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之興亡必有會計：《大查帳》讓政治領袖的財務責任無所遁形

2024/08/13 轉角選書

掌握帳簿就是掌握權力，會計制度與國家興衰之間有何關聯？圖為示意圖：1961年1月... — 掌握帳簿就是掌握權力，會計制度與國家興衰之間有何關聯？圖為示意圖：1961年1月11日，中華民國的司法節慶祝活動，開放民眾參觀台北監獄。其中有受刑人在學習撥打珠算的情景。圖／報系資料圖庫

▌本文為《大查帳：掌握帳簿就是掌握權力，會計制度與國家興衰的故事》（時報，2017）書摘

二○○八年九月，就在我即將完成一本和法國國王路易十四（Louis XIV）大名鼎鼎的財政大臣——讓–巴普蒂斯特．柯爾貝爾（Jean-Baptiste Colbert）有關的書時，發現了一件很了不起的東西：路易十四的黃金手抄本會計帳冊——柯爾貝爾命人製作了一些可讓太陽王隨身攜帶在外套口袋的小型黃金手抄本會計帳冊。從一六六一年起，路易十四每隔兩年都會收到一份記錄他的支出、收入及資產的新帳目。

在各國歷代的君王中，他是第一個擁有如此尊榮地位而又對會計那麼感興趣的人。所以，看起來這似乎是現代政治與財政當責的起點：一個國王為了隨時隨地能推算其王國的財務狀況而隨身攜帶他的帳目。

不過，令我同樣驚訝的是，這個實驗超級短命，沒多久就落幕了。一六八三年，柯爾貝爾一過世，向來喜歡發動昂貴戰爭又愛好奢華宮殿（如凡爾賽宮）的路易十四，馬上就放棄這個隨時關心帳務的習慣，因為在此時的路易眼中，那些會計帳冊已不再是有助於他成功治理國家的工具，而是彰顯他是一個失敗的國王的證據，因為長年的征戰與奢華的生活，導致他身陷赤字的泥淖，這些帳冊只會讓他入不敷出的問題更顯得無所遁形。

儘管早年路易十四一手打造了一套會計與財政當責制度，但此刻的他卻開始摧毀這個王國的中央行政管理體制。他的半途而廢導致柯爾貝爾一手規劃的模式徹底遭到破壞，從此以後，每個部會的帳冊不再統一，清晰的中央登記簿也不復存在，當然，各部會也因此無從針對國王的財政管理提出有效的批評，甚至完全無法了解整個王國的財政狀況。

如果優良的會計方法能有效敦促主其事者在財務狀態不佳時誠實面對真相，此時的路易十四似乎寧可漠視這個優良的辦法。從他的名句「朕即國家，國家即朕」便可見他不是隨便說說的。自此「國家正常運作」的訴求再也無法凌駕他的個人意志。直到一七一五年，臨終前的路易才終於承認，他的揮霍無度實質上已讓法國破產。

直到一七一五年，臨終前的路易才終於承認，他的揮霍無度實質上已讓法國破產。圖為... — 直到一七一五年，臨終前的路易才終於承認，他的揮霍無度實質上已讓法國破產。圖為1667年的路易十四繪畫。圖／維基共享

玩味著太陽王的黃金筆記本，我深深感覺到它絕對不只是某種古代遺跡，更是一個意義深遠的寓言故事。事實上，路易十四盛極而衰的故事看來似曾相識，因為就在二○○八年九月的那個星期，一個相似到驚人的狀況發生了：在雷曼兄弟銀行（Lehman Brothers Bank）倒閉事件的醞釀過程中，也出現了相當雷同的情節。

曾幾何時，一度被視為美國與世界資本主義不朽企業的雷曼兄弟，幾乎在瞬間變成一座海市蜃樓。一如藉由扼殺政府優良會計制度以獨攬大權的路易十四，美國的投資銀行從業人員也藉由假造帳冊（透過交易估值過高的次級房貸和信用違約交換credit default swap），賺走了數不清的財富，儘管他們任職的企業因此而被摧毀。會計師和監理機關向來假設這個金融體系是健全的，但直到這一刻，世人才終於發現它的設計一開始就隱含機能上的缺陷。

如果路易十四寧可假裝不知帳務狀況，那麼華爾街及其監理單位似乎也是刻意漠視當時正威脅著整個金融體系的腐敗現象。紐約聯邦準備銀行（New York Federal Reserve）董事長提摩西．蓋特納（Timothy Geithner）理當至少擁有相當專業的金融市場知識，但他似乎也不知道（或不完全知道）距離他辦公室幾個街區外的雷曼兄弟究竟在搞些什麼名堂。

證券暨交易委員會（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簡稱SEC）的責任是要強制企業落實良善的會計作業，但它似乎也和蓋特納一樣，沒有察覺到雷曼兄弟的問題。四大會計公司——德勤（Deloitte）、安永（Ernst & Young）、安侯建業（KPMG）與資誠聯合（PricewaterhouseCoopers）也不例外。

看起來，似乎沒有人認真查核過這家銀行的帳冊，因為他們都沒有注意到雷曼兄弟竟為了掩飾無力償債的問題，而利用會計舞弊手段來竄改公司帳目。

荷蘭畫家馬里努斯（Marinus Claeszoon van Reymerswa... — 荷蘭畫家馬里努斯（Marinus Claeszoon van Reymerswaele）版本的繪畫：《放款人和他的妻子》（The Money-lender and His Wife）圖／維基共享

因惡性簿記作業而遭受金融危機威脅的不只是銀行業，六年後，美國、歐洲國家和中國等主要國家先後面臨了更大規模的潛在會計與當責危機。從各地不透明的銀行，到希臘、葡萄牙、西班牙與義大利的主權債務，乃至世界各地的地方政府融資活動，每個債務實體的資產負債表、負債水準及退休負債報告，看起來都大有問題。

民間查帳機構和公共監理機關的步調也永遠慢半拍。舉個例子，正當我們最需要謹慎的查核報告來評估資產負債表的同時，美國證交會卻還是因為資金嚴重不足，做起事來綁手綁腳，另外，政府的監理法規也導致四大會計公司積極查核企業帳冊的能力遭到箝制。

無論是民間或官方，鮮少人站出來呼籲重視財務當責文化薄弱的危險。雖然一方面有人抱怨銀行業完全沒受到懲罰；另一方面，卻也有人對政府擺明了干預華爾街的自由而表示某種憤慨。但無論如何，這段時間幾乎沒有人嚴肅討論什麼是財務當責、它要如何運作、它的來源，以及為何現代社會的政府與國民，似乎都無法或不願意要求企業或要求自己當責，結果導致社會經常性地發生財務當責乃至政治當責危機。

《大清算》一書就是要填補這個缺口。本書回顧過去七百年的時光，追溯財務當責的歷史，期盼能了解為何人類總是那麼難以實現理想中的財務當責。

會計是建構商業、國家與王國的基礎之一，它能幫助領導人打造政策，還能幫助領導人衡量他們的權力。然而，若會計作業不當或重要性遭到忽視，反而會讓人陷入毀滅的循環，一如二○○八年金融危機清楚呈現在我們眼前的慘況。

從文藝復興時期的義大利、西班牙王國與路易十四統治下的法國，再到荷蘭共和國、不列顛王國和早期的美國，便可清楚見到一個不變的事實：

會計與政治當責的效率，決定了一個社會的興盛和衰敗。

優良的會計作業能衍生一種必要程度的信賴感，協助建構穩定的政府與活力的資本主義社會；相反地，低劣的會計作業與隨之而來的逃避當責，則會引發金融混亂、經濟犯罪、人民暴動或更糟的結果，古今中外這樣的例子屢見不鮮——不管是在我們這個動輒發生數兆美元債務與巨大金融醜聞的時代，或是梅迪奇家族（Medici）主導下的佛羅倫斯、荷蘭的黃金時代以及不列顛王國的全盛時期，乃至一九二九年的華爾街等，無一例外。

自古以來，似乎只有在財務當責維持正常功能時，資本主義與政府才得以興盛繁榮並幸免於大型危機的傷害，可惜它正常運作的時間總是相對短暫。早在接近一千年前，世人就已懂得如何維持良好的會計作業，但如今很多金融機構與政權卻選擇不善加維護此一作業。

歷史上曾經繁華的成功社會，不僅是因為擁有豐富的會計與商業文化才興盛，更因為它們努力設法打造一個健全的道德與文化基礎架構，來處理人類在會計事務上常見的忽略、歪曲與失敗。

本書就是要檢視為何世人總是無法記取那樣一個簡單至極的教誨。

昆丁馬西斯（Quentin Massys）版本的繪畫：《放款人和他的妻子》。圖... — 昆丁馬西斯（Quentin Massys）版本的繪畫：《放款人和他的妻子》。圖／維基共享

歷史上第一批成功的資本主義社會，發展出成熟的會計系統以及和這個系統互相呼應的財政及政治當責。一三四○年時，熱那亞共和國（Republic of Genoa）的中央政府辦公室就記錄了一套大型登記簿。它透過複式分錄簿記法（double-entry bookkeeping，以下簡稱複式簿記法），詳盡記錄了整個城邦的財務。

會計讓人得以用一種徹底不同的方式來思考政治的正統性：擁有平衡帳冊的企業才是好企業，不僅如此，擁有平衡帳冊的政府才是好政府。身為海洋共和國的熱那亞，無時無刻都能掌握它的財務狀況，甚至能針對未來的困難擬訂計畫。可以想見，熱那亞人、威尼斯人、佛羅倫斯人和其他商人共和城邦（至少它們的執政階層）都能做到一定程度的當責。我們甚至可以將這個模式想像為現代政府的源頭：半理性（semirational）、井然有序且大致上勇於當責，儘管它聽起來有點理想化。

雖然這些政府都很成功，但事實證明，要長期維持一個當責的社會與政府，卻是知易行難。十六世紀時，由於義大利各共和城邦趨於衰敗，大君主國逐漸興起，世人對會計事務的興趣也日益消退。儘管此時的商人對複式分錄會計作業實務已越來越熟稔，但除了瑞士和荷蘭（這兩國是在君主國林立下僅存的共和主義堡壘），其他國家並未將會計視為一種政治管理工具。持平而言，在一四八○年至一七○○年文藝復興鼎盛時期與隨之興起的科學革命中，各國的國王確實多少曾投注一點心思在會計事務上。

例如英格蘭的愛德華七世（Edward Ⅶ）、西班牙的腓力二世（Philip Ⅱ）、奧地利女皇伊莉莎白一世（Elizabeth Ⅰ）、路易十四，以及日耳曼、瑞典及葡萄牙等國的國王，都曾培養檢視帳目的習慣，而且保留司庫（treasurer，即財政或出納人員）的編制和會計帳冊。但他們都沒有能力建構類似十四世紀熱那亞人與其他北義大利共和城邦那種國家級的複式分錄會計系統，更別說像那些共和城邦那麼謹慎地控管這套簿記系統了。

當然，這或許是因為他們內心壓根兒沒有懷抱這樣的自我期許；事實上，若想維持良好的國家分類帳，國王必須一肩承擔起維護平衡帳冊邏輯的責任，但儘管各國的君主戮力於行政管理改革，到頭來他們還是認為自己只需要對上帝當責，無須對記帳人員負責，而這就是君主政體與財務當責文化之間固有的內在衝突，這個衝突也正是導致歐洲地區幾個世紀以來反覆爆發金融危機的關鍵因素。

有史以來，人類總是反覆飽受各種金融危機威脅。圖為美國大蕭條時代的紐約街景。圖／... — 有史以來，人類總是反覆飽受各種金融危機威脅。圖為美國大蕭條時代的紐約街景。圖／美國國家檔案館

2010年倫敦佳士得拍賣中心的兩名員工，拿著已經破產的雷曼兄弟銀行的標誌。圖／... — 2010年倫敦佳士得拍賣中心的兩名員工，拿著已經破產的雷曼兄弟銀行的標誌。圖／路透社

在君主眼中，透明的會計作業是危險的，而且這樣的想法可能也是事實。一七八一年——也就是法國大革命爆發前八年——國王路易十六（Louis XVI）的財政大臣韋爾熱納伯爵（comte de Vergennes）就意識到，因介入美國獨立戰爭而背負了巨額債務的法國已形同跛腳；然而他也警告，絕對不能對外揭露國王的實際債務狀況，因為一旦公開揭露皇家的帳目，肯定會傷害君主政體一心追求的最關鍵目標：保密。

最終來說，韋爾熱納伯爵對財務黑洞的認識實屬淺薄，他根本不知道那時的法國其實已瀕臨破產；不過他對君主政體的觀點倒是一點也沒錯：公開帳冊等於是打開當責的防洪閘門，最後的局面將難以收拾。的確，從一七八○年代起，法國政治辯論圈有史以來頭一遭開始公開討論皇家帳目和整個王國的財務困境的嚴重性，而隨著這些辯論越來越白熱化，路易十六也漸漸喪失他身為帝王的部分神秘性。基於這一點以及其他眾多相關的原因，他最終被送上了斷頭台。

但即使是十九世紀名義上開放的民選政府，一樣經常無法切實當責。在十九世紀英格蘭統治整個王國並成為世界金融中心的那段期間，貪污和逃避當責的行為，也導致它陷入財政管理災難。此外，儘管美國在十九世紀期間謹慎設計了財務當責的機制，它同樣也先後深陷大型財務會計舞弊、醜聞與鍍金時代（Gilded Age）強盜大亨（robber baron，譯註：指十九世紀末藉由殘酷剝削手段而致富的美國資本家）等危機。綜觀歷史，我們找不到一套足以敦促國家堅定當責的完美模型。而即使到了當今的民主社會，無論是企業或政府，一樣想盡辦法逃避在財務層面上當責。

有史以來，人類總是反覆飽受各種金融危機威脅，不久之前，我們也才經歷過類似的處境；因此，此時此刻似乎是深入檢視金融當責史的絕佳時機。怪的是，很少史學家選擇這麼做；持平而言，過去確實有很多史學家曾深入檢視各國的金融史，但當中卻鮮少人承認「會計」與「當責」是決定各國興衰的關鍵要素。事實上，將複式分錄會計制度——真正屬於西方國家的發明——視為歐洲與美國經濟史的核心要素，似乎再自然也不過。

圖為2016年班艾佛列克（Ben Affleck）主演的《會計師》。時隔多年後，... — 圖為2016年班艾佛列克（Ben Affleck）主演的《會計師》。時隔多年後，這部以會計師為主角、牽扯國際金融犯罪的動作電影，預計將於2025年推出續集。圖／電影《會計師》劇照

透過會計與當責研究，我們便得以粗略了解歷史上眾多機構和社會的成敗歷程。每個人都知道，梅迪奇銀行、荷蘭的商業優勢和不列顛王國都曾盛極一時，但有目共睹的是，他們的成就早已被淹沒在歷史的洪流裡。由此可見，如果上述每一個實體或機構曾創造巨大的成就，那麼它們勢必也經歷了嚴重的衰退與失敗，而在它們的故事中，會計必定也扮演著核心的角色。

會計與當責之間微妙的相互作用，足以決定一家企業或甚至一個國家的命運，因此金融歷史不僅是記錄眾多週期性危機或趨勢的歷史，也是一段述說個人與社會和會計之間的故事；這個故事述說個人與社會如何一步步精於控制會計與文化生活之間的相互作用，但又如何經常失去這個能力，以至於意外陷入原本可迴避的金融危機（有時甚至是災難性危機）。歷經這段漫長的歷史，會計和財務當責終於漸漸成為世俗事務的一環，可惜世人依然難以輕鬆駕馭它們。不過令人驚嘆的是，即使已經過了七百年，中世紀時代義大利的會計發展史，為我們留下基本教誨，迄今依舊中肯：

「會計是創造財富與政治穩定的根本要件，但它極端困難、脆弱甚至危險。」