會其他部分隔絕，如同這兩座島（或許還可以加上綠島）與陸地之間隔著大海一樣。尼圖什說，創作這些攝影作品的用意在於紀錄並暴露國家權力的運作痕跡，即使這個旅程往往帶有一些使人憂鬱的情緒。

內戰創傷與和解的困難

相較於對軍事獨裁時期的明確反思，希臘對內戰的紀念則顯得格外謹慎。例如，希臘全國唯一與內戰相關的紀念設施「國立和解公園」（National Reconciliation Park）位於阿爾巴尼亞邊境、遠離雅典的山區，就能看出這種傾向。

歷史學者拉伊蒙多斯・阿爾瓦諾斯（Ραϋμόνδος Αλβανός）在其著作中指出，內戰是近代希臘史上最悲慘的事件之一，無數家庭因此分裂，兄弟反目、親人自相殘殺。而希臘在軍事獨裁政權崩潰後，新政府雖然承認共產黨在抗德戰爭中的貢獻，並恢復共產黨的合法地位，但對於如何記憶這場內戰仍是以「遺忘」作為達成社會和解的手段。

對此，阿爾瓦諾斯認為，即使在希臘缺少公開的討論，內戰的痛苦仍然烙印在個人與家庭記憶之中，而其記憶也透過家庭傳承而延續。在這種記憶之中，左派與右派都把自己視為「受害者」，而這種單一化的受害者意識鞏固了早已存在的對立，甚至可能助長極端言論，不利於邁向真正的共存與理解。

阿爾瓦諾斯提醒，作為純粹受害者的歷史認識往往不完全符合歷史事實。事實上，希臘在內戰期間，左翼與右翼雙方都曾犯下嚴重的非人道行為。他主張，唯有嘗試理解對方的觀點，才有機會化解偏見與敵意。若將歷史中的人簡化為立場標籤，往往會遮蔽更複雜的現實：政治信念並不必然等同於背叛，而愛國也從來不只存在於單一陣營之中。唯有放下這種二元對立，社會才能真正邁向共存與寬容。

藉由觀察希臘內戰的歷史與記憶，阿爾瓦諾斯認為，和解不是遺忘，也不是原諒一切，而是一段艱難而漫長的學習過程。和解讓我們能聆聽他人的痛苦，正視曾經發生的錯誤與暴力，讓悲傷得以被感受，並讓寬恕成為可能；而寬恕意味著，當我們承認罪行存在的同時，必須放下仇恨與憤怒，才能讓歷史不再以報復的形式反覆重演。也就是說，阿爾瓦諾斯認為希臘對內戰記憶的處理，仍處於起步階段。

希臘與臺灣，分屬兩地卻又如此相似

在與希臘朋友討論歷史或參觀當地的博物館時，我總會想到臺灣。儘管兩地相距遙遠，但臺灣與希臘在二十世紀之中，皆經歷過戰爭、內戰、屠殺、軍事獨裁、人權迫害與民主化。即使分屬歐亞大陸的兩側，二戰戰火與冷戰陰影都曾籠罩著這兩片美麗的土地。

特別是在軍事獨裁統治時期，臺灣和希臘兩地的獨裁者都曾利用（理應用來對付外敵的）軍事情報機構來抓捕、刑求國內的異議人士，並且將抓捕到的政治犯流放到海上孤島。就連逼迫政治犯動手蓋即將關押自己的監獄一事，無論是在愛琴海上的吉亞羅斯島或是太平洋上的綠島，手法都如出一轍，天底下獨裁者的手段竟是如此（令人不適的）相似。

與此相對，希臘與臺灣的政治犯面對獨裁者的監獄或槍口時面露的笑容，更是讓我深有感觸。假設希臘與臺灣的政治犯並不知道彼此的存在，那他們露出的笑容，應該可以說是反映出面對極權政府時，手無寸鐵的人可能展現的共同行為吧。

此外，臺灣與希臘在面對過往歷史時，都呈現出在不同族群之間——或者說是擁有不同歷史經驗與記憶的人們之間——彼此對話、相互理解進而和解有多麼困難。臺灣社會對於二二八事件或白色恐怖的定位與評價仍然分歧，並往往因此發生爭執。希臘雖然對軍事獨裁的歷史採取批判態度，但又不太願意面對內戰的過往。該如何面對歷史的黑暗面，仍然是每個社會共通的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