隱形的風險？從長榮空服員倒下，看航空業「懲罰文化」下的慢性疲勞與飛安問題

※ 本文作者為前空服員，曾受過完整飛航安全訓練

2025年9月22日，長榮航空一名34歲孫姓空服員抱病執行為期4天航班任務，返台後就醫住院，卻不幸在16天後離世。長榮航空企業工會指控公司經常違反勞動法律，考勤制度致使空服員請假後必須面對「懲罰性班表」、影響考核，因此導致許多空服員身體不舒服，仍不敢請假，勉強上機工作。

交通部民用航空局長何淑萍10月20日重申「空服員與飛安息息相關」，強調空服員與航空業從業人員一樣，都在第一線守護飛安，在高壓及變動的環境下，需具備專業度，身心狀況更是維繫飛安的重要環節，所有民航業者都應對組員的身心狀況保持必要且高度的關注。

長榮組員離世事件引發公眾憤怒，質疑惡劣的勞動環境、排班與出缺勤制度，是否為導致悲劇發生的根源？當社會以勞權視角為機組人員發聲、提出改善勞動條件訴求的同時，我們也能從許多研究中也可發現，機組人員（即機師與空服員）身心健康與飛航安全息息相關。

本文將仔細爬梳航空業普遍存在的「懲罰性文化」，以及這種管理風氣將如何間接影響到飛航安全，並可能危害到乘客安全。

空服員健康之於飛安的重要性

機組人員是飛航安全的第一道防線。日常航班中除了服務，還必須應對脫序行為乘客，若有生病或受傷乘客要及時給予救助，這些都是機組人員的基本工作。起飛及降落更是一段航班中攸關旅客生命安全的最重要階段，若不幸發生事故，機組人員必須把握在黃金90秒時間內進行各種專業判斷，甚至在啟動疏散前，就做好全面盤算。

例如，在敦促乘客冷靜的同時，必須同步觀察視線範圍內走道上是否有障礙物、機外環境是陸地或水域也有截然不同的疏散規定、必須各自負責監控守護的艙門是否符合所有安全開門條件等等。啟動疏散程序後，還必須一字不漏地大聲喊出當班機種的逃生口令。上述這些除了仰賴專業飛航安全訓練，更依賴當下精準的觀察力與判斷力。

「疲勞」（Fatigue）就是其中一項會影響機組人員觀察力與判斷力的關鍵因素。

關於「疲勞」的定義，各個業界略有不同，航空業主要採納國際民用航空組織（ICAO）的版本，即機組人員「因睡眠不足、長時間被迫清醒、晝夜作息混亂或工作負荷過大，導致精神或身體表現能力下降的生理狀態，可能會降低警覺、判斷力，及影響執行安全職責能力」。

過去20年中，有21%至23%重大航空事故調查曾指出，疲勞是導致空難的可能原因之一。而對於空服員而言，疲勞雖不像對飛行員那樣直接影響飛行控制，但對客艙安全至關重要。

雖然鮮少出現因機組人員過度疲勞而直接導致的大型空難，但美國太空總署埃姆斯研究中心的航空學者早在2007年就留意到，機組人員過度疲勞容易對大腦認知功能產生影響，如果在潛在危機之下判斷力受到影響，將會對飛航安全產生疑慮。

以2024年1月2日的日航空難為例。當時日本航空（JAL）516班機與海上保安廳飛機相撞後，日航客機內的窗外出現火花，機艙中瞬間充滿煙霧。機上10名空服員必須當機立斷，在短短幾秒內評估「安全開門準則」，最後認定8個逃生門中僅使用3個逃生門疏散，在18分鐘內，機上379人（含12名機組人員）全數平安撤離。

在初步調查階段，已有專家大讚日航機組人員能在危急時刻把握黃金90秒、完成安全疏散指令是一項「令人難以置信的表現」——在黃金90秒鐘，若有任何一位空服員因過度疲勞影響判斷力，不慎打開當下不適合開啟的艙門，火勢就可能反撲客艙，引發憾事。（延伸閱讀：羽田機場的日航事故啟示：逃生黃金90秒，空服員與乘客該做什麼？）

疫後復甦卻犧牲掉員工健康？

即便企業高層也知道機組人員的健康對飛安相當重要，然而全球空服員勞動條件、健康狀況仍普遍惡化，也會導致空服員慢性過勞。

2024年瑞典醫學期刊「Journal of Air Transport Management」的《Ramp-up in the air》一文，曾針對歐洲航空業機組人員勞動條件進行研究。文中分析薪資變動、超時工作和勞資爭議如何影響空服員健康，間接成為飛航安全隱患。報告指出，47%的空服員覺得睡眠品質惡化，45%發現休息不足導致健康狀況下降，另外也有約50%的受訪空服員感到心理健康下降。尤其疫後航空業加速復甦、廉價航空公司日益崛起，各家航空公司加開許多凌晨12點至4點的「紅眼航班」與待命航班，使得機組人員面臨更長的工作時間，休息時數也遭到壓縮。

比利時根特大學的研究也發現，航空公司削減成本、追逐利潤的作法，相當於系統性地忽視安全，讓疲憊不堪的員工日益感到害怕、不敢質疑管理層。研究發現，42%的受訪機組人員認為，管理層優先考慮的是「排班」而非機上所有人員的安全。

此外，前述的瑞典醫學期刊也提到，近三分之一的飛行員和一半的空服員承認，有時自己的身體狀況並不適合飛行，但因為所屬公司的「懲罰性文化」，擔心請假會影響考績、選班和選假權益，更怕請假後下個月會被安排更加疲累的航班任務，因此常常硬撐上飛機工作。此外也有匿名空服員提到，即便長期以來疲憊不堪，明知處在不友善的勞動環境，仍逼使自己要簽下文件聲明自己身心健康、適合飛行。

精神動作警覺度測驗（PVT）經常用來評估超長程航班中機組人員的疲勞程度。紐西蘭醫療衛生科學家范登伯格（Dr Margo van den Berg）就曾使用PVT測驗，來評估空服員在複雜且要求嚴苛的操作中的表現。他在研究指出，空服員的工作負荷越高，在飛機下降頂點（Top of Descent）至落地的飛安關鍵階段時，指令操作錯誤率越高。

依照民航法規定，空服員的派遣人數和乘客數量及飛航中的職責（Duty）要求有關。舉例來說，當班飛機若有8個艙門就至少要派遣8位組員，外加主責廚房工作、客艙經理等管理職，就會需要10人以上，所以各個航班會有最適合的派遣人數。然而疫後航班增加，航空公司往往以最低人力、甚至「缺員」派遣——也就是只派遣和艙門數相同的機組員人數，而忽略其他人力需求。

范登伯格在報告中便坦言，雖然每個機組員對工作負荷認知不同，也會隨著不同任務難度、個人經驗和時間因素有不同認定，研究也難以推廣至缺員的狀況，或是沒有機上休息時數的短程航班，但機組員越疲勞、工作負荷就會越大，這都是不容忽視的重要因素。

改善空服員勞動環境的迫切性

雖然各家航空公司規定不同，但許多歐洲與澳洲的航空公司都有類似的管理風氣，不僅與長榮航空有雷同之處，也是台灣、甚至是全球空服界的常態。

例如，澳洲空服協會（FAAA）就曾在2024年5月31日國際空服員日這天，發起「疲勞行不通」（Fatigue Doesn’t Fly）倡議活動，抗議澳洲民航法規保障飛行員享有更多休息時數，但空服員沒有同等的保護。活動強調，當各大航空公司多年以來賺取豐厚營收，卻忽視機組人員的疲勞管理（fatigue management），即便專家早已提出許多證據，證明疲勞會對健康造成影響，多數大英國協成員國也都制定了飛行時間限制（Flight Time Limitation/FTL）以保護機組人員健康，但澳洲民航安全局擱置相關計畫超過十年。澳洲空服協會敦促政府制定公平的規章制度，也希望世界各地空服界能響應改善工作環境，共同提升飛航安全。

《Ramp-up in the air》的主要研究者——瑞典心理學家褔爾克（Filippa Folke）及臨床神經科學家梅林（Marika Melin）表示，空服員工作時間不規律，增加紅眼班、頻繁轉換時區、長時間值班，普遍睡眠不足和晝夜節律混亂，這些狀況長期下來可能嚴重影響身心健康。他們強調改善空服員勞動條件的迫切性，並建議企業應考量空服員最重要職責，做好空服員疲勞管理，才能避免乘客在航班中的安全風險。

回到台灣，2025年的長榮航空馬拉松活動在10月26日舉行，當天桃園市空服員職業工會的成員在象徵紅眼航班的清晨三點半，拿著白玫瑰和標語聚集在活動現場，呼籲長榮公司對空服員請假制度提出具體改革。這場「白玫瑰運動」感動了許多跑者，支持空服員「生命無價、請假無罪」。長榮孫姓組員不幸離世對公眾提出明確的警訊：犧牲空服員的身心健康，來換取表面上CP值更高、實則存在更多飛安風險的旅行經驗，真的值得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